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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jié) 第二章

  “一號令”把鄧小平趕到了江西,周恩來一個電話為小平保平安
  
  1969年10月13日,蘇聯(lián)軍隊和中國軍隊在新疆造成了一場比珍寶島戰(zhàn)役更大的軍事沖突,林彪利用這個機會,于10月18日發(fā)出了“第一號令”,宣布全軍進入緊急戰(zhàn)備狀態(tài),令北京機關、學校人員疏散,一律搬到外省偏僻的山區(qū)。這一號令,把那些被打倒的、靠邊站的對手,一律趕出北京,化整為零,分而治之。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運,隨著“林彪一號令”的發(fā)布,變得更加險惡了。
  
  當鄧小平接到勒令遷往外地的通知時感到十分震驚。他望著空蕩蕩的房子,家里只有他、卓琳、繼母夏培根三位老人。五個孩子,東一個西一個的,最不幸的是大兒子鄧樸方,傷殘了,生活不能自理,還不準回家。此刻,將他掃地出門,命運之舟要將他載向何方,還是一個未知數(shù)。
  
  當周恩來得知林彪下達“一號令”后,立刻就看透了林彪的用心。他果斷地采取兩項應急措施:一方面以巧妙的方式向毛澤東揭露了林彪“一號令”心懷叵測的真正意圖;另一方面又冒著風險給各地打電話,提醒各省負責人要妥善照顧好這批老干部。周恩來給江西打了個十分重要的電話,要當時江西領導人照顧好鄧小平夫婦。雖然當時江西負責人是林彪一條船上的,但他們也不得不顧及周總理的威望。事后看來,周恩來的電話對鄧小平一家的安危起了不小的作用。
  
  飛機在南昌機場降落,鄧小平夫婦及繼母被“請”上汽車,帶進江西軍區(qū)招待所。在這里,鄧小平挨了一位江西省軍區(qū)負責人必不可少的訓話,不準他們隨便外出,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并派給鄧小平一個姓黃的管理秘書,名義上負責鄧小平一家三口的生產(chǎn)勞動、學習資料和生活上的事,實際上主要是監(jiān)護。幾天之后,三個人被送到南昌郊外一所無人管理的步兵學校,這座原步兵學校校長住的兩層灰磚樓成了鄧小平一家及其監(jiān)護的住所。
  
  這地方倒算安靜,讓這位中外聞名的政治家,可以安安靜靜地回憶過去和思考現(xiàn)實與未來。三年多的流放勞動生活,對于鄧小平來說,倒是一個整理自己思想的好機會,也許他后來許多偉大構想的藍本就是在這里醞釀的呢!
  
  只是這軍校因長年無人而變得殘缺不全,大風呼嘯,穿堂而過,門窗被撞擊發(fā)出咯咯吱吱的聲音。過了幾天,在鄧小平的申請下,他和妻子被人押送步行到新建縣拖拉機制造廠去勞動,大約要步行二十幾分鐘。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學過鉗工,在這里派上了用場,他像一個老工人一樣熟練地做著這個工作,卓琳則做拆洗線圈的工作。在工廠勞動也是監(jiān)護勞動,看管人員總是目不轉(zhuǎn)睛地監(jiān)視著這個“第二號走資派”,沒有得到許可,不準和別人說話和干別的事。
  
  盡管如此,但與從前比較起來,對鄧小平來說,總算是一個令人寬慰的變化。在京被看管的那段時間,他的電話線被切斷,不準收看電視和報紙,完全與世隔絕,而現(xiàn)在他可以收聽電臺廣播和閱讀《人民日報》,也可以從工人們的議論中聽到一些情況,這對于這位憂國憂民、關心時勢的政治家來說,是很重要的。
  
  三年勞動過程中,鄧小平夫婦一天也沒有缺勤過。開始,工人們都懷著好奇的心情打量著這位聲名顯赫的老人,后來逐漸發(fā)現(xiàn)他很慈祥也很勤勞,不像有人批斗時把他說得跟兇神一樣。工人們逐漸對二位老人產(chǎn)生了好感與同情,車間的工人們對老鄧夫婦都很關心。為了防止“造反派”危及他們的人身安全,車間工人們還特地在廠圍墻開了個旁門,修了條小道一直通到步校,以免與外人接觸。鄧小平夫婦從這里走了三年,后來這條小路就叫“鄧小平小道”,以紀念這位偉人的這段坎坷經(jīng)歷。
  
  鄧小平夫婦每日上午在工廠勞動半天,下午在步校校園里,拓出一片菜地,種上白菜、胡豆、辣椒、絲瓜、苦瓜等各色蔬菜。這樣三位老人也可以補充一些食品。他們當時的工資已被扣發(fā),只留給一點生活費,三位老人年齡加起來已超過了200歲,而且鄧小平要負責一些拖地、劈柴、砸煤之類的活,卓琳則要洗衣和打掃衛(wèi)生,而且卓琳還患有高血壓病,常常臥床不起。這時鄧小平還得細心照料卓琳,而年已古稀的繼母則還要做三個人的飯,因此,補充一點食品是很有必要的。


  
  值得慶幸的是,鄧小平被允許可以把他的藏書帶來,使這位睿智的老人可以用書本知識來填補被監(jiān)禁的寂寞。鄧小平同妻子抓緊時間,除了讀了大量馬列著作外,還讀了《二十四史》以及中外許多的書籍,這些書是以前在繁忙的工作中無暇涉及的。他們生活很單調(diào),但也很有規(guī)律,上午去工廠勞動幾個小時,中午回來吃飯聽新聞廣播,下午在園中耕作,間或讀書看報。
  
  1969年11月下旬的一天,鄧小平的監(jiān)管秘書根據(jù)“上頭”的指示要鄧小平寫一份一個月來勞動和學習的心得體會。鄧小平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準備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信。”看到那個監(jiān)管秘書尷尬的神情,鄧小平又隨和地補充了一句:“你也盡到了你的責任。”
  
  鄧小平夫婦離開北京到江西后,唯一的一塊心病,不是留戀中南海的舊居和美麗的首都,而是那些親骨肉,那些成年的和沒成年的,連一聲告別的話都沒說,便匆匆各奔東西了。鄧小平第四個孩子鄧榕遠在陜西省插隊勞動,本來約好了12月到北京見面,誰知他們突然被林彪一個“一號令”,就遷到江西來了呢?
  
  一天,鄧小平主動找了他的監(jiān)管秘書,婉轉(zhuǎn)地表達了希望把鄧榕在北京見面改在南昌,還用略帶自我批評的口吻說:“說溫情主義嘛有點,自己的孩子有點想,可能是落后思想……”一位戎馬生涯幾十年的共和國元勛,道出自己想同孩子團聚的心情,還作了自我批評,聽了真叫人心酸。
  
  可是過了一個多月,仍然遲遲沒有回答。卓琳又想到了大學畢業(yè)后遲遲不給分配還老挨整的大女兒鄧林,要求把鄧林接到這里。監(jiān)管秘書向上面請示后,得到的答復是:“子女可以來這里,但江西省革委會不好出面聯(lián)系。”
  
  這無疑是給鄧小平夫婦開了一張空頭支票。江西省革委會不給聯(lián)系,自己又是管制對象,連通信、行動的自由都沒有,怎么進行聯(lián)系?不聯(lián)系,孩子能來這里嗎?自從鄧小平被打倒以后,他們子女所在學校里的“紅衛(wèi)兵”,都像發(fā)了瘋似的,把對“走資派”的怒火,都發(fā)泄到他們子女的身上,游街、批斗、戴高帽子、人身攻擊、毒打,“十八般兵器”通通使出來了,這些鄧小平夫婦是知道的,而如今,他們想讓孩子們來這里享受片刻的寧靜都不可能了。古人曾說“莫生帝王家”,而他們是新中國一代元勛的子女,為什么也要經(jīng)受這樣的摧殘?真是人妖顛倒的世界。
  
  1971年,殘廢的鄧樸方被準許到三位老人身邊。從此,他們還要照料這個殘廢的兒子,為兒子洗澡擦身這一類最重的活就落在了鄧小平身上。后來,政治環(huán)境稍微寬松一些,使他們漂泊四方的子女可以在短期內(nèi)來看望他們。從1971年起,他們幾個子女索性都搬來與父母同住,監(jiān)禁地成了他們家庭聚首的地方。

  
  1971年11月5日,鄧小平夫婦被通知去工廠參加會議,這是自鄧小平被監(jiān)禁以來首次讓他參加政治活動,這已昭示著某種轉(zhuǎn)機。因為1971年10月1日國慶節(jié)沒有在天安門廣場游行,這在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林彪的名字也有好幾個星期沒有在報上出現(xiàn),這對那個如日中天的“第一接班人”來說,是不尋常的。果然,坐在家里等候父母歸來的孩子們從父母的表情中看出一定發(fā)生了重大事情。由于當時看守人員在場,卓琳就把女兒拉到廚房,在女兒手心中悄悄地寫了四個字:“林彪死了”。直到看守人員吃晚飯去了,鄧小平夫婦才詳細地對子女敘述了剛剛從廠里聽到的情況:毛主席“最親密的戰(zhàn)友,最好的學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光輝榜樣”林彪,原來是個資產(chǎn)階級的投機分子、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變節(jié)者和叛徒,他拼湊反黨集團,妄圖搞武裝奪權,竟然企圖炸毀毛主席乘坐的列車加害毛主席,陰謀敗露后倉皇出逃,終于摔死在溫都爾汗。鄧小平當時顯得很興奮和激動,他只說了一句話:“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鄧小平立即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表示堅決擁護關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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