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節(jié)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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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中共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
今非昔比，17年前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的時候，全黨不過4萬多名黨員。如今，已擁有120萬黨員了。
6月9日，大會進入高潮——選舉中共中央委員。陳伯達的名字，第一次列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之中。
據陳伯達自云：“在提出候選名單后，我曾經找任弼時同志，請求不要選我�！�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相當精練，選出的正式委員44名、候補委員33名。陳伯達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候補委員的名單不是按姓氏筆畫，而是按選票多寡排列的，陳伯達名列第三，即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黃克誠、王首道、黎玉、鄧穎超、陳少敏、劉曉、譚政……
對于陳伯達來說，進入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之列，意味著他從此正式進入中共高層領導。
于光遠在1998年6月發(fā)表的回憶陳伯達的文章，論及陳伯達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是如何“出乎意料之外”：
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出乎意料之外，陳伯達被選上了中央候補委員�！捌叽蟆边x舉的中央委員只有44名，大都是中國共產黨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候補中央委員，只有33人。候補委員的政治分量也很不輕。在候補委員中陳伯達排在第三名。在他之前是廖承志和王稼祥，排在他之后是黃克誠、王首道、黎玉、鄧穎超、陳少敏、劉曉、譚政……王稼祥在“七大”之前是政治局委員，有很高的地位，現(xiàn)在降到候補中委的地位。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高級干部學習兩條路線的斗爭，因此都懂得要從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斗爭來看干部。陳伯達一下子提得這么高，一定是站在了正確路線上。
總之，到那個時候，陳伯達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相當高大。除了在兩條路線斗爭中他一貫站在正確立場上，還有一條便是他理論上的突出貢獻。在77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除他之外似乎沒有第二個人。
中共“七大”通過的新黨章，在總綱中確認：“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陳伯達讀著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報告《論聯(lián)合政府》，忽然產生了“靈感”。那是毛澤東論述袁世凱的一段話：
但是如何統(tǒng)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tǒng)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tǒng)一呢？
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的統(tǒng)一。但是結果怎么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統(tǒng)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們自己從臺上滾下去。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tǒng)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zhàn)，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眉山�，F(xiàn)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tǒng)一論。這是叫給誰聽呢？難道還有什么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愿意聽它么？……
寫過《論譚嗣同》的陳伯達，熟悉袁世凱其人其事。他想，能不能把毛澤東的這段話加以發(fā)揮，寫一本“論袁世凱”之類的書呢？
他試探地問毛澤東。毛澤東笑道：“可以嘛，蔣介石就是袁世凱！”
于是，陳伯達埋頭于收集有關袁世凱的資料，查閱了白蕉編著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謝彬著《民國政黨史》《黃遠生遺著》、王蕓生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李劍農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等書，開始著手寫作。
據陳伯達回憶，這本名為《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的書是1945年9月在延安寫成的。當時，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正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
寫完了，他沒有拿出去發(fā)表，他要等毛澤東回來審看。
毛澤東回延安后，他把手稿送呈毛澤東。這時的毛澤東，頗為忙碌，看完后只說可以發(fā)表，沒提什么具體意見。于是，此文便在《群眾》雜志第10卷第23期發(fā)表。
陳伯達說：“據我看過一種上海報紙刊登的消息，說國民黨通令禁止此書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發(fā)行。其實，此文從頭至尾沒有提蔣介石的名字，但不論是誰，一看都明白，說的是袁世凱，指的是蔣介石。”
陳伯達在1949年11月的《再版前記》中也寫過：“這本小冊子是為了反對蔣介石的反革命統(tǒng)治而寫的。里面所說的‘現(xiàn)實的袁世凱’或‘新袁世凱’，以及所說的‘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都是指蔣介石。所寫的袁世凱一些重要的反革命手法，同時也是寫的蔣介石�！�
在回憶《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一書的寫作時，陳伯達對筆者談及了楊度：
我在書中批判了楊度。書中提到在袁世凱當皇帝時，楊度、嚴復、孫毓筠、胡瑛、李燮、師培六人，即所謂“籌安會六君子”，也公開擁護帝制，成了“�；庶h”。
對于楊度，我小時候曾經很敬佩他。他是湖南湘潭人。我現(xiàn)在還能背出楊度當時寫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中華若為德意志，湖南當做普魯士。
這首詩很有氣派，而且很有湖南人的自豪感，所以我一看就記住了。這首詩當時是登在上�！缎挛膶W》雜志上的。從此，我就記住楊度是湖南人。
可是，楊度后來當了“�；庶h”，所以，我在《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中批評了他。文章發(fā)表后，博古（秦邦憲）同志告訴我，楊度后來加入中國共產黨了，要我刪去楊度那一段�？紤]再三后，我沒有刪——因為楊度確實當過“保皇黨”，那是歷史。
晚年的陳伯達，對往事的記憶不錯。他一口氣背出那首《湖南少年歌》，而且語調抑揚頓挫，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不過，這本采用影射、諷喻筆法寫成的小冊子，畢竟沒有作為“官方代言人”而寫的《評〈中國之命運〉》那樣產生廣泛的影響。
與此同時，陳伯達注意到毛澤東的《論聯(lián)合政府》中花了整整一節(jié)的篇幅論述土地問題。陳伯達由此又得到啟示，寫了《近代中國地租概說》一文，連載于1945年10月26日至28日《解放日報》。這篇文章曾引起蘇聯(lián)學者的重視，譯成俄文發(fā)表，認為是關于中國近代地租問題一篇較有價值的論文。
于光遠曾著文，談論對于陳伯達印象，追溯到1945年與陳伯達的第一次面談：
“于光遠嘛，在延安時候就是我的老對頭嘛！”
這話是陳伯達講的，時間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的1967年。中國科學院的紅衛(wèi)兵到中宣部找到了我這個“走資派”，要我交代反動思想，說：“你在延安時候是伯達同志的死對頭”，問我“知罪不知罪？”還要我交代“同伯達同志作對”的事實和當時的反動思想。他那么一說，我心里就明白了。不過當我知道紅衛(wèi)兵并沒有掌握到任何具體材料，沒有法子逼我交代什么時，我就很容易地把這次審問“蒙混”過去了。
那件事，要追溯到1945年我和陳伯達第一次面談。在這以前，我只是在1940年延安新哲學年會開會時見過陳。他沒有給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也不會注意我。我們沒有交談過一句話，算不得相識。1945年10月，延安《解放日報》在第4版上連載了陳伯達的長文《近代中國地租概說》。在延安，我一直研究土地問題，當然對這樣的文章比較注意。
每天花一點時間去看，一連看了三天。看后，我發(fā)現(xiàn)這篇文章有不少錯誤，不只是有的論點站不住腳，而且有些知識性錯誤。我發(fā)現(xiàn)陳伯達沒有讀懂《資本論》中馬克思講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地租率。于是我就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列舉文章中的錯誤。信發(fā)出后不久就接到他的回信，他約我到楊家?guī)X他住的窯洞見面。對這次見面，我的記憶很清楚。見面后我沒有再說什么，因為要說的都寫在信上了，等他先講。他是這么說的：“我是個小學生，我對《資本論》沒有很好學過，我寫的東西有錯，你指出了我的錯誤，我非常感謝，這是對我很大的幫助，我終生難忘……”我?guī)缀踔鹱种鹁涞赜浀盟翘鞂ξ艺f的這些話。那時我剛過30歲生日不久，他比我要大十多歲，是個成名的學者。他那篇話我聽了覺得很不習慣，因為按照我的性格，不喜歡聽那種空洞的話，而寧肯和他作實質性的討論。但他不肯發(fā)表意見，我感到那次談話對我來說沒有收獲。但是作為一個長者，他能夠這樣“謙虛”地對待一個年輕人，基本上我還是高興的。
過了不久，1945年11月下旬我從延安出發(fā)步行到張家口，從張家口到了北平，在北平《解放》報工作。這張報紙只辦了三四個月就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查封了，我只好輾轉又回到延安。這已經是1946年的事了。這時候我在《解放日報》上看到陳伯達又寫了這本書的最后一章。又過了不久出了一本小冊子。在得到這本小冊子后，我急急忙忙地把小冊子中我提過意見的地方找出來看。令我十分驚訝的是，他竟一個字也沒有改！我覺得這個人不僅虛偽，而且毫無“追求真理”的精神。30年代他有一本小冊子，記得書名就叫《真理的追求》。這件事恰恰說明了他的言行不一……
不過，于光遠又說：
話又說回來了，在“文革”中陳伯達做過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掌握了很大的權力，但他并沒有對我下什么毒手。我這個他的“延安時候的老對頭”，只是受到一次審問，沒有遭到什么迫害。這一點我覺得還是應該講明白的，以示公正。
于光遠所說的陳伯達“一個字也沒有改”，陳伯達在1952年4月19日所寫的《近代中國地租概說》一書的《再版前記》中，則是說“沒有工夫”。陳伯達這么寫道：
這本小冊子有的部分是在1945年夏間寫的，有的部分是在1946年春間寫的。小冊子里面的“戰(zhàn)時”字樣，系指抗日戰(zhàn)爭時期而說的。
這是本來擬議寫作的“近代中國農業(yè)與中國農村各階級”的一部分草稿，缺點很多，而且對于當時革命根據地內土地問題的龐大資料，也沒有來得及加以整理和利用。把這一部分草稿暫先發(fā)表出來，只為供給讀者以參考的資料，并求大家的指教。隨后因為做些別的事情，這項研究工作就沒有繼續(xù)下來，其他部分的寫作計劃也就變成落空的東西。但愿看見我們新中國的新經濟學界，有關中國農業(yè)經濟史的好作品出世，我這個小冊子不過是拋磚引玉罷了。
小冊子曾在1947年8月間由晉察冀新華書店印過，1947年11月間在北京照原版又印過一次。這次再版就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說明，并糾正了一些數(shù)目字的錯誤，但很抱憾的是沒有工夫做更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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