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新“國進民退”的風險
-
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與反改革的力量交鋒日益激烈。從某種意義上講，此后的改革比改革初期更為艱難。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來自意識形態(tài)，而此時則主要來自既得利益；改革初期的措施有帕累托改進的特性，而此時國有壟斷企業(yè)和政府部門已經享受改革的成果，進一步改革會損害它們的利益。推動國有壟斷企業(yè)和政治體制改革，意味著政府要對自身進行改革，改革由此進入更為艱難的攻堅戰(zhàn)，進度明顯放慢。
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yè)中國有企業(yè)究竟應當“進”還是應當“退”的爭論又起。有些論者提出，在這些行業(yè)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不但不應當降低，還應當提高。2003年，一種“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的觀點，引起相當程度的思想混亂，直到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此做出了澄清，但類似的論調在一部分人中間仍然很有市場。2004年爆發(fā)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確的爭論以后，社會上又出現(xiàn)了被媒體稱為“再國有化”或“新國有化”的現(xiàn)象。這種回潮的趨勢主要有兩種表現(xiàn)形式：一是有些領域在已對民營企業(yè)進入發(fā)放“許可證”的情況下，又往后退縮，不讓民營企業(yè)繼續(xù)經營；二是一些國有獨資和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對民營中小企業(yè)展開了收購兼并，使這類企業(yè)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強化。另外，政府對企業(yè)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有所加強。
從2003年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出現(xiàn)了“過熱”的現(xiàn)象。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中國政府決定采取措施促使經濟降溫。宏觀經濟是一個總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發(fā)生了宏觀經濟過熱，即總量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的情況下，理應按照市場經濟的常規(guī)，以匯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為主，進行總量調控。當然，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還有必要運用某些行政手段作為補充，例如對銀行信貸的“窗口指導”。但是，必須明確，它們只能是輔助性的手段，而且應當在運用這種手段時，對它們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充分的估計。但是，當時，在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判斷時，主流意見卻把問題的性質確定為“局部過熱”，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聯(lián)合發(fā)文，采用審批等行政手段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過熱行業(yè)”的投資、生產活動進行嚴格控制。從那時起，“宏觀調控要以行政調控為主”就成為正式的指導方針。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了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大為強化，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則遭到削弱。英國的阿克頓勛爵說：“權力易于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絕對地腐敗。”行政權力的擴張，導致尋租活動制度基礎擴大，使腐敗日益盛行。
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滯后。鄧小平在1980年發(fā)動全國農村承包制改革的同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講話，啟動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難于貫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鄧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領導人在追悼會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問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一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十年來進展十分緩慢。例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都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才得以出臺。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xiàn)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zhí)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于是，就出現(xiàn)了尋租的新動力。
由于尋租規(guī)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根據1988年以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中國租金總數占GDP的比率高達20%～30%，年絕對額高達4萬億元至5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量，自然會對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系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 最新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 發(fā)表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