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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jié) 大器晚成的李鴻章

  要想了解淮軍這支新興的武裝力量,還得先來說說它的統(tǒng)帥李鴻章是如何在官場中快速崛起的。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廬州府合肥縣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五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不久被調進翰林院工作。
  
  如果把進士比作博士的話,那么翰林就是博士后,這可是進士們夢寐以求的事兒,進了翰林院,也就意味著成為中央政府高官的預備隊員。
  
  毫無疑問,李鴻章的智商的確很高,運氣也還不錯,二十五歲就考中進士,跟三十歲還是童生的洪秀全比起來簡直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跟二十八歲考中進士的曾國藩比起來,也是值得炫耀一番的。
  
  作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人,正如曾國藩一樣,李鴻章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統(tǒng)帥千軍萬馬的司令官。
  
  然而他的人生軌跡,恰恰因為曾國藩而改變。李鴻章與曾國藩的關系非同一般。早在考上進士之前,李鴻章就以優(yōu)秀舉人(優(yōu)貢)的身份,保送到北京進修,備考進士。這個情形,有點類似于準備報考某所大學的研究生,先到學校轉悠,一邊旁聽,一邊跟導師混個臉熟,有點拜碼頭的意思,當時叫做投帖,也就是考前與考官套近乎,擴大自己在學術圈的知名度,為考進士賺取資本。
  
  李鴻章的文筆自然是不錯的,在北京很快就弄出了動靜,并且得到了曾國藩的賞識。曾國藩是當時小有名氣的理學家,李鴻章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趁機拜曾國藩為師,向他討教學問。
  
  曾國藩覺得李鴻章是支潛力股,屬于可造之材,大有青出于藍勝于藍的味道,好老師都喜歡好學生,他教得也很賣力。李鴻章雖然不大喜歡曾國藩的“一本正經”,但是佩服他的學識人品,于是走得勤快,學得賣力,學到了不少好東西,這些東西將會對他的人生產生巨大的影響。
  
  當時的李鴻章,也許并沒有意識到,他這一輩子會因為這個看起來有些古板的老師呈現出波瀾壯闊的華麗篇章。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曾國藩一不小心當上湘軍總司令,李鴻章的人生也不會這么快就出現驚人的拐點。
  
  但凡有些才華的人都會有一點野心,不會甘心碌碌無為了此一生,李鴻章也不例外。自負才高八斗、滿腹經綸的他,急于出人頭地,干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yè)。
  
  然而李鴻章的仕途并不順利,最初他在安徽巡撫福濟手下做秘書,福濟便推薦他做道員,結果被別人參了一本,說這個人不能提拔,這么一鬧騰,李鴻章的道員就泡湯了。


  
  這次對李鴻章打擊不輕,國人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痛打落水狗,熱衷錦上添花,惡于雪中送炭,李鴻章薦舉失敗之后,一時謠言四起,惡語滿街,弄得他都不敢在家鄉(xiāng)拋頭露面,很有點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味道。
  
  李鴻章雖然后來被任命為一個福建地方的道員,可惜是個“候補空缺”,也就是說要等到人家退休或者調走之后才有機會正式上班。
  
  李鴻章就這么坐著冷板凳消耗青春年華,直到他三十六歲那年,他的官運才開始出現轉機。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一個有事業(yè)心的男人,如果在四十歲之前還沒有弄出什么名堂,恐怕這輩子就沒什么大的指望了。
  
  打拳怕少壯,立業(yè)要趁早。李鴻章這時候已經三十六歲,眼看就要到孔子說的“沒什么混頭”的年齡——這是一個有追求的男人危機感最強的年齡。
  
  可是男人有時候起步晚一點不要緊,關鍵是要有厚積薄發(fā)的過人才干,這樣一有機會就能逮住,一旦逮住就能一日千里,李鴻章用行動證明了這一點。
  
  1858年,也就在李鴻章三十六歲那年,有一件小事改變了他的人生。郁悶中的李鴻章得知自己的老師曾國藩到了南昌,于是前去探望慰問。他這次探望老師,自然是出于禮節(jié),至于是不是想攀著曾國藩這根高枝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除了他自己旁人是搞不清楚了。

  
  旁人清楚的是,李鴻章這次來了之后就沒有再走了,他做了曾國藩的秘書和參謀(幕僚)。古時做官,不比現在,一般國家不負責配備秘書和司機,都得自己招聘工作人員,而且還要負責發(fā)放工資。
  
  李鴻章這次打工一眨眼就是兩年,可是他的仕途依然沒有什么起色。曾國藩也有心栽培這個不得志的得意門生,先后兩次推薦他到地方做官,第一次是江北司道,被人參了一本,結果沒有批準;第二次是兩淮運使,奏折送到北京,偏偏運氣不大好,正好碰上咸豐帝到熱河“打獵”(北狩)避難,老板只顧自己逃命,哪里還有什么心思提拔新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高級打工仔李鴻章這么一晃蕩,不留神已經三十八了,半輩子就這么不明不白地沒了,離不惑之年只剩兩年,可是他現在卻越來越困惑,想做個官咋就這么難啊,自己也不比別人差!
  
  就在李鴻章對仕途接近絕望的時候,差點被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砸暈。與其說是他的轉機,還不如說是曾國藩的轉機。1860年,曾國藩實授兩江總督,擔任欽差大臣統(tǒng)領江南軍務,迫使他開始從全盤戰(zhàn)略高度來思考如何對付太平天國。
  
  曾國藩的打算是,一個重點,兩個次重點,三路齊頭并進,合圍克復金陵。要想剿平太平天國,就必須打下金陵,這是他的中心工作,也是重中之重。要想打下金陵,除了奪取安徽和金陵戰(zhàn)場的勝利外,還需要解決蘇南戰(zhàn)場和浙江戰(zhàn)場,掃清天京的戰(zhàn)略基地。這是兩個次重點。

  
  這就有一個難題需要解決,就是統(tǒng)帥問題。金陵、蘇南、浙江三個戰(zhàn)場,得有三個得力部下統(tǒng)領才行,也就是說除了他這個總司令外,還需要三個副司令。
  
  金陵戰(zhàn)場總司令,曾國荃也能夠勝任,蘇南和浙江一時之間到哪里去找合適的人選呢?綠營和八旗,不在曾國藩的考慮范圍之內,湘軍之中,胡林翼、羅澤南、塔齊布、李續(xù)賓,原本可以擔此重任,可惜都已不在人世。
  
  既有統(tǒng)帥才能,又是親信心腹,找起來還真不容易。曾國藩經過仔細思考,運用他看人的特殊本領,最后敲定了兩個人選:一個是左宗棠,負責浙江;還有一個就是李鴻章,負責蘇南。
  
  李鴻章心存感激,自然盡心盡力,如果再不抓住這個姍姍來遲的寶貴機遇,恐怕這輩子就真的只能碌碌無為了。
  
  奉曾國藩之命,李鴻章到安徽開展籌建新軍。招兵和訓練工作開展得很順利,在曾國藩手下工作這幾年,這點事兒簡直是手到擒來,全部照搬湘軍模式,除了兵是安徽招來的,簡直就是湘軍的克隆版。曾國藩在湖南招兵,稱湘軍;李鴻章在淮河兩岸招兵,稱淮軍。
  
  淮軍初創(chuàng),規(guī)模當然無法與湘軍同日而語,只有六千五百人。李鴻章不想一口吃成胖子,他特別注重質量,所以暫時控制數量,或許是因為他當時還沒有后來的雄心壯志,也或許他還覺得暫時把野心藏起來比較妥當,現在還不到自立門戶的時候。

  
  曾國藩雖然不是算命先生,卻有算命先生未卜先知的本領,李鴻章的這支新兵剛剛練成,就碰上了李秀成第二次進攻上海這件事兒。為了保住上海,收復蘇南,切斷金陵后院,曾國藩決定奏請朝廷任命李鴻章為江蘇巡撫,統(tǒng)帥新兵趕赴上海,全權負責蘇南戰(zhàn)事。
  
  在結束對安慶的重點進攻后,經過半年的休整,1862年春,曾國藩開始著手進行以天京為中心的全面進攻,李鴻章的淮軍奉命開赴上海,打響了反攻蘇南的第一槍。
  
  1862年4月5日,李鴻章率領六千五百名淮軍從安慶出發(fā),由雇用的七艘外國輪船負責運送到上海參戰(zhàn),第一批于4月8日抵達上海,余部于5月2日也全部抵達上海。
  
  李鴻章取代薛煥做了江蘇巡撫,也算是火線上崗,受命于危難之間。抵達上海之后,他加大了與洋人合作的力度,將借師助剿的規(guī)模和范圍進一步擴大,與英法聯(lián)軍和常勝軍聯(lián)手反攻上海周圍的太平軍,一舉掃清了太平軍占領的外圍據點,逼得李秀成不得不從蘇州趕到上海前線親自組織反攻。
  
  這一年,李鴻章四十歲,李秀成也是四十歲。兩個年屆不惑的男人,都將為自己的理想而全力打拼,在蘇南戰(zhàn)場上一決高下。
  
  李秀成在上海戰(zhàn)場的反攻顯示他非同尋常的指揮能力。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反攻突破口的選擇上。李秀成選擇的是西線太倉。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率精兵萬余,從蘇州來到太倉前線。太倉是上海與蘇南基地緩沖帶的橋頭堡,拿下太倉,不但能夠確保蘇南安全,也能為后續(xù)反擊打下基礎。
  
  此時中外聯(lián)軍正在浦東一帶膠戰(zhàn),太倉防務相對空虛,李秀成一面命令東線繼續(xù)牽制,一面利用優(yōu)勢兵力合圍,三天就拿下西線的太倉,接著他又乘勝發(fā)動連續(xù)反擊,先后收復嘉定和青浦。
  
  這種連續(xù)快速的打擊,讓中外聯(lián)軍感到非常緊張。據李秀成自己后來回憶說“那時洋鬼并不也與我見仗,戰(zhàn)其即敗。”(《李秀成自述》)一向對洋人不大感冒的左宗棠向來以直言而聞,他當即就用帶有幸災樂禍的口吻表達了他對洋槍隊的蔑視:“青浦、嘉定二處發(fā)逆(對太平軍的污稱)糜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長毛(對太平軍的另一種污稱),亦與我同。”左宗棠這話應該是用不著懷疑的,他是不可能故意往太平軍臉上貼金,吹捧李秀成的。
  
  前不久還無比囂張的洋鬼子,為什么一下子就被李秀成打得膽小如鼠了呢?
  
  自然是因為被打得比較慘。青浦一戰(zhàn),李秀成重創(chuàng)英法聯(lián)軍,殺敵百余人,還俘虜了常勝軍副司令法爾斯德,后來還用這個洋俘虜換了一批火藥和滑膛炮。南橋之戰(zhàn)中,法國提督卜羅德胸部中彈,當場死亡,英法聯(lián)軍傷亡空前慘重。

  
  李秀成用實實在在的戰(zhàn)績,論證了洋鬼子也不經打,也證明譚紹光等人的指揮能力,的確與他不是一個重量級別。除了兵力優(yōu)勢外,李秀成取勝的原因與他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得當有著極大的關系:在東線牽制、西線反擊的整體規(guī)劃之下,抓住敵人薄弱環(huán)節(jié),用重兵主動出擊,采取抄敵后路、重重設圍、切斷糧道、以逸待勞等多種戰(zhàn)術,并吸收洋人的長處,用繳獲的大炮和洋槍武裝自己。除此以外,他還摸索出了短促突擊、埋伏突擊等一些新的戰(zhàn)法,把裝備先進的洋兵打得落花流水。
  
  如果不是李鴻章的到來,尤其是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一支精銳部隊,讓李秀成在上海遭遇了第二個太奸標兵的話,或許他就能夠將上述勝利延續(xù)到上海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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