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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風景。她們大都走過一條從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離舊家庭，投身革命的隊伍里，軍事化生活強健了體魄，脫落了小姐們的脂粉氣與羞澀感，在磨煉出中國現(xiàn)代革命知識女性颯爽英姿的同時，也承載著革命婚姻帶來的光榮與苦痛。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陳學(xué)昭夫婦乘汽車去延安時，特別囑托他們，“和我們（指何、陳——引者注）同行的有一個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顧她”。何穆、陳學(xué)昭是一對留學(xué)法國的博士，一為肺結(jié)核病專家，一為重慶《國訊》雜志特約記者，都是當時延安緊缺而歡迎的高級人才。他們通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介紹，途經(jīng)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別的關(guān)照。
　　
　　而這位同樣受到特別照顧的女青年，原名溫聯(lián)琛，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剛剛翻字典取了一個化名叫夏沙，時年只有14歲。她是復(fù)旦大學(xué)教務(wù)長兼政治系主任溫崇信的獨生女，從小嬌慣�？箲�(zhàn)爆發(fā)后，其父溫崇信出任國民政府江蘇省太倉縣、昆山縣縣長，安徽省第三行政區(qū)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受抗戰(zhàn)進步的革命思想影響，“在武漢時，夏沙曾從家里偷跑出來，準備到延安，在鄭州被父親的朋友從火車上把她攔截下來。到重慶，夏沙還要去延安，父親不同意，但鎖不住她，只好買機票讓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中，乘飛機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國共合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再次形成，重慶方面自有關(guān)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別看待夏沙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隊伍里有知識、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過一條叛逆者的道路。她們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投身抗戰(zhàn)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無產(chǎn)階級革命思想后，繼而更背叛自己曾經(jīng)出生并成長著的那個階級和社會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guī)范。這給她們首先帶來的是一種離家出走、人身解放的無限暢快感。
　　
　　1938年3月，原在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大學(xué)讀書的閻明詩，離開成都來到武漢，尋找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要求到延安去參加革命。周恩來親自接待了這位時任新生活運動總會總干事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謀閻寶航的千金，看其年齡幼小，問她：“你吃得了苦嗎？”她故意提高嗓門，聲音響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
　　
　　由于父親的社會地位，我一直過著教會大學(xué)生的優(yōu)越生活�，F(xiàn)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還需要做些什么準備呢？我低頭看了看腳上的鞋，那是一雙進口的捷克皮鞋。這種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稱。我又摸了摸自己的頭發(fā)，那是梳的披肩長發(fā)。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個理發(fā)店，理了一個露耳朵的短發(fā)，大家看了都說我像個假小子。
　　
　　不久，她被組織安排從武漢乘火車經(jīng)鄭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車到延安。“我以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點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隨身帶的錢和衣物都分給了大家。”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個個真實的歷史細節(jié)。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四川成都街頭的宣傳活動一度非�；馃帷�時在中華女子中學(xué)初中讀書的孟于，十五六歲的妙齡少女，生來一副好嗓子，積極參加學(xué)校進步師生組織的“抗日救亡宣傳隊”，經(jīng)常到街頭、茶館、集鎮(zhèn)去唱歌演講。她聲情并茂，聲淚俱下地演唱著東北人民家破人亡、四處流浪的歌謠《松花江上》（張寒暉作詞作曲），“爹娘啊，爹娘啊……”，被父親獲悉，得到的嚴厲呵斥是：“我還沒有死，你就哭了？”怎么解釋都沒有用，一頓狗血噴頭的狠罵后，保證以后不唱了。
　　
　　不久，她又參加宣傳活動，在茶樓里演唱另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當兵》（老舍作詞，張曙作曲），被一位父執(zhí)朋友聽到了。這位關(guān)心她的長輩當晚就轉(zhuǎn)到她家，對她父親說：
　　
　　“你閨女的戲唱得好呀！”
　　
　　“什么戲？”父親不解地問。
　　
　　“哼，什么戲！‘丈夫去當兵，老婆叫一聲，毛兒的爹你等等我，為妻的將你送一程……’”
　　
　　��？這還了得！沒出嫁的姑娘怎么到大街上、茶樓里唱歌喚夫君呢？這還成何體統(tǒng)？還有什么臉面呢？又是一次更加嚴厲的訓(xùn)斥責罵，并違心地再作保證下不為例。
　　
　　可是，烽火連天，國土淪喪，青春熱血為愛國熱情和革命理想所鼓舞，孟于再也忍受不了舊家庭和社會的束縛，1939年7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學(xué)來成都招生，她毅然報考并被錄取。“我和李仲民是偷偷從家里出走的，出發(fā)前給家里寫了一封信——我們到我們向往的地方去了，請不要找我們……”半年后，她和伙伴們終于從宜川轉(zhuǎn)赴延安。
　　
　　進入革命的隊伍，一聲“同志”的稱呼就讓這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女青年們感慨萬千。她們曾經(jīng)是小姐或太太，但她們無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會理想。在軍事化的革命隊伍里，生活供給，精神清潔，她們最初無不感到歡欣鼓舞，意氣風發(fā)，自覺得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新世界。
　　
　　孫錚，被稱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孫澤余，安徽桐城人，科舉及第，官至漢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孫澤公，也是她讀書時的監(jiān)護人，曾留學(xué)日本，出任馮國璋政府教育次長、陸軍中將；姐夫張先舉更是雍正王朝軍機大臣張廷玉之后�？箲�(zhàn)爆發(fā)后，孫錚從北平第二女子中學(xué)回老家奔喪，借讀安慶女子中學(xué)，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報聲明解除被監(jiān)護關(guān)系。她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讀書會”和“安徽省抗敵后援會各縣流動工作隊”，1943年7月輾轉(zhuǎn)到達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為抗戰(zhàn)作宣傳，在讀書會上大膽發(fā)言討論。“在這些討論會上，孫錚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來認識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評；看到別人的缺點，可以提出批評，幫助別人進步。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記憶中，孫氏大家族的人從來都是背后講別人的壞話，從來都不曾有過自己反省的時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風，和煦而有力地蕩滌著自己的靈魂。”為此，她拒絕了家庭提供資金讓她出國留學(xué)的機會。“大家庭有什么留戀的，連批評自我批評都沒有！我不能要這些金銀財寶！我要堅決走抗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