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節(jié)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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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伙在釣魚臺“放火”，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滅火”。謝富治虛情假意的關心，激怒了周恩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伙鼓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到處煽風點火，制造混亂，以便為他們渾水摸魚、篡黨奪權的陰謀制造條件。周恩來為了穩(wěn)定局勢，維持國家機構的正常運轉，保護一大批老干部過關，就處處為他們“滅火”。這一“放火”與“滅火”的斗爭，一直到周恩來積勞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來每次出席較大的群眾集會或接見群眾代表的時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參加，可是每次他們都找借口不來，或者是故意拖延時間，讓周恩來等候很久。周恩來每天工作繁重，日理萬機，尤其是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有時幾乎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擠掉了。時間對他來講是非常寶貴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這樣百般刁難周恩來。1966年12月24日晚上，總理要到北京體育館參加國家體委批斗賀龍的大會。在這之前，江青、康生鼓動紅衛(wèi)兵到處揪斗賀龍，連他的家也被沖擊了，弄得賀老總無處安身，周恩來多次出面保護，還曾把賀龍夫婦接到中南海西花廳自己的家里保護起來。這次在體育館召開的批斗賀龍的大會，是要保護賀龍“過關”的。講好大會是7點鐘召開，可是到8點多鐘，周恩來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來，直到他們來了，才一同進入會場。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紅旗”一批紅衛(wèi)兵要沖擊國防部大樓，葉劍英、陳毅等幾位老帥聽到這個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經發(fā)生過一起外地造反派沖擊國防部大樓的事，后來被勸阻了。這次北航“紅旗”又要沖擊，是受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動的。國防部是國家軍機要地，萬一被這伙紅衛(wèi)兵沖擊進去，來一番打、砸、搶，后果將不堪設想。周恩來知道后非常著急，一面打電話勸告沖擊國防部的紅衛(wèi)兵趕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義起草一封信函，指出沖擊國防部是要犯嚴重錯誤的。經過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這次事件。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幾乎天天開，會議內容也幾乎全是研究解決“中央文革”在社會上和各個單位里挑起的各種事端。當時形成了這樣一個局面：江青、張春橋、康生在釣魚臺“放火”，周恩來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會堂“滅火”。這個碰頭會在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總理主持，每次會都開得非常艱苦。當時張春橋經常列席常委碰頭會，可是每當他們暗中鼓動群眾鬧事，給周恩來和老帥們出難題的時候，張春橋就轉入幕后，不來參加碰頭會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張春橋、康生等一伙人盡力“放火”，周恩來千方百計地去“滅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稱心如意地實現(xiàn)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因而他們對周恩來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惡狠狠地諷刺周恩來是“滅火隊長”。1967年2月間，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發(fā)作，放肆地當面指著周恩來說：“你一貫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還有國務院碰頭會，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邊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還威脅周恩來說：“要知道，我們‘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總理也會被打倒的。”一副無賴潑婦的嘴臉，充分流露出了她對周恩來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還比較齊全，被江青一伙視為“異己”的人，尚未被他們排擠和打倒。可是，隨著他們的陰謀逐漸暴露，小組內部意見分歧的事就多起來了。表面上看好像“中央文革小組”是一致的，特別是江青一伙人給周恩來的工作制造種種刁難時，更是采取這種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來針對中南海貼出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一事，召集中央辦公廳的同志們講話，明確指出應當保護劉少奇。這個講話內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沒有告訴后來去看大字報的“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事實上，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正是在戚本禹指使下貼出的。
有人做過一個不完全的統(tǒng)計，僅從1966年8月到12月的3個月中，周恩來參加的紅衛(wèi)兵大型匯報會、座談會在40次以上（未計入無數(shù)小型的匯報和個別的約見）；從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時間內，周恩來親自接見紅衛(wèi)兵，處理由紅衛(wèi)兵引發(fā)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關紅衛(wèi)兵的各種文件達230次之多。毛澤東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門8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和群眾組織的代表，總共約1?100萬人。每次接見，從始至終，都是由周恩來親自安排。從毛澤東的安全保衛(wèi)、行車路線，直至紅衛(wèi)兵的食宿、軍訓等等細微瑣事都由周恩來親自過問。就是這樣，還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刁難，給周恩來的正常工作設置許多意想不到的障礙。
1966年10月18日，正當毛澤東第四次接見紅衛(wèi)兵之前，突然發(fā)生了蒯大富為首的“三司”帶頭鬧事的“口號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組織這次接見的大會指揮部擬好的一份標語口號，因其中一些口號太長，中央宣傳部負責處理此事的同志怕群眾不便，因而刪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這次鬧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聯(lián)北航“紅旗”，數(shù)萬學生上街游行，沖到天安門，高呼要揪出“篡改”口號的“黑手”，高呼“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形勢十分嚴峻。周恩來為了平息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商討處理辦法，并指出決不能因鬧事干擾當天的毛澤東接見活動。因為周恩來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極度緊張，神情顯得很疲憊。會議開始后，他正要講話，突然謝富治帶著一種明似關心，實則幸災樂禍的陰暗心理，陰陽怪氣地對周恩來說：“總理可要愛護身體呀，你又一夜沒睡覺了吧，這樣可不行呵……”謝富治的話還沒有講完，周恩來帶著無法抑制的憤怒，雙眼緊盯著謝富治，斥責他：“你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當時與會的人都吃驚了，他們還從來沒有見過周總理發(fā)這么大的脾氣。謝富治當時面紅耳赤，無言以對，不敢抬頭。周恩來對謝富治發(fā)火不是偶然的，是他早已洞悉了謝富治的心態(tài)，謝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來和老帥們沒有片刻安寧，給折磨得身心交瘁，卻假惺惺地表示“關心”，正是這種虛情假意的“關懷”，激發(fā)了周恩來長期壓抑著的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陳伯達就攻擊周恩來“和稀泥”、“搞調和”、“折中主義”。1966年10月3l日，姚文元在紀念魯迅逝世30周年大會上講話時，指桑罵槐地影射攻擊周恩來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實際上站在舊勢力一邊的‘正人君子’們”，叫囂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們折中主義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陳伯達的授意下，由王力、關鋒執(zhí)筆的《紅旗》雜志社論《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中，更露骨地指責：“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中，搞折中主義，實際上就是站到敵人一邊。”
周恩來在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中，經歷了許多驚濤駭浪和極為復雜驚險的政治斗爭，都沒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臨的這樣艱難、這樣復雜。當這場風暴鋪天蓋地席卷而來的時候，周恩來力挽狂瀾，中流砥柱，委曲求全，苦撐危局，始終堅守崗位，頑強搏斗。他以高超的斗爭藝術，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眾擾，消除動亂，竭力想把黨和國家從危難和困境中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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