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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也表現(xiàn)在廣東交易所方面。居正詩云：“吾黨中心政策行，必從經(jīng)濟樹先聲，金融交易粗成就，百萬輸將始出兵�！盵1]1920年11月29日，孫中山在廣州重組軍政府，次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總統(tǒng)，任命居正為總統(tǒng)府參議，兼理國民黨本部事務(wù)。居正即利用外資，創(chuàng)辦廣東交易所及國民儲蓄銀行。曾撥借100萬元，用為出兵廣西的軍餉。同年6月10日，蔣介石日記云：“接靜江函，知粵交易所全數(shù)放棄，只留二萬股與吾輩。本黨作事如覺生者，誠令人齒冷，決無良好結(jié)果也。即復(fù)靜江函并致覺生書。”這則日記所涉及的史實目前也還難以完全厘清，但廣東交易所的股本既可以留出2萬股給上海的張、蔣等人，則其間的關(guān)系可想而知。

陳果夫回憶說：“當(dāng)時我們的招兵接洽機關(guān)，設(shè)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內(nèi)，掛了陳希曾經(jīng)紀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實在每天按時前去，暗中接見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2]據(jù)此可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還是國民黨人的一個特殊的聯(lián)絡(luò)站。

八　交易所生活對蔣介石的影響

蔣介石雖然出身鹽商家庭，但是，父親早故，家道中落，以后又留學(xué)日本，投身革命，可以說，是交易所的活動，才使蔣介石和商業(yè)、商人階層發(fā)生關(guān)系。

1920年1月24日，蔣介石日記云：“赴開元會議交易所選舉董事。商幫仍不能除把持與專制之惡習(xí)，大股份壓迫小股份，大多數(shù)壓迫小多數(shù)。舞私牟利，壟斷其間。小商人中，雖有達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籌，以致中國實業(yè)，日趨衰落，安得將此種奸商市儈，一掃而空之，以發(fā)榮社會經(jīng)濟也。”根據(jù)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章程，可設(shè)名譽議董15名，由有商業(yè)、工業(yè)學(xué)識，或有豐富之經(jīng)驗者擔(dān)任，和理事共同組成評議會[3]。但實際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辦時，只有名譽議董12人，為朱葆三、沈聯(lián)芳、顧馨一、姚紫若、項惠卿、徐慶云、邵聲濤、張綸卿、許松春、葉惠鈞、賈玉山、宋德宜[4]。蔣的這則日記可能反映的就是名譽董事的選舉過程。從中可以看出，蔣對上海商幫中的把持、壟斷、傾軋是極為不滿的。

蔣介石對上海商人的不滿和反感可以說貫徹他參與交易所活動的始終。如：

1921年6月12日日記云：“得煥廷、瑞霖各函，告知滬上商友操縱壟斷，伎倆百出，不勝憤憤。交易所各理事之營私舞弊，至于此極，殊非意料所及。爾來公私交迫，幾欲遠避塵俗，高隱山林，獨善其身，然而不可得也。”

1922年11月28日日記云：“中國商人，勢利之重，過于官僚，其狡獪狀態(tài)，見之疾首�！�

1923年2月3日日記云：“下午又因奸商妒忌，激忿異常，殊非其道。”

1923年8月3日日記云：“下午，琢堂、洽卿來談交易所事。商家之析利，心計險惡，令吾心甚難過。夜間又忽變卦，市儈誠可誅哉！”

上引各日日記，在在表現(xiàn)出蔣介石對“奸商”的強烈憤懣之情。“市儈誠可誅哉”一語，表現(xiàn)出他和葉琢堂、虞洽卿等人的關(guān)系已處于爆發(fā)的邊緣。

交易所的活動也使蔣介石了解到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困境。前文已經(jīng)提到，1920年6月，蔣介石剛剛決定拿出5000銀元，與陳果夫共同創(chuàng)辦友愛公司，就趕上國際金融風(fēng)潮，銀價大落�！渡陥蟆诽接戇@一突變原因時曾稱：“或謂系進口貨多結(jié)匯水，或謂某國有意外金融風(fēng)潮，或謂因西歷六月底解款，或謂某國銀礦有大批現(xiàn)銀放出之故，總之大上大落，華商之對外營業(yè)，受其影響不鮮也�！盵5]這一事件激發(fā)了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情緒。日記云：“銀價大落三日，賤六片士。金融機關(guān)，在外人之手，國人時受壓榨，可嘆也�！盵6]

經(jīng)營交易所的失利增強了蔣介石的社會改造思想。1920年12月，他自覺“矜張自肆，暴躁不堪，對于社會厭惡更甚”。日記云：“對于中國社會厭鄙已極，誓必有以改造之。”[7]這一思想，他不僅寫在日記里，而且也對邵元沖等人宣揚，聲言“中國宜大改革，宜徹底改革”[8]。這一時期，正是他在交易場上一再虧本的時候。

當(dāng)然，交易所的活動也增強了蔣介石和江浙金融資產(chǎn)階級的聯(lián)系。1924年，蔣介石要陳果夫在上海為黃埔軍校采辦制服、皮帶、槍帶、刀鞘等物，為上海海關(guān)扣留。葉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出面斡旋[9]。1927年，北伐軍進展到長江中下游一帶，江浙金融資產(chǎn)階級寄望于蔣，紛紛出資，支援他和左傾的武漢國民政府相抗，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1923年蔣介石的蘇聯(lián)之行及其軍事計劃

1923年9月，蔣介石受孫中山委派，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蘇聯(lián)，曾經(jīng)向蘇方提交過一份在庫倫建立基地，從蒙古南部進攻北京的軍事計劃，但是，這份計劃卻從未公布過。毛思誠在編輯《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時，只在當(dāng)年9月13日條下簡單寫了幾句話：“公在賓館擬代表團意見書。書凡八千二百余言，說明中俄國共兩黨互助關(guān)系。甲、緒論，乙、軍事計劃書，丙、宣傳，丁、結(jié)論�！盵10]1994年，俄羅斯科學(xué)院遠東研究所、前蘇共中央檔案館（現(xiàn)名俄羅斯現(xiàn)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與柏林自由大學(xué)東亞研究所合作編輯《俄共（布）、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時，沒有找到這份文件，郭恒鈺博士在寫作《俄共中國革命秘檔》一書時，只能遺憾地說明，在俄共秘檔中，未能查到這份“軍事計劃”[11]。其實，這份軍事計劃并不難找到。據(jù)筆者所知，至少現(xiàn)存兩份，均為英文打字本。一份題為《中國革命之新前途》（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標注時間為1923年9月，存于俄羅斯現(xiàn)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全宗號495，目錄號154，卷宗號221。不知什么原因，俄國人沒有找到它。依筆者推想，可能前些年隨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檔案一起移交給中共時，沒有留下副本。另一份題為《孫逸仙代表團關(guān)于越飛5月1日東京電中所提建議的備忘錄》（Memorandum of the Delegation of Dr. Sun Yat Se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oposal Mentioned in the Telegram of A. A. Joffe Sent from Tokyo May1），標注時間為1923年10月3日，現(xiàn)藏于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原系毛思誠所藏。兩本內(nèi)容與文字均有不同。

備忘錄以孫逸仙代表團的名義呈交蘇聯(lián)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同時呈送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備忘錄涉及政治宣傳和軍事計劃兩大部分，現(xiàn)主要就該計劃的軍事部分略作介紹與分析。  

[1]　陳三井、居蜜編《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4頁，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8。

[2]　《建軍史之一頁》，《陳果夫先生全集》第5冊，第67頁。

[3]　朱彤芳：《舊中國交易所介紹》，第159～160頁，中國商業(yè)出版社，1989。

[4]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申謝》，《申報》1920年7月2日。

[5]　《兩日來金融之大變動》，《申報》1920年6月10日。

[6]　《蔣介石日記類抄·雜俎》，1920年6月10日。

[7]　《蔣介石日記類抄·雜俎》，1920年12月11、31日。

[8]　《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7頁。

[9]　《建軍史之一頁》，《陳果夫先生全集》第5冊，第63頁。

[10]　《蔣介石年譜初稿》，第133～134頁。

[11]　郭恒鈺：《俄共中國革命秘檔（1920～1925）》，第67頁，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