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南歸？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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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貫本來是打算借賀遼主生辰這個良機，親自到遼國了解一下它的山川地理形勢，以利將來用兵。哪知道羊肉沒有吃到口中，卻空惹得一身膻氣。被遼朝文武大臣譏笑后的童貫，雖說天祚帝沒少送他重禮，可是心中的郁悶仍是揮之不去。
眼見得再行數(shù)日就要過了兩國邊界，自己空手而歸，如何向官家交代事小，要是惹得朝中如蔡京等輩譏諷，更是讓他難以安然。這一天行到了盧溝橋，看到夜色已晚，童貫心事重重地安排住宿歇息。
遼國的接伴使安排了童貫等人，也就告辭了。
童貫正要歇息之時，帳外侍從進來低聲稟報：“帳外一人求見童大人。”童貫不耐煩地揮手斥退侍從，心中還在暗罵這侍從沒有眼力之時，那侍從復又進來稟報說來人大言有“滅遼之策，需與童大人面議”。
童貫一聽之下，睡意頓消，忙令侍從帶來人入帳中。那人來到童貫面前，不緊不慢地說了一番言語。
童貫一聽之下喜出望外，頓生相見恨晚之心。
此人名叫馬植，是遼朝漢人大族。
遼朝因地域廣闊，民族眾多，所以分為南北兩套官制，所謂南人治南，北人治北，南院所用官吏多為漢人。以韓、劉、馬、趙為首的四大漢姓的幽薊漢族地主階級在遼國的政權構成中，僅次于契丹族，居于第二位。
契丹人為了統(tǒng)治的需要，允許漢人與渤海人保留農耕民族的生產方式，以及發(fā)式、服飾等習俗。相應的與后世的滿人留發(fā)不留頭來比較，遼人的統(tǒng)治更容易為漢人所接受。
馬植曾在遼入仕，官至光祿卿。史載“行污而內亂，不齒于人”，這話不可盡信。馬植作為遼朝大臣，眼光獨到�？湛跓o憑臆斷，史官曲筆，真是荒唐！
馬植清楚地看到了遼朝敗亡的征兆，提前為將來打算，無可厚非。
史料中的記載相互有抵觸，有的說馬植是數(shù)年后叛逃南歸，有的是“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童貫也不是小孩子，馬植一番話就能打動他，那么馬植到底說了什么呢？
原來馬植所獻妙策卻是——“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南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
為何結盟女真，才能滅遼呢？
宋朝所統(tǒng)一的只是廣大的農耕區(qū)，從建國以來，軍隊的發(fā)展建設都受到馬匹的制約，而馬政也是王安石于熙豐年間變法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彼時馬匹的質量以西夏國為最優(yōu)，遼次之，宋更次之。略晚崛起的女真更是馬背民族，所馴養(yǎng)的良馬比西夏更勝一籌。而到了蒙古時代更是縱馬馳騁，整個世界都在馬蹄聲中震顫發(fā)抖。
當時西夏的綜合國力與宋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西夏憑借了地利，更是憑借了優(yōu)良的騎兵，可以縱橫馳騁，與宋在疆場上一爭雌雄，且很少落于下風。
宋太祖立國之初，用兵堪稱謹小慎微，趙匡胤一生戎馬，深知兵事的兇險，故鮮有敗績。到了太宗朝，因得位不正的原因，宋太宗急于樹立個人威信，顯示他的文治武功，故而與契丹大動干戈。
在宋太宗發(fā)動的與遼戰(zhàn)爭中，宋軍一敗涂地。
宋人痛定思痛，思得良馬后再與遼與西夏疆場一見高下，故此在國初就有從登、萊入海，到女真之地走私馬匹的舉動。因為馬匹作為戰(zhàn)略物資，是萬萬不允許出口的。
遼人對于馬匹的出口管理甚嚴，就算是雙邊貿易永遠有逆差也在所不惜。契丹與西夏心中非常清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道理。
遼對宋廷到女真販馬的這種做法很快偵知，馬上于沿海地區(qū)布置了關卡與軍兵，宋人與女真的馬匹生意沒能繼續(xù)，雙邊貿易暫時處于停滯狀態(tài)。
對于前朝故事，童貫知之甚詳。故而他聽馬植如此一說，頓時眼前一亮，心中暗忖此計可行。只是以他的心機，心中雖已是波瀾起伏，面上卻不會顯出絲毫波動。
他好生安撫了這個不速之客，叮囑他在燕云之地小心聯(lián)絡有志之士，暫且蟄伏靜待良機。二人約定好時間，期待馬植越境來投——歷史對此事記載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本書按馬植未曾隨童貫南歸處理。
童貫做事相當謹慎，斷不會直接把馬植帶回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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