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節(jié)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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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紅旗》總編輯
解放后，陳伯達掛了一連串的“副”職，到了1958年5月25日，才獲得一項正職任命。
那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增選了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書記處書記，同時決定創(chuàng)辦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任命陳伯達為總編輯。
五天之后——6月1日——《紅旗》雜志創(chuàng)刊號便問世了。白色封面上印著鮮紅色的毛澤東手書的“紅旗”二字。
創(chuàng)刊號的陣營如下——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
陳伯達：《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chǎn)物》；
張聞天：《關(guān)于美國經(jīng)濟危機》；
柯慶施：《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
王任重：《依靠群眾勢如破竹》。
據(jù)陳伯達回憶，雖然決定出版《紅旗》是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才做出正式?jīng)Q定，但是籌備工作早就開始了。
創(chuàng)辦一個理論刊物，這是毛澤東提出的建議。最初，陳伯達并不想辦《紅旗》這樣的政治理論刊物，卻是想辦學術(shù)性理論刊物。毛澤東不同意陳伯達的辦刊設想。這樣，陳伯達只得放棄了辦學術(shù)性刊物的意見。
《紅旗》的發(fā)刊詞是陳伯達寫的。寫好之后，呈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1958年5月24日寫下批語：“此件寫得很好，可用�！�
《紅旗》的刊頭，理所當然，請毛澤東揮就。
在1958年5月24日，毛澤東就題寫《紅旗》刊頭，致函陳伯達：
伯達同志：
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
毛澤東
5月24日上午
毛澤東很認真地為《紅旗》題寫刊名，竟寫了20多幅！
毛澤東在所寫的不同的刊頭字體旁，分別注明：
“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
“比較從容�！�
經(jīng)過陳伯達和編委們細細品評毛澤東為《紅旗》刊名所作的20多幅書法作品，最后選中了那幅“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的刊頭。
《紅旗》作為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論刊物，編委會的陣營頗為強大。第一屆《紅旗》編委有：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王稼祥、張聞天、胡喬木、陳伯達、康生、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舒同、李達、周揚、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許立群。這個編委會，可以說囊括了當時中共中央的“筆桿子”。陳伯達被任命為總編輯，也就成了這個“秀才”班子的頭兒。
后來，又任命了四位副總編輯，即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
第一次編委會在居仁堂召開。開會時，發(fā)生一樁小小的誤會：來了兩個李達！原來，同名同姓，有兩個李達。一個李達，字永錫，號鶴鳴，乃是中共創(chuàng)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主編過中共第一個黨刊《共產(chǎn)黨》月刊。這個李達是《紅旗》編委。另一個李達，原名李德三，乃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副總參謀長。發(fā)開會通知的人弄錯，給這位李達上將也發(fā)了通知。
鄧小平一見李達上將，笑了，說道：“你來了？也好，就坐下來聽聽吧！”
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文章，陳伯達用過筆名“周金”，胡繩用筆名“施東向”，國際評論文章常署“于兆力”——由喬冠華、姚溱、王力三人合寫。喬冠華過去在重慶時用過筆名“于懷”，“兆”則是“姚”的偏旁，三人的姓名合成了“于兆力”。不過，三人只合作寫了一篇。此后署“于兆力”的文章，是王力一人寫的。
鄧力群是劉少奇秘書，他擔任《紅旗》副總編輯，分管經(jīng)濟方面的理論文章。
毛澤東十分重視《紅旗》。毛澤東讀《紅旗》創(chuàng)刊號，甚至發(fā)覺所載他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錯了一個字。
《紅旗》所載《介紹一個合作社》，有這么一段：
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xiāng)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guān)、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jīng)普遍使用起來了的，應當永遠使用下去。
后面這一句中，《紅旗》多排了一個“的”字。
為此，毛澤東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寫了一封信：
陳伯達同志：
第四頁第三行多了一個“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錯訛字，應列一個正誤表，在下期刊出。
毛澤東
6月4日
陳伯達接到毛澤東此函，囑令下屬仔細�？薄都t旗》，將第1期、第2期的訛誤之處，在第3期上刊登正誤表。
毛澤東向來重視輿論工具，特別是《紅旗》，是他提議創(chuàng)建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所以，在《紅旗》創(chuàng)刊之后，毛澤東不時把自己看中的文章，批轉(zhuǎn)給陳伯達，建議《紅旗》發(fā)表。
比如，1958年7月3日，毛澤東給鄧小平、彭真、譚震林、陳伯達寫了一信：
小平、彭真、震林、伯達同志：
你們看這封信是否可以發(fā)表？我看發(fā)表毫無害處。請伯達打電話給廣東省委，問一下這封信是否已在黨內(nèi)刊物上發(fā)表，或者是用單個文件發(fā)表（到）各縣，或者并沒有發(fā)去？再則告訴他們，我們擬在《紅旗》上發(fā)表，他們意見如何？以其結(jié)果告我為盼！
毛澤東
6月3日上午7時
請在7日下午退給陳伯達。
毛澤東推薦什么信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呢？
毛澤東所推薦的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的一封信。由于毛澤東的親自推薦，使趙紫陽受到全國的注意。毛澤東還親自為趙紫陽的信寫了按語《介紹一封信》：
介紹一封信
（1958年7月3日、30日）
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同志最近率領北路檢查團到從化縣，經(jīng)四天工作，給省委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三個問題：一，對早造生產(chǎn)的看法問題；二，群眾路線問題；三，大字報問題。這些都是全國帶普遍性的重要問題，值得一切從中央到基層的領導同志們認真一閱�！都t旗》半月刊應當多登這樣的通信。這封信的風格脫去了知識分子腔，使人高興看下去。近來的文章和新聞報導，知識分子腔還是不少，需要改造。這封信是在廣東黨內(nèi)刊物上發(fā)表，由新華通訊社當作一份黨內(nèi)文件發(fā)到北京的。其實，這類通訊或文章，完全可以公開發(fā)表，無疑對當?shù)赝竞腿h同志都有極大好處。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每畝（么）能收300斤已經(jīng)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長50%，何況還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jīng)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jīng)驗了。對于這件事，從化的同志們感到難受，這種難受將促進他們?nèi)〉媒?jīng)驗，他們一定會大進一步。群眾路線問題，仍然是一個值得全黨注意的問題。其辦法是從全省各縣、全縣各鄉(xiāng)中，經(jīng)過鑒定，劃分為對于群眾路線執(zhí)行得很好的，執(zhí)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壞處于中間狀態(tài)的和執(zhí)行得很壞的這樣三大類，加以比較，引導第二、第三兩類都向第一類看齊。到第一類縣鄉(xiāng)去開現(xiàn)場會議，可以逐步地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但農(nóng)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黨性的問題，仍然需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去解決。
毛澤東
1958年7月3日
此后，為了在《紅旗》雜志發(fā)表趙紫陽的這封信，毛澤東再度致函陳伯達：
陳伯達同志：
此事請你處理，我來不及了。
毛澤東
7月30日
1958年7月14日，毛澤東就《湖北京山縣合作鄉(xiāng)八一社常年辦食堂的經(jīng)驗》一文，又批示陳伯達：
陳伯達同志閱。退毛。
第11頁湖北京山縣合作鄉(xiāng)一個合作社辦食堂一事，可以考慮在紅旗上發(fā)表。
毛澤東
7月14日
《紅旗》創(chuàng)辦伊始，影響并不很大。后來，在中蘇兩黨大論戰(zhàn)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發(fā)表，使《紅旗》雜志為國內(nèi)外所矚目。在“文革”中，重要的社論常以《紅旗》社論名義發(fā)表，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合稱“兩報一刊”，影響更大了。
在陳伯達擔任總編輯期間，《紅旗》雜志雖然也發(fā)過一些好文章，但主要是在為極左路線制造輿論。尤其是在“文革”中，《紅旗》成了“左”旗，攪亂全黨、全軍、全國的思想，起了極壞的作用。
《紅旗》編輯部也不斷擴大，人員不斷更換。關(guān)鋒進入《紅旗》，成為常務編委。戚本禹進入《紅旗》，成為歷史組負責人。王力、關(guān)鋒、戚本禹，成為陳伯達手下的三員“左”派大將。
《紅旗》編輯部設在北京沙灘。那里的一幢大樓，這半幢是《紅旗》編輯部，另半幢則是文化部。也就是說，《紅旗》編輯部在大樓里所占的辦公用房，與文化部旗鼓相當。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在批判“兩個凡是”的那些日子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旗幟鮮明，唯有《紅旗》堅持“兩個凡是”，使《紅旗》聲譽掃地。后來，《紅旗》終于停刊，改出《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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