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當今相聲分為幾派的話，高曉攀和他的嘻哈包袱鋪肯定算是代表80后的年輕、時尚派。就像所有的非主流相聲演員一樣，高曉攀的經歷中自然少不了被傳統相聲界的打壓和排擠。
我大學剛畢業(yè)時組了一個相聲青年團，當時我就想，我們沒有條件去說相聲，不如自己去創(chuàng)造條件說相聲。當時年輕，不像現在顧慮那么多，比較沖動。不過后來團里出現一些分歧，有人說我有問題，就和尤憲超說，不如甩了高曉攀單干。
當時尤憲超給我打電話——那會兒我還住地下室，我們通了一個半小時電話，他說：“哥，你道個歉，這事不就完了？”我則認為這不是道歉的事，也不是誰做錯的事，其實就是一個立場問題。有的人站錯了隊毀了自己一輩子，有的人站對了隊就成就了一番事業(yè)。尤憲超最后還是選擇了我。
當時我一個人去后海的廣茗閣，那幫人在樓上跟我談話，都說我做錯了，跟審訊一樣。那時的我才19歲，那幫70多歲的人沒給我解釋的機會——我不承認也得承認自己做錯了。我說謝謝你們，然后就下樓了。
后來，這些人把謊言說成真事，四處散播我的謠言，老先生放出來的話是，高曉攀必須離開相聲圈曲藝界。我回了趟保定老家然后又回來了，我告訴自己不能認慫，因為我低頭了，那些謊言就會變?yōu)檎胬�，我不能給他們這個機會。若干年以后，那些人看到我，要么躲著，要么就和我說，高曉攀真的和以前有了很大變化。其實，我以前什么樣，現在依舊什么樣。
那時，我明白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想要當爺爺得從孫子當起，要做好孫子分內的事，把爺爺哄美了，爺爺才給你錢買糖吃。話糙理不糙，那個時候我知道了什么是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到今天為止，我認為人要有四識：知識、常識、見識、膽識，缺一不可。
當時離開廣茗閣，房東就把我趕走了，因為我欠了他600元錢的房租。
時隔一年多之后，我再次來廣茗閣演出，一位觀眾總給我送花籃，他很欣賞我的相聲風格，后來才知道他叫孟然。第一次見這個人，我覺得他很厲害，因為他拿一個筆記本電腦，現場上網傳東西。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曉攀，我請你去唱歌。”我說自己很少出去玩，以后再說吧。后來慢慢地我們熟絡起來，覺得我們比較投緣。我這人是獅子座，對方必須得先支持我，之后我才會聽從對方的建議，如果對方上來先給我建議，那就別扯了。他就是一個把我的脾氣摸得很透的人，所以我們做成了很多事。
那會兒他在學院路開了家水吧，叫綠衣人。后來我們在那里搞了一次演出，演出結束第二個星期他就告訴我，水吧倒閉了。
水吧倒閉之后，他也沒事干，我也沒事干，我們就商量組織演出。后來我們租了個小院，成天假模假式地上班，其實上班就是我們倆人玩兒，一玩兒就是一個月。當時想得太簡單了，就像杜月笙說的那樣，人有情面、場面，那時候我們小，哪懂這個。
2008年5月份，劇場的老板康為東找我，說他那里星期五閑著，就讓我過去。我身邊有一幫朋友，又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就覺得實現抱負的時候到了。我聯系了小超（尤憲超），還有王惟、連旭，告訴他們有一場演出，半個月后，孟然也過去幫我們拍照片。
后來，劇場換了新老板，他是個純商人，只在乎自己的利潤，也不愛藝術、不理解藝術，所以他覺得能掙錢就行。新老板把樓上改裝成情侶座，樓下也分為前席、中席、后席、嘉賓座，而且都賣得很貴。他還逼著我們提票價，如果我們不提票價的話他就不讓我們干了。
提高票價之后，我還是承諾給觀眾每張20元，票價不變。我先是拿自己掙的錢去抵場租，結果實在扛不住，因為這等于我們搭錢白干。最后沒轍了，我們找了一個地兒，當時就想完全脫離那個老板，另起爐灶。
不久后，這位大老板又要漲價，把票賣到120元，360元，870元，我對他說：“相聲值多少錢我心里比你清楚，你賣那么高的票價根本賣不出去。而且咱的劇場設施各方面也達不到這個價錢。”他不聽，他說如果不漲價，我們就得離開。當時為這個，我們真的走了，后來這個劇場老板又找嘻哈包袱鋪的一些演員挨個聊。我說一個月一萬元錢的保底工資，演一場兩百元錢。最終，劇場老板同意了。我們在那里創(chuàng)作了很多好的相聲。
后來，大部分人留下來跟我干，走的那些人，70%的人不干這行了，30%的人還游存在各個相聲園子。老北京有一句話叫：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嘣。這些人既然為了錢來，也會為了錢走。后來，我們去西四勝利電影院演出，場場爆滿，這說明嘻哈包袱鋪還是有號召力的團隊。沒過多久，另外一個老板說讓我們去廣茗閣演出。我們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廣茗閣全部租下來了，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