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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圖書頻道 > 綜合其他 > 空間感:劉心武最新作品 > 第 6 章 祥云飛渡——北京勁松
第2節(jié) 下篇

  還有一片在朝陽門外數(shù)里遠,叫團結湖。1981年,中國作協(xié)派出以杜宣(劇作家)為團長的作家代表團一行三人赴日本訪問,我是團員,我們乘汽車往天竺機場時,路過了團結湖樓區(qū),杜宣告訴我,他頭一天剛去那邊的“政策樓”里看望過老朋友羅烽、白朗夫婦,羅、白伉儷曾是著名作家,但后來也被打成“反黨分子”,歷經(jīng)二十多年的坎坷,才得遷入團結湖某樓,過上正常的生活,但他們也就寫不出什么作品來了。我則告訴杜宣,從維熙現(xiàn)在也住在團結湖。那時從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影響很大,獲得“大墻文學之父”的稱謂。杜宣問我住在哪里?我告訴他在勁松,他雖沒有去過,卻是知道的,感慨系之地說:“是呀,是呀,木樨地,前三門,團結湖,勁松……都有‘政策樓’啊,欠賬太多,有的人現(xiàn)在還在等候哩!”他從上海來,說上海就落實住房政策而言,還很滯后,比不上北京。
  
  勁松的“政策樓”,蓋得稍晚,但規(guī)模似乎最大。安置到里面的,似乎級別、身份要稍遜。那時落實政策,最后一項叫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十年風暴中知識分子被貶損為“臭老九”——我又忍不住要加注,因為我希望有“80后”、“90后”乃至更后的人士能讀到這樣的文章——為什么稱“老九”,因為前面有八種更糟糕的:地(主)、富(農(nóng))、反(革命)、壞(分子)、右(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現(xiàn)行(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都屬于敵我矛盾,知識分子排第九位,實際上等于“人民內(nèi)部矛盾按敵我矛盾對待”了,等于說,知識分子隨時隨地會滋生出以上八種“牛鬼蛇神”,因此臭不可聞,需控制使用,而他們的住房,則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記得大約1980年左右,《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小說,題目是《盼》,真實地描寫了一群從事科技工作的中年知識分子居住條件的惡劣狀態(tài),以及他們盼望得以改善的強烈情緒,引出巨大反響。因為那篇小說篇幅比較長,一次刊登不完,而報社又沒有在第一天刊出后及時在第二天續(xù)登,引出許多科研單位知識分子往報社打電話詢問,有的認為一定是小說的內(nèi)容又遭到某些部門和官員的否定,實行了“腰斬”,情緒十分激動,其實,報社只不過是因為刊發(fā)小說的副刊并非天天必有,才隔了幾日續(xù)刊完。同時期又有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在《收獲》雜志刊發(fā)出來,并很快改編拍攝成彩色電影廣泛放映,算是以文藝形式為知識分子強有力地“正名”,將“臭老九”變成了實施“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香餑餑”。這就是那時候社會上發(fā)生的巨大變化之一。而勁松的“政策樓”,也就成為安置各界形形色色知識分子的重要空間。


  
  我1979年遷入的勁松一區(qū)的那棟樓,是分配給北京市文藝界人士的,其中演員居多,演員,包括戲曲演員,大體上也屬于知識分子范疇吧。我有幸進入到入住“政策樓”的名單,端賴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學》雜志發(fā)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這篇東西刊發(fā)后反響強烈,1979年初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一次舉辦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它獲頭名,而我也就順利地成為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又被安排為理事,所以我不是作為遭受過打擊而恢復名譽、安排新居的那種落實政策對象,而是作為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有杰出貢獻而獎勵性分配樓房單元的,因此,我當然算是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新政的一個既得利益者。
  
  我們那棟樓,一共五層,每層三個單元,1號是大的二居室,2號是小的二居室,3號則是三居室,有地下室,也分成跟上面一樣的三個單元,因此一共可容納十八戶。我在分配前,被召喚到市委宣傳部見部長,他在十年風暴中也被打倒,上面給他落實了政策,他那時忙活的,是給他下屬各系統(tǒng)各單位的人士落實政策。我去的時候,見到了李萬春,那是京劇界的著名武生,中年以前不但武功好,還有好嗓子能唱,我小時候,父母帶我看過他的戲,但是他從1957年以后就倒霉了,到1979年我跟他相繼被召喚到市委宣傳部部長跟前的時候,我覺得他不僅滿臉滄桑,渾身似乎也都刻下了劫波沖擊后留下的痕跡,后來政策是給他落實了(他那天是去要求發(fā)還他當年自購的胡同小院),但他最好的藝術年華已然隨劫而去,無可挽回。跟李萬春談完,宣傳部長跟我談,大意是你沒受過什么苦,又還年輕,所以給你分的房子,是頂層最小的那種,這已經(jīng)是組織對你的最大獎勵了,希望你不要辜負黨和人民在新時期對你的厚望,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我誠懇地表示,非常知足,非常感激,一定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寫出對得起時代的好作品來。我后來寫出長篇小說《鐘鼓樓》,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北京市委市政府又給予了我表彰嘉獎。
  
  我分到的那個頂層的小二居,進門有個大約4平方米的小空間,大居室約15平方米,小居室約8平方米,但有廚房和衛(wèi)生間,且所有窗戶都朝南,比起原來所住的胡同雜院的小東屋,不啻“鳥槍換炮”。雖然沒有電梯,需要爬樓梯到五樓,但那時滿心歡喜,人又年輕,往往是一步兩階,吹著口哨歡蹦而上。漸漸地,跟同一個門道的鄰居有了些來往。四樓三居住的是河北梆子劇團的花臉演員李士貴,他非常敬業(yè),一次把我請去,告訴我他剛從京劇移植了《張飛審瓜》,跟我探討:張飛跟李逵雖然是不同朝代的人物,但在戲曲舞臺上,有的演員演起這兩個人物來,形象雷同,他希望我出點主意,能讓他塑造這兩個人物時,能有明顯的區(qū)別。他還把戲中片段,在他那間大屋子里演示了一番。他那個三居,比我的單元大許多,但少有朝南的窗戶。這是那個歷史階段公寓樓設計上,具有計劃經(jīng)濟特色的一例。其設計理念是:您的單元既然間數(shù)多面積大,享受到這樣的好處,那就別什么好處都占盡;人家的單元既然小許多,那就讓人家窗戶朝南,多享受點陽光吧!那時蓋樓,還經(jīng)常設計成“三叉式”,從空中看,頂部正仿佛是個“大褲衩”,所以北京的建筑,早有被俗眾稱為“大褲衩”的,不是庫哈斯為中央電視臺設計出那座怪樓后,才有“大褲衩”一詞;那種“三叉式”的樓,設計理念是:讓每一個單元都能有大體朝南的窗戶,“陽光共享”。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后,結束了單位的“福利分房”,推行商品房,那么,設計理念也就隨之變化,越是富人買得起的大戶型,朝南的窗戶可能就越多,那種頂部成“大褲衩”形狀的“三叉式”公寓樓,也就絕跡,因為開發(fā)商認為那樣設計會浪費掉許多的可謀利空間,再說了,一分錢一分貨,想享受更多陽光,請付更多的錢!

  
  對勁松當年“政策樓”的這些勾勒,是為了提供一些可追尋北京當代建筑發(fā)展史的線索。下面我就要說到,我當年入住的那棟樓的地下室單元。現(xiàn)在一定不會再有那樣的設計了,公寓樓即使設計出地下室,一般也不切割為跟上面類似的單元,或作為倉儲空間,或由物業(yè)管理公司臨時使用,或者就是地下停車場。當年各處的“政策樓”,多有地下一層也按上面那樣,切割為居住單元的。我1979年入住的那棟樓,地下一層的三居室,就是石大媽石大爺?shù)淖∷D翘追孔,應該是分配給北京京劇院一對骨干演員夫妻的,他們就是石宏圖和葉紅珠。他們因為另外還有住處,所以讓石大爺石大媽住,而他們正是石宏圖的父母,石宏圖擅演“猴戲”(飾孫悟空),后來一度出任北京京劇院的院長。葉紅珠是京劇世家的傳人,清咸豐年間高祖葉庭柯用扁擔筐從安徽太湖縣,把兩個兒子挑到了北京,后來其中的葉中興生下葉春善,與牛子厚辦起了京劇科班喜連成社,后來又易名富連成,培養(yǎng)出包括馬連良、譚富英、葉盛蘭、裘盛戎、袁世海在內(nèi)的眾多京劇藝術家,當年梅蘭芳、周信芳都曾在富連成搭班唱戲,葉家為中國京劇的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葉紅珠的父親葉盛長就是重要的京劇教育家,葉紅珠打小就進入戲曲學校攻武旦,成為著名的武旦演員,我早就看過她演出的《虹橋贈珠》,里面有火爆的武打,她那“打出手”的功夫令人驚嘆,她曾以這個劇目隨團出訪,在日本歐美等處征服了無數(shù)外國觀眾。我跟石宏圖葉紅珠大體上算是同代人,很談得來,不過他們只有休假日才到勁松來,因此我和石大爺石大媽交往得更多,而兩位老人中,又以和石大媽一起愉快地憶舊,更為經(jīng)常。我說要是石大媽能保存著她祖父《燕京歲時記》的手稿,或其他未刊的著述,那該多好!石大媽嘆氣說,原來也還存有一箱子舊東西,“破四舊”大風暴席卷,沒等來抄,自己就全毀了,片紙無存!嘆息歸嘆息,對于世道好轉,我們還是一致欣悅的。有回我跟石大媽聊天時,外面下起了小雨,地下室的窗戶外面的透光坑雖然有泄水孔,倘雨勢變大積水過多,那還是有滲進他們居室的危險。我就想起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里有這樣的文字:


  
  六月乃大雨時行之際。凡遇連陰不止者,則閨中兒女剪紙為人,懸于門左,謂之掃晴娘。
  
  就認真地跟石大媽建議:“咱們剪個掃晴娘吧!”石大媽臉上那些細瑣的皺紋,就抖成了一朵舒暢的花兒。
  
  那時候吳祖光先生的公子吳歡,也曾以要求為父母落實政策的名義,在勁松要到一個單元。吳先生和新(鳳霞)先生邀我去他們那朝陽門外的居所做過客,我也邀吳先生來過我那五樓的小單元,我對吳先生說:“真不好意思,讓您爬這么高;我這單元太小,也無足觀。”吳先生卻說:“知足常樂。”其實他住的那棟樓,也無電梯,他住四層,也得爬上爬下;雖然是兩套打通并在一起,間數(shù)不少,卻也并沒有寬敞的廳堂,方位也差,不是南北向的而是東西向的,不少人為他抱不平,他原來擁有的,可是王府井東安市場后身的一所寬敞舒適的四合院啊,就用這么兩套單元房置換給他,算是落實政策了,毋乃太吃虧!吳歡氣不平,因此瞞著他,又在勁松要了個小單元,吳先生知道后,很不以為然,但是我就跟吳先生說:“吳歡不為過,況且您家是雙名人。”(吳是著名劇作家、電影導演、散文家、書法家;新是評劇泰斗,并有多本散文著作問世,又是拜師齊白石的國畫家。)吳先生站到我家的小陽臺上,眺望著一排排新樓,以及樓后露出的“大老叼”,臉上的表情,正與他后來一再書寫的條幅“生正逢時”相合。在跟吳先生,還有楊憲益(著名翻譯家、詩人、散文家)等老先生交往的過程中,我感覺大家那時候形成了一種共識,就是一個黨能知錯改錯,很了不起,所謂落實政策,其實就是認錯糾錯,努力補救,實事求是,踏上新途。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搞經(jīng)濟建設上來,好。我覺得像吳先生、楊先生,包括我自己,都是關心政治而并不懂得政治的人,更無搞政治的志向興致。但在那個歷史階段,各自在黨內(nèi)朋友的鼓勵下,都提出了入黨申請,并被接納,以為這樣可以為國家的進步,多出些力。這也是那個歷史階段許許多多知識分子有過的選擇。這份情懷,后來被某些人誤讀。如今的一些年輕人,也可能從另一角度加以鄙夷。但這就是吳先生和楊先生晚年故事的“戲眼”。如今他們都已仙去,而我還抱持著關注政治而不搞政治的態(tài)度,在人生的余程上漫步。

  
  我在勁松住了九年。人生能有幾個九年?儲留的記憶,自然很多。常有人跟我提起“勁松三劉”,就是曾有人以這四個字,寫過一篇報告文學,影響似乎不算小,但不少人對“三劉”究竟指誰,理解有誤,其中有劉再復和我,另一位,應是詩人劉湛秋,而非別的什么劉姓人。如今“三劉”都遷出了勁松,我以外的二位都定居海外了。“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在新的紛爭中,誰還能理解我們?
  
  勁松這個地方,原來因為有座王爺墳,墳旁有棵巨松,不往高長,而是朝旁邊伸展出許多的大枝杈,因此使用了許多鐵制支架來架住它,故被稱為架松,后來改名勁松,不消說是依據(jù)革命領袖的詩句:“暮色蒼?磩潘桑瑏y云飛渡仍從容。”亂云飛渡,非我等俗眾所消受得了,總還是期盼飛渡的是和平發(fā)展和平改進的祥云。但脆弱的個體生命,如何能控制世道的大勢?一種對自己,以及跟自己一樣的蕓蕓眾生的大悲憫,如管風琴演奏般訇響在胸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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