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路遙：平凡世界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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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張艷茜
一個叫“衛(wèi)兒”的孩子
中國農(nóng)歷己丑年十月十三日，也就是公元1949年12月12日，一個極普通的冬天早晨，在清澗縣石嘴驛鎮(zhèn)王家堡村一孔普通的窯洞里，傳出了小生命的嚶嚶哭聲，一個看著很安靜很普通，長著圓圓臉盤的小男孩落在了這個普通人家的土炕上。
這就是陜北普通農(nóng)民王玉寬和馬芝蘭的頭胎兒子，這就是他們的衛(wèi)兒，七年后的王衛(wèi)國，二十年后的路遙。
這個屬牛的小生命，在1949年12月12日的到來，給王家?guī)淼闹皇嵌虝旱臍g樂。
1949年12月12日，新中國也才在兩個月前成立。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天下人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時候，其實中國還有很多地方內(nèi)戰(zhàn)的戰(zhàn)火并沒有熄滅，而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新政權，面臨的是中國大地百廢待興的困境。
陜北，這塊曾經(jīng)是早期西北紅軍的革命根據(jù)地，曾經(jīng)是工農(nóng)紅軍經(jīng)過兩萬五千里長征落腳并壯大的地方，曾經(jīng)是毛澤東在延安生活了13年、確立陜北在中國革命史上崇高地位的地方——雖然光榮而神圣，雖然壯麗且輝煌，進而聞名全世界，卻仍然是貧瘠的，堪稱窮山惡水的地方。陜北百姓的生活窮苦而艱辛。
陜北苦焦的農(nóng)民大眾，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他們身上，凝結(jié)著樸素的先進思想。多年的戰(zhàn)爭洗禮使他們對于革命，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雖然感性大于理性，但在他們的血液里，流淌著優(yōu)良的革命傳統(tǒng)。這是陜北農(nóng)民形象的一個面。這是特定社會歷史、特定陜北地理的社會性格凸現(xiàn)。陜北普通農(nóng)民的文化性格還有更為豐厚更為基本的一面。當槍林彈雨的戰(zhàn)爭歲月遞進為衣食住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兒育女的和平年代之后，逃避兵亂的善良順民、舍生忘死的“支前”英雄、飽經(jīng)滄桑的白發(fā)老者和呱呱墜地就體味到貧困的兒童，還必須面對黃土、沙漠、干旱和貧瘠，還必須迎接日曬雷打。他們必須要回歸為生兒育女、種田打糧、謀劃生機的更為原始意義更為傳統(tǒng)性格的農(nóng)民。況且，即使是戰(zhàn)爭歲月，陜北普通農(nóng)民的基本需求也還是維持生計，離不開衣食二字；即使是耳邊響著嘹亮的戰(zhàn)地歌聲，也難以掩蓋黃土高坡凄涼悠長的“信天游”；即使是積極地參與抗敵斗爭，他們的行為所顯示出來的、更多更內(nèi)在的元素，還是千百年來積淀下來的勤勞、質(zhì)樸、善良等品格。（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屬牛的窯洞嬰兒，一個小名叫“衛(wèi)兒”的男孩兒，無法選擇地降生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降生在一孔陜北常見的窯洞里。
貧困山區(qū)窮人家的孩子，首先呼吸到的是陜北窯洞黃土的氣息。他還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面對的是所有中國貧苦人家第一位的吃飯問題。所以，這個叫了“衛(wèi)兒”的嬰兒，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候，應該只有愁眉之下的王玉寬夫婦，默不作聲的苦中作樂的表情。
陜北是個窮地方，清澗又是陜北的窮地方。窮和苦從來就是一對孿生兄弟。
襁褓中的“衛(wèi)兒”，可能敏感地聞到了黃土窯洞里，土的味道之中，還有濃重的“苦”的味道，這是苦難的“苦”。這份“苦”在他逐漸成長后，伴隨了他整個的童年時期，從沒有分離過。所以，這個頭胎孩子——“衛(wèi)兒”的哭聲并不響亮，而是低沉的，大多時候，更是安靜的。一個普通陜北農(nóng)民的孩子就這樣不引人矚目地出生了。他安靜地落地，安靜地來到這個冬季嚴酷冰冷的世界。
世界卻沒有將他作為弱小的孩子接納。
作為家中長子的“衛(wèi)兒”，沒有得到父母更多的呵護和溺愛。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這是很普遍的生存狀態(tài)。
性格開朗愛唱民歌的母親，和寡言少語卻同樣張口能唱“信天游”的父親，看著這個小生命的到來，已經(jīng)沒有了浪漫心情高聲唱出“老祖宗留下個人愛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拿什么養(yǎng)大這個孩子呢？
多年后，作家路遙的母親滿懷一腔深情回憶說：
我家路遙從小就是精，就是腦子練（清澗方言，即腦子聰明），從來沒讓我急過肚子。七歲就會砍柴了�？车牟窭Τ衫�，摞在鹼畔上。摞下美美一摞�？〉萌速F賤舍不得燒。（朱合作《在王家堡路遙家中》）
“衛(wèi)兒”出生后的幾年時間里，弟弟妹妹一個接一個地出生了，王玉寬家中的生活更加窘迫。沒有吃的，沒有穿的，全家人只有一床被子，孩子們已經(jīng)到了懂得羞恥的年齡，還穿不上一條褲子，完全是“叫花子”狀態(tài)。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特定的地理背景中，苦難并不是單單針對“衛(wèi)兒”一個孩子的。對于生活在陜北這塊土地上的人來說，苦難都是他們?nèi)松牡谝徽n。所以如“衛(wèi)兒”一樣的孩子們，他們童年時代的苦難，是窮困的環(huán)境所給予的，是在被動中接受的。他們一雙眼睛看到的滿是貧瘠而溝壑縱橫的山，每天忍受著饑餓的煎熬，天天盼望的是什么時候能吃上一頓飽飯，冬天時腳上能穿上一雙鞋子。
家中老大的“衛(wèi)兒”是懂事的，他深知父母養(yǎng)育兒女的艱難，五六歲便幫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農(nóng)活，開始了農(nóng)村孩子的第一堂課——勞動。
有一次，衛(wèi)兒去砍柴，跟一群大孩子到離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結(jié)果，由于這種年齡還不能在復雜陡峭的地形中完滿地平衡身體的重心，就從山頂?shù)囊粋�懸崖上滑脫，向深溝里跌了下去。我記得跌落的過程相當漫長，說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體翻滾時像飛動的車輪般急速。（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幸虧“衛(wèi)兒”恰好跌落在一個草窩里，才僥幸地保住了性命，而兩面就是兩個深不可測的山水窖。
除了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衛(wèi)兒”這個貧困的黃土地的農(nóng)民之子，比其他孩子多了一重經(jīng)歷。他有親生父母，還有養(yǎng)父養(yǎng)母，7歲后的“衛(wèi)兒”，過繼到延川縣，做了親伯父和伯母的兒子。
童年。不堪回首。貧窮饑餓，且又有一顆敏感自尊的心。無法統(tǒng)一的矛盾，一生下來就面對的現(xiàn)實。記得經(jīng)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們打得鼻青眼腫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罵一通，理由是為什么去招惹別人的打罵？三四歲你就看清了你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別想指靠別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當七歲上父母養(yǎng)活不了一路討飯把你送給別人，你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冷酷的現(xiàn)實。你獨立地做人從這時候就開始了。（路遙《早上從中午開始》）
“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
饑餓年代，并沒有令聰明、調(diào)皮的“衛(wèi)兒”的個性變得遲鈍。
在城關小學，這個由小名“衛(wèi)兒”被改稱大號叫王衛(wèi)國的學生，不僅身子骨挺結(jié)實，而且是全校出名的調(diào)皮學生，他特別愛給同學起綽號，而且這些綽號很能抓住同學特點。同時，還喜歡編順口溜調(diào)侃人，編出的順口溜事出有因，極盡夸張之能事，講出來笑得同學們直喊“肚子疼”。
到延川中學后，給同學起綽號的本事，被他繼續(xù)發(fā)揚光大。所在的班上幾乎每個人都有綽號，而這些綽號十有八九都是出自王衛(wèi)國的創(chuàng)作。后來，他將起綽號的范圍擴大到其他班，一個年級的男生起了一大半，但是沒有人生氣，因為同學們沒有饒過王衛(wèi)國，也送了他一個不雅的綽號——王喂狗（王衛(wèi)國的諧音）。無論誰叫，他都答應。
王衛(wèi)國調(diào)皮，卻不是潑皮無賴，從不在課堂上搗亂，影響老師上課。他想聽的課，就認真聽講；不想聽的課，就旁若無人地閱讀小說，不影響別人聽講。
年輕的班主任常潤田老師，賞識王衛(wèi)國的個性，賞識他和他對時事政治的敏感，有意識地為王衛(wèi)國提供發(fā)揮他特長的舞臺。只要與文字有關的活動，就交給王衛(wèi)國來完成。
有一次初66乙班舉辦詩歌朗誦會，常老師別出心裁，要求主持人用詩歌語言將所有節(jié)目串聯(lián)起來。常老師把寫串詞的任務交給王衛(wèi)國。王衛(wèi)國欣然接受了任務。很快，只用了一個上午，就將串詞寫了出來。
那次，全校師生都出席了詩歌朗誦會，大家交口稱贊，主持人的簡潔優(yōu)美的串聯(lián)詞寫得十分有文采，為這個詩歌朗誦會增色添彩。老師和同學都紛紛詢問，串聯(lián)詞出自誰之手。一時間，王衛(wèi)國迎來老師同學的共同注目。
還有一次，王衛(wèi)國寫了一篇類似于駢文的文章，用對仗工整的句式來鋪敘一件事。班主任老師看后覺得雖然稚拙，但文從字順，敘事狀物言情都很生動新穎，對一個初中生來說，實屬不易。
大量閱讀的同時，王衛(wèi)國開始寫日記，并嘗試著寫作。所寫的內(nèi)容，側(cè)重于時事政治方面，可以看出他比同齡人要成熟許多，文學寫作的才能嶄露頭角。
路遙的作文常常得到語文老師的表揚，有一次，他寫了一篇作文。題為《在五星紅旗下想到的》，學校領導在全校學生面前朗讀了一遍，從此使他文名大震。成了全校的“明星”。還有一次，他根據(jù)小說《紅巖》創(chuàng)作并編排了一幕話劇，利用活動時間在教室前演出，引來全校學生觀看。（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
1966年的夏天到了，這一年，16歲的王衛(wèi)國初中畢業(yè)。按以往慣例，大中�？荚噷⒁M行，但是，這一年，一切正常的招考停止了。
王衛(wèi)國當時正計劃著報考西安石油化工學校，但是，中國發(fā)生的一起大事件將王衛(wèi)國的個人計劃擊個粉碎。
在縣城度過的兩年高小生活和初中三年極其窘困的寄宿生活，使我們看到他在“吃”的問題上飽嘗了“農(nóng)民之子”的屈辱；同時，由于農(nóng)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差異而造成的一種社會結(jié)構的矛盾以及在學校教育中所接受的理想和現(xiàn)實的差異，對這一系列的不合理的事實，使他從較早時候就產(chǎn)生了一種郁悶的思想。（【日】安本實《路遙的初期文藝活動》）
如果一切如常，王衛(wèi)國順利考上一所中專學校，國家就給學生發(fā)放生活費，農(nóng)村戶口也隨之轉(zhuǎn)入學校。不出意外，中專畢業(yè)后就能被國家統(tǒng)一分配，走上工作崗位，成為端“鐵飯碗”的國家工作人員，徹底甩掉農(nóng)村戶口的沉重帽子，鯉魚跳龍門地成為城鎮(zhèn)居民。
如果一切如常，大伯大媽就可以松一口氣。盡管大伯之前反對王衛(wèi)國繼續(xù)讀書，可是拗不過這個牛脾氣的孩子，一家人吃糠咽菜，節(jié)衣縮食，艱難苦熬到兒子畢業(yè)。如果王衛(wèi)國爭氣，靠讀書為自己踏出一條走出農(nóng)村的路子，無論這高小兩年初中三年有多么的艱辛，結(jié)果總是令人高興的。而且，大伯心里隱隱的內(nèi)疚——那份因當初反對兒子讀書產(chǎn)生的內(nèi)疚，將因此減輕。
對繼續(xù)上學讀書始終懷有更強烈期待的，當然是王衛(wèi)國本人。五年縣城求學的饑餓與苦讀，終究要收獲一個結(jié)果，苦不能白受。王衛(wèi)國甚至想到了該認真設計一下中專畢業(yè)后自己的未來。
路遙下決心改變自己的處境，愈發(fā)埋頭讀書。為的是日后當個干部吃那些豬肉片燴粉條之類的好東西，為此他也做了詳盡的準備，并且以優(yōu)異的成績上完了中學，正準備報考西安石油化工學校。（海波《為<山花>送行》）
然而，王衛(wèi)國的夢想，被無情地擊碎了。
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
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作為個體的王衛(wèi)國的人生沖擊無疑是巨大的。
“紅四野”王軍長
1966年10月，延川縣縣級機關第一個紅衛(wèi)兵造反組織——“反修戰(zhàn)斗隊”建立不久，各單位相繼建立名目繁多的造反組織二十多個，有“毛澤東思想指揮部”、“紅旗戰(zhàn)斗隊”、“興無滅資總部”等等。為表現(xiàn)各自組織的正確性，造反派之間互貼大字報，相互攻擊對方是“保皇派”，標榜自己的造反組織是“革命派”。延川縣大街小巷，一時間大字報鋪天盞地，造成紙張短缺。
當王衛(wèi)國從北京串聯(lián)回到延川縣時，延川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然開展得如火如荼。瘋狂的年代，只是一名延川縣初中三年級學生的王衛(wèi)國，也瘋狂地在延川中學的校園里，借著風勢，聯(lián)絡了初中部的同學，真就成立了一個“延川縣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zhàn)軍”（簡稱“紅四野”或“紅四野總部”），扛起了“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zhàn)軍”的大旗。
歷史上的“第四野戰(zhàn)軍”，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實力最強的主力部隊。它是由抗日戰(zhàn)爭轉(zhuǎn)人大反攻后進軍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主力各一部及東北抗日聯(lián)軍逐步發(fā)展起來的。簡稱“四野”。締造者是林彪、羅榮桓。這支隊伍，能打硬仗，而且戰(zhàn)無不勝。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延川中學的這一派學生造反組織起了這么個震天動地、響遏行云的名字，也是希望能像當年的“四野”一樣，勇往直前，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yè)吧。
延川縣還有另一派也自稱是“紅色造反派”的組織——“延川縣紅色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簡稱“延總司”或“司令部”）。
到1967年3月，革命大辯論逐漸使觀點相同、意見相投的造反派相互聯(lián)合，觀點相對立的則水火不相容。
“司令部”與“紅四野”均是延川中學的師生組織成立的，但后來發(fā)展成為當時延川縣“文化大革命”中兩個勢不兩立的造反派別。
回到延川縣的王衛(wèi)國，由于平時總是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再加上出色的文才，自然成為班內(nèi)文革小組成員。班主任常潤田老師是班上的當然領導，小組中的三個成員都是班上不安分人物，調(diào)皮活潑，能言善辯。后來，這三個人成了一派的主要頭頭。而王衛(wèi)國的組織才能和領導才能顯得更為突出，被“紅四野”的群眾推選為領導成員之一。又后來，延川縣幾個群眾組織聯(lián)合為一大派群眾組織——“紅四野總部”，王衛(wèi)國被推選為“紅四野總部”軍長，主管宣傳工作。
他帶頭寫充滿革命豪情的大字報，揭發(fā)當權派。他寫的大字報，文筆灑脫犀利，看問題敏銳深刻，就連成為路遙這一派的敵對方的語文老師也招架不住，他的文學才情得到了最早的施展和發(fā)揮。對于這場運動，路遙是狂熱的，他上大會，念批判稿，博得陣陣掌聲；登高墻，貼大字報，引來簇簇觀眾；揮拳頭，高呼口號，“九種人”聞風喪膽，最終熬成本班紅衛(wèi)兵組織“井岡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學師生分化為兩大派，他又以出眾的組織能力，一躍而成為本派的首領。全縣革命群眾分裂為兩大陣營，他又扶搖直上，被推舉為本陣營的領袖，晉升為“軍長”。他給自己刻了一個印章，上面刻著“王衛(wèi)國”三個大字。（賀智利《黃土地的兒子》）
當時，“紅四野”的戰(zhàn)友尊稱王衛(wèi)國為“王軍長”；而對立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縣城的一面墻壁上，有這樣的大字報，上面醒目地寫著：打垮“黑四野”，勒死“王喂狗”！
有著極強政治抱負的“紅四野”軍長王衛(wèi)國，從小做慣了“孩子王”的權力欲望大大得到了滿足。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口號聲里，這個只有十七八歲的中學生，以他的學識，以他的博聞強記，以他在延川縣無與倫比的口才，又有文學造詣做基礎，用極具煽動性和鼓動性的文章、演講，王衛(wèi)國一呼百應，八面威風，成為延川縣城極有權力的大人物，可謂少年得志。
1967年1月8日這一天，延川中學等二十多個縣級機關紅衛(wèi)兵組織聯(lián)合召開“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誓師大會，會上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雖然陜北的冬天寒風凜冽，然而，紅衛(wèi)兵們卻是熱血沸騰，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語錄歌》和“誰要不革命，就滾，滾，滾，滾他媽的蛋”的《造反歌》，高呼著口號，一次次發(fā)誓，要把延川變成一所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變成一片不摻任何雜質(zhì)的紅彤彤的汪洋大海。
待過了一個人心浮動的1967年春節(jié)，3月初，延川縣紅衛(wèi)兵們又高唱起《語錄歌》：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也在行動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斗志昂揚的紅衛(wèi)兵，進入延川縣委，趕走了縣委、縣人民政府的領導和機關干部，一舉奪取了權力。延川縣委、縣人民政府陷入癱瘓狀態(tài)。
此時，運動的焦點集中在對當時延川縣委、縣政府的主要領導的看法上，逐步形成了兩種對立的觀點，最后焦點集中在時任延川縣委書記的張史杰同志身上。
以“延川縣紅色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為主的一派群眾組織。認為張史杰是延川縣最大的走資派，應打倒；以“延川縣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zhàn)軍”為主的一派群眾組織認為，張史杰是當權派，但不是走資派，是革命的領導干部，不能打倒，而應保護支持。以這兩種相對立的觀點為基礎，形成了兩大派。即當時人們所稱的“司令部”和“紅四野”。
當時，“紅四野”的大多宣傳材料，出自路遙和賀仲民之手。有一篇由路遙起草的文章，題目是《十字街擺下控訴臺，土皇帝大罵造反派》。文章主要內(nèi)容是“紅四野”派撤出延川縣城后，“司令部”進城，利用本縣籍的一位縣領導，在延川縣城當時最繁華的地段十字街，作表態(tài)演說，其演說的內(nèi)容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可想而知的。路遙的這篇文章被印成傳單，散發(fā)到社會上，為“紅四野”贏得了多數(shù)城鄉(xiāng)民眾的支持。（樊俊成《追思與路遙相處的日子》）
兩派造反派都宣稱自己是保衛(wèi)“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而且都認定對方是被“走資派操縱控制的”，為“劉（少奇）鄧（小平）路線”賣命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是“國民黨反動派”。
按照長期的階級斗爭教育、革命傳統(tǒng)教育所形成的社會氣氛、思維習慣、行事方式，“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diào)和的余地”，“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給反動派，一點不給，半點也不給”，“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酷”，“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于是，兩派都向?qū)Ψ竭M行壓制、打擊，不準對方發(fā)表意見，撕毀對方貼出的標語和大字報，這就勢必引起沖突，發(fā)生斗毆。從動拳頭、扔石塊，發(fā)展到用棍棒、鋼釬進行廝殺，最后發(fā)展到使用現(xiàn)代化武器進行武斗。
1967年11月3日，這個日子對于走過那段歲月的延川人來說，記憶猶新。這一天，延川中學“紅色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在延川縣大禮堂舉行文藝演出，慶祝該組織前身“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成立一周年。各個公社相同觀點的群眾組織派代表參加晚會，同時，還邀請了延安、甘泉、清澗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代表參加。晚會開始進場時，延川中學“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zhàn)軍”一派的部分學生進場被阻攔，發(fā)生爭執(zhí)。隨即，“紅四野”的一些學生用磚頭、彈弓襲擊會場。隨后，兩派學生在延川中學校園內(nèi)用磚頭、彈弓相互襲擊。第二天，“紅四野”動員了南河公社五六百個農(nóng)民進城，毆打了“延總司”的學生、干部，并將“延總司”趕出了延川縣城。
這一天，延川縣的“文化大革命”由“文斗”轉(zhuǎn)向了“武斗”，后來這場事件被延川人稱之為“11•3事件”。
事后，兩派各顯神通。1967年11月下旬，“紅色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搶劫了永平公社的步槍13支，子彈160發(fā)。
“紅四野”也不示弱，1967年12月4日，“紅四野”配合延安地區(qū)“聯(lián)合造反指揮部”搶劫了延川縣人民武裝部輕機槍4挺。
1967年12月下旬，“延總司”兩次策劃搶劫永坪油礦武器，搶劫子長縣熱寺灣公社槍支未遂。同月“紅四野”在文安驛、城關、永坪等公社糧站搶劫糧食三萬余公斤，先后搶劫賈家坪、張家河、關莊等八個公社以及縣公安局、銀行等單位步槍59支、手槍19支、子彈300余發(fā)。
從1967年11月到1968年7月下旬，搶劫事件連連發(fā)生�！把涌偹尽睋尳僦镜たh人武部3支步槍，1支手槍和2門八二炮；搶劫定邊縣人武部18挺機槍，36支步槍，還先后搶劫了城關、永平糧站糧食、糧票，以及永平商店、永平供銷社、延川縣百貨公司、縣委辦、稅務局、民政局等單位各種物資，總價值達10萬余元，現(xiàn)金7.4萬余元。
“紅四野”在搶劫風潮中，同樣收獲斐然。1968年2月4日，“紅四野”總部強行提取延川縣人民銀行10萬元巨款；5月27日“紅四野”總部搶劫稍道河糧站小麥1萬余公斤，還有糧票500余公斤，并在縣百貨公司輕易得手棉布、糖酒、紙張、成衣、布票等物資。
兩派不僅物資豐富，而且均擁有了致人于死命的殺傷性武器，使得延川縣的大規(guī)模武斗迅速升級，成為一場不折不扣的“內(nèi)戰(zhàn)”。不過，這場“內(nèi)戰(zhàn)”的雙方都是為保衛(wèi)和擁護同一個領袖，為達到同一個“革命目標”——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面對死亡時，兩派也都在念著同樣的毛主席語錄：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武斗期間，“延總司”武斗隊編成四連，大約140余人，與“延安聯(lián)總”（8•28武斗隊）聯(lián)合，共同與“紅四野”為敵；“紅四野”武斗隊編成12支隊，不足100人，與“延安聯(lián)指”（12.8武斗隊）掛鉤，形成同盟，與“延總司”為敵。
兩派武斗中幾次槍林彈雨的交鋒，雙方死亡人數(shù)近30人。在《延川縣志》中詳細記載了雙方8次武斗的時間、地點、傷亡人數(shù)。
如果將這些冰涼涼的記錄還原為當時的真實情景，究竟哪一件與作為“紅四野”領袖之一的風云人物王衛(wèi)國有關呢？恐怕，即使是當時的參與者也很難說清楚。
這些忠心耿耿的“毛主席的戰(zhàn)士”，在造反過程中，無論哪一派中的人，都以為自己是真正扛著“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幟，是真正心懷“永遠做毛主席的忠實的戰(zhàn)士”的信念，保衛(wèi)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所以，每個人都斗志昂揚，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和戰(zhàn)斗激情投入這場看不到結(jié)果的政治運動中，誰不參與，誰不投入，在當時的形勢下，反倒是非正常的，誰都無法真正做一個事不關己的逍遙派，而且每個人的行為都不由自己：
在政治層面上。像大多數(shù)知識青年一樣，路遙參加“文化大革命”是滿懷著一腔赤誠。
在心理層面上，“文化大革命”給路遙提供了人生的舞臺，提供了壓抑的、抗爭的心理的一個巨大、宏闊的宣泄場，提供了發(fā)揮潛能、顯示才干的自由空間。（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這是根本無法追究個人責任的全民運動。
但是，事態(tài)隨著武斗的開始，流血事件不斷增加，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
這一派打死了那一派的交通局長，那一派打死了這一派的民政局長，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各派城鄉(xiāng)大聯(lián)合后王衛(wèi)國為軍長的紅四野暫居上風占領了延川縣城。使得城里的另一派沒有逃掉的人成了人質(zhì)，過起了提心吊膽的日子。（曉雷《男兒有淚》）
一萬多“紅四野”造反戰(zhàn)士，在趕跑了對立面——“司令部”人員之后，牢牢地控制了延川縣城，被趕出城的另一派——“司令部”的營地則安在了永平鎮(zhèn)。
“紅四野”一方面防備著對立面的突然反攻，一方面也準備著蕩平延川全縣。這個階段，王衛(wèi)國和他的“紅四野”的戰(zhàn)士，風雨同舟，同吃、同住、同革命。
將王衛(wèi)國一手提攜起來的班主任——常潤田老師，后來竟與王衛(wèi)國成了對立面，而且是對立面中觀點堅定的死硬分子。與對立面誓不兩立的王衛(wèi)國與他的班主任的感情卻沒有破裂，他們只是互相回避，逃開接觸。王衛(wèi)國一派想整垮這個班主任，但王衛(wèi)國暗中保護，使得班主任幸免于難。
在戰(zhàn)云籠罩的縣城內(nèi)。提心吊膽的還有一個人，他是王衛(wèi)國的語文老師。語文老師很早發(fā)現(xiàn)這個學生有怪才、愛演戲，隨便弄幾個人就能上演《紅巖》、《千萬不要忘記》，而且愛演反派角色，《紅巖》中扮演徐鵬飛，活靈活現(xiàn)。要寫起作文來，那快得厲害，不用多大工夫就交卷。有戲劇性的是，語文老師也成了他這位學生的對立面，而且他倆分別是兩派中的筆桿子。但打起筆仗來，老師的嚴謹扛不住學生的犀利，老師的正兒八經(jīng)抵不住學生的自由揮灑……后來，筆桿子換成了槍桿子，老師只好抱頭鼠竄，借口去上海學習一月風暴之經(jīng)而躲避了四五十天，回來之后，卻發(fā)現(xiàn)縣城成了王衛(wèi)國一派的一統(tǒng)天下。為了以攻為守，保護自己，他壯著膽子去了紅四野總部，對著當年的得意門生而如今是對立面首領的王衛(wèi)國說：
“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敢把我怎樣！”
王衛(wèi)國說：“老師你不用怕，觀點不一樣，人身安全不會有威脅，你放心，在延川縣城你會暢通無阻！”（曉雷《男兒有淚》）
與林達的婚戀
回鄉(xiāng)五年，路遙大部分時間在縣城，是眾所公認的“食客”，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他有才華，寫東西出手快，思路新，但家庭生活困難，也眾所周知，和他交往多的干部，家在城里的同學，都樂意接濟他，吃飯自不待言，借幾塊零錢，他不記起還時，也就免了，繼而進化到想方設法讓他吃公家，有資格辦會議的，拉扯他跑小腿。搞各種文藝調(diào)演，他是從始至終的工作人員，別人未到他先到，結(jié)賬時，縣文教局副局長惠明清還不忘給他留幾張飯票。政工組編詩歌集，當然用得著他，編歌曲集，也把他擴大上；甚至黨校組織出外參觀，校長白光明找個理由也把他捎帶上，去當年鬧紅更盛的吳堡，過黃河大橋，涉足軍渡；上榆林，進毛烏素沙漠，入沙柳叢，《車過南京橋》和《塞上柳》就是這樣觸景生情的。（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
看著路遙一步一個腳印地進步的曹谷溪，驚訝而且驕傲，也更加對路遙投入了關心。曹谷溪關心的不僅是路遙的創(chuàng)作，曹谷溪還惦念著已經(jīng)離開了路遙的北京知青林瓊。
曹谷溪不斷地給林瓊投寄每期出刊的《山花》小報，為的是向林瓊報告路遙的最新消息，傳遞路遙的成長以及路遙的與眾不同的信息。作為兄長加摯友的曹谷溪心有不甘，總想要林瓊與路遙重續(xù)舊好。
然而，倔強固執(zhí)的路遙，在結(jié)束了一場虛幻的愛情之后，就斷然不再重溫舊夢，而且，這時候，有一個北京女知青的身影，已經(jīng)深深地印刻在路遙的心中，這卻是曹谷溪后來才意識到的：
在通訊組做培訓學員的路遙，住在曹谷溪的二排18號窯洞里，兩個人同住一個土炕，共用一個書桌。與經(jīng)常來這里和谷溪商量工作的正式通訊干事林達，自然抬頭不見低頭見。也許是路遙從林達身上看到昔日林瓊的影子，她們有著同樣的成長背景與環(huán)境，有著北京城里人的生活風度，有著女知識青年的特殊氣質(zhì)，或者，更多的是因為林達的開朗、誠摯和干練，使得路遙重新燃起了一種希望的火花。他開始覺得不斷地有話要向這位北京姑娘傾吐。（曉雷《男兒有淚》）
平時話語不多的路遙，一般不愛與人交流，但是他喜歡和北京知青交往。在與延川插隊的優(yōu)秀北京知青像陶正、張五愛、孫立哲等等清華附中的學生交往過程中，路遙獲益匪淺。是他們?yōu)槁愤b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讓路遙感覺，他不再是黃土高坡的一個農(nóng)民后生，他的人生，可以開始一種全新的征程。
所以，當只有19歲，屬兔子的北京知青林達，出現(xiàn)在路遙眼前的時候，路遙也立即將這個清瘦、白凈、文質(zhì)彬彬又待人和氣的女孩子印在了心里。
當時的路遙對北京女知青的傾心，不僅僅是在意她們的外表和性格，更多的則是被她們的學識、心胸和視野所吸引。這些因素之中一旦產(chǎn)生了愛情，則又交織了感情的成分。
1969年我（指谷溪——作者注）被調(diào)到了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政工組通訊組工作。剛開始當干事，后來成為組長。當時，通訊組的正式成員是我和林達、石煥南三人。通訊組的主要任務是向報紙和廣播站提供新聞稿件，但我熱衷于文學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活動也成了通訊組的業(yè)務。后來，張興祥、路遙、陶正這些人來到了通訊組。他們在那兒被培養(yǎng)成民工創(chuàng)作人員。（【日】安本實《路遙的初期文藝活動》）
在北京知青中，林達參加工作算比較早的。她先是插隊在延川縣關莊公社前盧溝村，后來擔任了關莊公社婦女干事，再后來，曹谷溪將林達調(diào)到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林達在延川縣算是官方正兒八經(jīng)耍筆桿子的角色，也是曹谷溪的得力干將。
林達與路遙的初戀女友——林瓊，都是清華附中的學生，又同在關莊公社盧溝村插隊，曹谷溪向林達介紹說：
路遙是一個多好多好的青年，說路遙多么有才氣，說路遙對他的戀人感情有多深……其目的就是想通過林達去做工作，讓路遙與他的戀人重歸于好。但是事情沒有按照我的想法發(fā)展，我失敗了。始料未及的是：林達悄悄地愛上了路遙�。ú芄认蛾P于路遙的談話》）
林達非常欣賞還正在野路子上闖蕩的路遙的文學才情。雖然路遙只是個在縣文藝宣傳隊里打雜的，是個編節(jié)目、管戲箱、拉大幕什么都干的農(nóng)民工。當初戀的失敗正在折磨著路遙的自尊和考驗著他的自信的時候，林達的出現(xiàn)，撫慰了路遙一顆受傷的心。
毋庸置疑，北京知青林達是在路遙的人生最為苦悶的階段走到路遙身邊的。正是青春年華卻因“文革”而中斷了學業(yè)，投入了巨大熱情的政治運動又拋棄了他，路遙工作無著、前途未卜，加之路遙傾注滿腔熱情熱愛的一位姑娘離他而去，失意與苦惱煎熬著他。在與命運拼搏中，林達的愛情，恢復了路遙的自信，為他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林達長于寫作，頗有才思，《山花》第四期刊有她以程遠的筆名發(fā)表的散文《在燦爛的陽光下》（后被收進《知識青年在延安》叢書）。為了促成路遙和林達結(jié)合，谷溪想方設法將林達由關莊公社婦干調(diào)來縣委通訊組搞通干。創(chuàng)作組在縣城、新勝古、賈家坪等處舉辦業(yè)余文創(chuàng)人員學習班，總是同時抽調(diào)他倆一起參加。采訪實習，有意無意地將他倆編入一組。路遙程遠，筆名對仗工整，志同道合。幾年后。他倆給自己的獨生女兒取名路遠，熟人盡可察知其意。（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
在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林達住的是集體宿舍，而路遙常與曹谷溪居住的窯洞，往往是門庭若市。剛剛相戀的路遙和林達，在一個古老而封閉的小縣城里，哪怕在馬路或是河畔雙雙悠閑地漫步，都可能造成縣城的一大事件�？墒�，又到哪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與戀人談天說地、談情說愛昵？這個時候，路遙只有去求助曹谷溪想辦法了。
古道熱腸的曹谷溪，為了兄弟路遙，總是會想出辦法來。曹谷溪的2排18號窯洞下邊一排窯洞前，有他掌握的一個秘密地方，那就是他的照相暗室。一間平房分作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放辦公桌，可以做案頭工作；后半部分修了蓄水池，通了自來水，安了特殊燈光，可以洗相放相。除了通訊組長曹谷溪本人，別人無法涉足這個領地。
如今路遙求助。谷溪想到了這個去處，他把路遙和林達領到這里，開了門鎖，等他們進去之后，又閉上門，開始封鎖了一個正在進行的秘密。
這個暗室對這個時候的路遙來說，太美妙，太理想，簡直就是他的伊甸園和方舟，只要林達有空閑，他就找谷溪要鑰匙，別人面前不好明言，就寫條子遞上去，谷溪就偷偷把鑰匙塞給他。這個暗室中，谷溪許多重要的攝影作品是在這里沖片、顯影、定影的，如今路遙與林達的故事漸漸也從這里開始顯影。對于路遙來說，那是一個落難公子遇到了京城來的多情公主：對于林達來說，那是一個白雪公主遇到了自己的白馬王子。失去縣革委會副主任與林瓊姑娘的噩夢已經(jīng)成為過去，路遙經(jīng)歷了一段感情由破碎到整合的過程，重新變成了一個閃爍著幸福光芒的路遙，他要向世人宣布他與另一個姓林的北京姑娘羅曼蒂克的故事。（曉雷《男兒有淚》）
知識分子家庭出生的林達，既有良好的家教和修養(yǎng)，又是個有情有義的知識女性。在與路遙開始戀愛后，她心中有一個結(jié)，她感覺必須解開，那就是路遙的初戀——林瓊。
雖然，林達知道，那是路遙一段無果的戀情，雖然林達清楚，不是因為她的出現(xiàn)，導致這段戀情的終結(jié)，但是，林達仍然想要對女友說個明白，她要有個清清楚楚的交代。
林達風塵仆仆去了銅川的二號信號工廠，找到既是同學、插友，又是女友的林瓊，把她與路遙的相戀情況，一五一十通報給了她的女友林瓊。
林瓊一直從曹谷溪每期寄給她的《山花》小報上追蹤著路遙的身影�！渡交ā飞夏切┎粩嗫d出來的路遙的詩文，讓林瓊感受到，路遙曾經(jīng)經(jīng)歷的痛苦和失戀的情感危機，這段路的行程泥濘、坎坷、艱辛而且漫長。如今的路遙已經(jīng)重新踏上了另一條充滿希望與光明的文學之路，林瓊的內(nèi)心感到十分欣慰。
現(xiàn)在，林達來了，林達的坦誠而真實，讓兩個女孩子有了傾心的交談。
林瓊在為好友祝福的同時，也為得知路遙因失戀受到的創(chuàng)痛而心懷內(nèi)疚；夜晚，在與林達同睡的床上，她禁不住偷偷地落了淚。她的那位插隊在內(nèi)蒙古的女友的真誠關愛帶來的故事結(jié)局，不是她的這一位好友林達的過錯，應該說這就是命運之神的暗暗撥弄……（曉雷《男兒有淚》）
離開銅川，林達幾經(jīng)輾轉(zhuǎn)，回到父母寓居的海濱城市廈門。得到了女友林瓊理解和祝福的林達，在鼓浪嶼的海島上，內(nèi)心輕松而興致盎然，戀愛的心涌動著有如大海波濤的激情。
林達向母親激動地報告了她與路遙的相戀相愛，她想征詢母親的意見。
懂得尊重兒女意愿、知書達理的母親，讓女兒林達講講路遙是怎樣一個人。女兒便滔滔不絕地講起路遙的才華，路遙的勤奮，路遙的刻苦，以及路遙的堅韌毅力……
母親認真地聽著女兒的講述，問女兒：“你講的都是路遙的優(yōu)點，路遙有什么缺點呢？”
林達一時語塞。愣怔著想不出路遙有什么缺點。
母親看著女兒稚嫩清純的眼睛，語重心長地說：“你不知道他的缺點，就說明你并不很了解他，你們的事緩一緩為好。你得先冷靜下來，拉開距離之后再看看。從某種意義來說，只有你愿意接受和包容他的全部缺點的那個人，才能成為你的生活伴侶……”
母親是林達心目中的導師，林達是母親的孝女，她遵從了母親的意見，回到工作生活的陜北山城，果然與路遙拉開了距離。好久不再同路遙去進那個沖片顯影定影的暗室。舊夢剛剛過去，新夢剛剛開始，難道我又要失去心愛之人？路遙受不了，他對谷溪說：“林達不和我好了……”在谷溪面前，他第二次痛哭流涕，像一個受傷的孩子。
谷溪說：“事情不會這么簡單，林達不是會突然變卦的人。”
路遙哭著告訴谷溪：“是她母親不同意，林達聽她媽的話……”
“沒這么嚴重�！惫认f，“人家的娘問得很好，你總不會沒有缺點？對一個人的認識，總得優(yōu)點缺點都了解才行�！�
周圍的人都知道了這個風波，連團委書記也找谷溪說：“林達與路遙快不行了，不行了，咱就叫T詩人上�！�
T詩人是另一個北京知青，此時詩歌創(chuàng)作與路遙并駕齊驅(qū)，旗鼓相當，與林達也算天生的一對�？晒认s緊制止團委書記：“快不敢這樣，不是這么回事。”他又找來林達說：“你媽的話很好，但并不是不同意你談。我對路遙說了，路遙也同意你媽的話。那你以后就繼續(xù)了解路遙，愛情的大廈也要建立在堅實的地基上，不能是空中樓閣……”（曉雷《男兒有淚》）
這一年的春節(jié)，曹谷溪回到了妻兒生活的劉家溝，與家人團聚，享受緊張工作中難得的清閑與輕松。而保持了一段時間距離的路遙和林達，兩人騎了一輛自行車，大年三十回到了郭家溝，看望大伯大媽，與大伯大媽一同過大年三十。
大媽曾在路遙初戀失敗時，關切地詢問過原因。當時，路遙賭氣回答：“人家嫌我衣裳爛！”
這一次，當路遙將北京姑娘林達領回家門時，路遙同樣是那身破衣裳。大媽禁不住瞅著路遙的衣襟，心里虛虛的，為兒子捏把汗，路遙卻神情自若地笑笑，說：“不怕，咱就是這樣子，誰看上誰來，看不上走他的路！”
正月初一，路遙與林達又一同騎著自行車到劉家溝來看曹谷溪。
谷溪明白，距離就是美的定律發(fā)生了作用，距離產(chǎn)生了美，拉開距離的時期已宣告結(jié)束，這對情侶已經(jīng)難以分開了，當著父母的面，他們很難自由自在。而到了友人這里，總會有他們享受自由的天地。谷溪找大隊把知識青年住過的窯洞收拾打掃了兩孔，安頓他們分別住下，然后就一日三餐地給他們大碗吃羊肉，大碗喝米酒，酒足飯飽之后，就讓他們回到窯洞甜甜蜜蜜，喋喋不休……直到正月初八，春節(jié)假滿，谷溪也騎上當初與路遙去新勝古的那輛破自行車，與路遙林達一同回到二排18號，開始新的一年。這一年秋天，林達寫了散文《在燦爛的陽光下》，署名程遠，交給谷溪在《山花》發(fā)表。程遠與路遙意思完全相同，林達就用這種特殊方式向世人宣布，她與路遙的愛情之旅步入大道，以至遙遠……（曉雷《男兒有淚》）
1973年春天，編輯部的副主編賀抒玉和編輯問彬（也是兩位女作家），去陜北延安為即將出刊的《陜西文藝》尋找作者組稿，在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工作的曹谷溪極力向他們介紹了當時還到處做臨時工的返鄉(xiāng)青年——路遙。
70年代初，文學界真可謂鴉雀無聲，許多作家內(nèi)心都是寂寞的，憂郁的，忽聞延川縣幾位青年作者辦了一張《山花》小報，異�；钴S，像山野中一朵不知名的野花耀人眼目。當時，我正在為剛剛復刊的《延河》籌稿，便和問彬一塊兒去延川縣看望這幾位《山花》的編輯和撰稿人。
在延川縣一個土窯洞里，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穿著一身農(nóng)民式的棉襖，坐在炕頭憨厚地笑著，時而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一聽就知道，是影射文化專制主義的統(tǒng)治者。我這才注意到，這位青年黑黑的方臉盤上，有一雙聰慧機智的眼睛。他善于思考和提問題的勇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位青年的智商超過了他的年齡，他就是路遙。（賀抒玉《短暫輝煌的一生》）
賀抒玉（作家李若冰夫人）和問彬（作家杜鵬程夫人）兩位編輯，經(jīng)過與路遙接觸，路遙當時的困厄落魄，路遙的思想才能、忠厚深沉給她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們將路遙在1972年12月16日刊發(fā)在《山花》上的短篇小說《優(yōu)勝紅旗》帶回《陜西文藝》編輯部，發(fā)表在1973年7月《延河》復刊號——《陜西文藝》上。這是路遙第一篇在公開的省級刊物發(fā)表的小說，標志著他正式踏上了中國當代文壇。
1973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重視群眾文藝創(chuàng)作，牢固占領農(nóng)村思想文化陣地》文章中，表彰束鹿、延川蓬勃開展群眾業(yè)余文藝創(chuàng)作活動時，宣傳介紹了路遙：
劉家圪嶗大隊回鄉(xiāng)知識青年王路遙，在農(nóng)業(yè)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中，親眼看到廣大貧下中農(nóng)發(fā)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動，他一邊積極參加集體生產(chǎn)勞動，一邊利用業(yè)余時間搞創(chuàng)作，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就寫出50多篇文藝作品，熱情地歌頌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和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多做貢獻的精神風貌，他寫的詩歌《老漢走著就想跑》《塞上柳》《進了劉家峽》以及小說《優(yōu)勝紅旗》等，已在地方報紙和陜西省文藝刊物上發(fā)表。
陜西省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室，極力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恢復各協(xié)會正常的文學活動。1973年9月5日，召開了全省文藝創(chuàng)作座談會。這是一次規(guī)模很大的會議，地（市）縣專業(yè)和業(yè)余作者有150多人出席會議。剛剛被延安大學錄取的路遙也從延安來到西安參加了這個會議。
會議開始討論時，路遙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低著頭靜靜地聽著大家的發(fā)言，始終沒有要說些什么的意思。這讓主持會議的賀抒玉很是為路遙著急，便點名說：“路遙，你咋老不發(fā)言，你可以說說你咋寫的《優(yōu)勝紅旗》�！�
路遙聽到作家前輩賀抒玉點他的名了，急得抬起頭嘟囔著：“我……我不會說！說甚哩嘛！”說罷，又低下頭不再作聲了。
賀抒玉和善地笑笑，說：“路遙是陜北人，陜北人的嘴都笨。不說也行，只要會寫就行！”
《延河》的老編輯董墨對路遙的小說《優(yōu)勝紅旗》印象深刻，晚上，來到路遙住的房間里，要認識一下這個來自黃土地上的作者。董墨對路遙的印象是：
“整個人給人一種黃土高原的厚重感。絲毫沒有那種所謂的藝術氣質(zhì)和那種浮泛的才子氣，說起話來也不是那種口若懸河、口齒伶俐的人，說話不急不緩，好像每句話都是經(jīng)過思考后才說出的�！�
出于一個多年做編輯的習性，董墨問路遙，那篇小說是怎么構思出來的？文學編輯的董墨是想從路遙的敘述中了解路遙的文學功底，以便今后在編輯往來時更容易溝通。
路遙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習作，隨便寫的……”
路遙這樣說，其實是對自己的小說處女作并不重視，不像很多作者對自己的作品能在省級刊物上發(fā)表抑制不住的喜悅。
路遙沉吟了一忽兒，說，我想談談我自己。然后，路遙坦誠而真摯地從他的身世、家庭說起，重點講述了他在“文革”中的經(jīng)歷。當時，“文革”尚未結(jié)束，各方面都在繼續(xù)革命，仍在高舉“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幟，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種情形下，當時只有二十三四歲的路遙，對中國當代史上的這場浩劫，已經(jīng)開始反思，并予以尖銳的批判。
他的批判不只是從個人經(jīng)受的磨難出發(fā)，而是從國家民族的前途著眼的。我心里不禁感到有點震驚！這個年輕人不簡單！下放農(nóng)村三年當中，我對“文革”中發(fā)生的各種事情，進行過認真仔細的回憶和思考。我搞清了不少問題。但有很多問題還沒有思考得很清。而他，一個年輕人，思考卻是這么銳敏而深刻。我清楚地感覺到，坐在我面前的這個陜北小伙子。在文學上蘊藏著某種潛力，一旦具備了必要的條件，他會做出成績來的。（董墨《燦爛而短促的閃耀》）
這次的全省文藝創(chuàng)作座談會，也不都是嚴肅的文學交流和緊張的討論，參與編輯《延安山花》詩集的作家申曉也在會上。申曉和路遙同樣是從陜北黃土地上走出來的青年，兩人自然一見如故。
白天開會，晚上放電影給與會代表看，無非就是看樣板戲翻拍的電影。路遙和申曉一聽說有這樣的活動，便偷偷地溜出賓館，在街上胡逛。走在西大街上，他們倆山里溝下地神聊。很晚了也不回賓館，像兩個夜游神。
申曉問路遙：“聽說‘文化大革命’中你是紅衛(wèi)兵頭子？”
“是咧！咱是貧下中農(nóng)嘛！毛主席一聲令下，咱窮人家的娃娃能不聽嘛！”
“聽說武斗中你把谷溪捉住要槍崩咧！”
“你別聽狗日的谷溪瞎說，‘文化大革命’中，谷溪是�；逝�，鐵桿桿的�；逝�，拿個筆桿子胡揚咧！把我們糟蹋得烏麻六道的，我們這派把這黑筆桿子恨死了！不做他做誰咧！要是沒我擋駕，谷溪早就沒命了！”
說到這里，路遙笑了�！耙枪认獨{了，《山花》也就弄不成了！說不定我這陣正在黃土圪里受苦咧！咱兩個也就認不得了！”
申曉又問路遙：“你爾格（現(xiàn)在）談對象了沒？”
路遙面有得意：“談了！談成了。北京知青，廈門人，叫林達�！�
申曉追問：“長得俊不？”
路遙嘿嘿地笑了，歪著個腦殼子說：“你猜！”
路遙不高的個頭，圓疙瘩子臉，看著路遙的這副模樣，我笑著說：“憑你的樣樣。林達長得也不會俊樣！”
“哎呀，申曉，你咋瞎說咧，林達長得比我強！俊咧！又會寫文章，我們縣通訊組的，谷溪的部下，剛不久在陜報上發(fā)了一篇文章，可有才氣咧！”
我問：“路遙，你咋找北京的女娃娃，找個本鄉(xiāng)田地的婆姨多好。咱陜北的女人乖嘛！”
“唉，申曉，你解（發(fā)音hai）不開，咱家窮嘛！窮親戚再套上個窮親戚，那咱是把窮根扎下了，幾輩子也翻不了身……”（申曉《兄弟情深》）
1973年9月，路遙幾經(jīng)周折，終于如愿以償?shù)匾浴肮まr(nóng)兵學員身份”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讀書。之前，短篇小說《優(yōu)勝紅旗》也在《陜西文藝》7月的創(chuàng)刊號面世，又參加了全省的文藝創(chuàng)作會議，這樣一些連續(xù)性的事件湊到一起，給路遙帶來的鼓舞，決定了他一生的方向，一匹千里馬將要奮蹄馳騁了。
因《優(yōu)勝紅旗》所顯示出的才氣與潛力，上大學期間路遙就被借到《延河》做了編輯，路遙從此有了接觸柳青、杜鵬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學前輩和理論家的機會，有幸得到他們的直接教誨和滋養(yǎng)。在做編輯過程中，他對作品敏銳的鑒賞能力，使工作多年的老編輯也深感佩服。
在路遙上大學期間，林達仍在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工作。作為初中畢業(yè)生，按規(guī)定，工資應該是30.5元，或是33.5元。時任延川革委會宣傳組組長的曹谷溪知道，林達的工資，是路遙和林達兩個人共用的。于是，谷溪為林達爭取提高工資到38.5元，這在當時一般的工作人員，是較高的工資收入。即使是高工資，還需林達精打細算，省吃儉用。首先保證路遙的生活費用，好在那時上大學有助學金，伙食費可以節(jié)省許多，但是日常的花費是免不了的。另外，還要讓路遙穿得像樣些、體面些。路遙的大學同學都知道，路遙身上的衣服都是由林達來打理的。剩下的工資才是留給林達自己的，好在那時候普遍不講究穿著，風華正茂的林達，一件衣服經(jīng)常是穿在好幾個季節(jié)里。
分別的日子里，路遙、林達兩人鴻雁傳書，你一封我一封地往來不斷，仿佛有說不完的話。路遙寄給林達的信件，時常被林達的知青好友拆開來，大聲朗讀信紙上路遙寫的詩，有時候，也會將錯別字修改了再還給林達。好脾氣的林達從來不為此生氣。
1975年夏，路遙利用暑假同林達一起去了一趟林達的老家福建，去見林達的父母。他在回到延安大學前給申沛昌寫了一封長信，細說了他在沿途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國家面臨的形勢、未來發(fā)展的走向�！巴ㄆ玫氖俏膶W家的激情，寫的是政治家關注的事情�！�
讀這封信讓申沛昌明確而肯定：路遙是一個酷愛文學又關注政治的人。
1976年8月，大學畢業(yè)的路遙在省作協(xié)以及延安方面關愛他的人士多方努力下，成為《延河》編輯部的正式編輯，在一個更高水準的起跑線上開始了他的奮斗，同時他在曹谷溪的洗相暗室里開始的愛情，也有了收獲。
1977年仲夏，延安遭遇了一場特大水災，水災過后，路遙來到延安，為《延河》組稿。在延安逗留期間，一天，他來到延安報社，拿出一條剛買的不很長的圍巾，路遙興奮地對延安報社的勁挺說，他要結(jié)婚了，這條圍巾是給林達的彩禮。那時，林達還在延川縣委宣傳組，常來延安報社，與報社的人都很熟悉。大家聽到路遙即將結(jié)婚的喜訊，都很羨慕他，說他討了一個好婆姨。路遙很滿意地將圍巾先圍在自己脖子上，頭發(fā)梳得油光油光，惹得大伙兒一陣笑。
就是在這一年，路遙找到當時在陜西團省委工作的趙熙，他需要趙熙的幫助，將林達調(diào)到西安。
早在1972年，趙熙到延川縣做恢復團組織籌備工作時，就認識了在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工作、文筆很好、勤懇踏實的林達。所以，趙熙沒有猶豫，立即向陜西團省委領導建議，當時剛剛恢復團組織工作的團省委正需要招賢納士，網(wǎng)羅人才，因此不久，林達順利地從延川縣委宣傳組調(diào)到了陜西團省委宣傳部工作了，職務是干事。
來到西安，與路遙相聚的林達，一方面照顧路遙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抓緊時間勤奮刻苦地學習，并參加了自學考試學習，三年之后，林達獲得大專文憑。
趙熙回憶說，1977年之后的三四年時間里，雖然“文革”結(jié)束了，但是，“文革”時期的政治運動神經(jīng)并沒有完全松弛下來。跟不上當時的形勢，要遭批判，但是，跟得太緊了，突然風向轉(zhuǎn)了，也必然遭致批判。搞得人人自危，神經(jīng)緊張。但是，林達在陜西省團省委工作期間，卻能在政治高壓之下，全身心地投入學習之中。一方面，她不熟悉團省委的人際關系，另一方面，經(jīng)歷過政治運動的她，毫無參與政治的熱情。趙熙說，只有在參加各種知識競賽時，林達將第一名或者第二名收入囊中時，人們才注意到林達這個女子的不簡單。
1978年1月25日，相戀快八年的路遙和林達，回到延川，在延川縣招待所舉辦了婚禮。那天，有上百人參加了兩個新人的婚禮。不是路遙、林達高調(diào)，而是他倆的影響力。一個曾經(jīng)是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又是一位作家，一個是北京下鄉(xiāng)知青，又是一個才女，想低調(diào)都難。很多人知道了他們新婚大喜的消息，紛紛趕到婚禮現(xiàn)場來為兩個新人祝福。
他們戀愛有六七年。
林達、路遙終于結(jié)婚了。這一天是，1978年元月25日。
由于路遙在縣里的知名度很高，轟動了上百人來送禮。
那幾天，布置洞房的，籌備婚宴的，出出進進，真?zhèn)�忙活�；槎Y約定在晚六點舉行，人們陸陸續(xù)續(xù)來了。宣傳部的賀陛站在門口招呼著。
路遙來了。林達拖了半小時才到。
她穿著件深紫紅色的棉襖罩衫，翻出淺色的內(nèi)衣領子。李彥、孟霞陪在左右。文化館的張仁忠擔任司儀，兩位新人坐在事先布置好的講臺前。
先由縣文教局趙如彬給兩位新人佩戴紅花。賀陛代表宣傳部講話，李世旺代表來賓發(fā)言。最后是路遙代表林達講話。
有人提議：路遙唱歌林達作詩。
路遙穿著件略肥大的新藍布制服，頭發(fā)是剛剛理的，有些土氣，但精神煥發(fā)。
林達和路遙站在一起，顯得臉色蒼白，他們坐在眾人面前挺不自在。
簡單走了這么幾個過場，便開始進入宴席，新郎新娘給各桌斟酒。一個小時以后有人開始走了。經(jīng)多方籌備，多日操辦的婚禮就這么沒有懸念地結(jié)束了。（邢儀《路遙的婚禮》）
那天，在路遙和林達的婚禮上，邢儀為路遙和林達畫了個速寫。路遙當時是穿了一身新衣服，上身是一件藍色的制服，頭上還戴了藍帽子，喜氣洋洋滿面紅光。當時兩個人都很拘謹，不像現(xiàn)在這么開放，一個往這邊擰著，一個往那邊擰著，站得有些距離，中間還不挨上，恨不得這個站在這個桌子角，那個站在那個桌子角。
畫家邢儀，與路遙的妻子林達是清華附中同班同學，插隊開始后，兩人一塊到陜北延川縣的一個生產(chǎn)隊，后來又一前一后到了西安，日常里兩人都是對方家里的�？�。她是林達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路遙和林達從初戀直到后來十多年家庭生活的見證人。在林達的女友中。沒有哪個人如邢儀這般長久而深入地介入到路遙林達夫婦家庭生活中。（白描《路遙身后的故事》）
大媽李桂英，對兒子“衛(wèi)兒”的雄心壯志，對兒子“衛(wèi)兒”創(chuàng)作上的成績懵懂不曉，作為一個農(nóng)村普通母親，大媽更關心的是兒子婚事，這是一個大媽最為牽掛在心的大事。
兒子能好上一個北京知青，令大媽欣喜不已。林達來到郭家溝貧寒的窯洞里，啥活都干，樸樸實實就像個當?shù)嘏右粯�，只是吃飯不會盤腿坐炕，而要趴在柜子上。
林達問老人：“這樣子難看不？”老人忙說：“不難看，不難看，自個兒家里，想咋樣就咋樣�！�
林達與老人關系相處得很是親近，多少年來，都是彼此照應。與林達一同下鄉(xiāng)插隊在延川的同學——閨中密友邢儀至今還記得，在延川縣革委會林達住的窯洞里，林達、路遙、邢儀，還有其他幾個要好的北京知青，常常聚在一塊兒談理想，談抱負，唱蘇聯(lián)歌曲和過去的一些老歌。興致最好的時候是聊著唱著同時還有一些東西吃著：炒黃豆、紅薯、黃米糕，還有那在陜北才有的玉米黃——這些吃的東西都是路遙的大媽特意做的，她就像當年給在縣城念書的兒子送吃食一樣，隔些日子就會挎著蓋塊花布的籃子，給林達送來一堆吃食，她知道北京娃娃就好這些個口味。
路遙與林達的結(jié)合，用陜北話說，不光說僅僅是路遙這個漢子有了個婆姨，它給路遙的信心是，堅定了路遙會成就事業(yè)，這么一番決心和勇氣。
1979年11月，路遙與林達的寶貝女兒路遠出生。
其名路遙的第一個字“路”和林達的筆名“程遠”的第二個字“遠”。合為“路遠”。既有紀念二人愛情結(jié)晶的意思，又有寄托對于女兒的人生期待：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梁向陽編《路遙生平與創(chuàng)作簡表》）
20世紀80年代初，林達從陜西團省委宣傳部調(diào)到西安電影制片廠《銀�！冯s志社，做了一名理論編輯。因為不經(jīng)常坐班，文稿可以拿回家來編輯，這樣就有了更多時間。
1997年，金秋十月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當年的北京知青邢儀拎著畫布和油畫箱，奔赴黃土高原那個通信地址上叫作延川縣黑龍關鄉(xiāng)劉家屹嶗行政村郭家溝自然村的小山溝。
邢儀所認識的路遙，不是作家路遙，而是作為朋友的路遙，作為女友丈夫的路遙，也是作為陜北窯洞里那個樸實老婦人兒子的路遙。
早在女友初戀時，邢儀便與林達去過路遙家，結(jié)識了那個養(yǎng)育了一位優(yōu)秀兒子的母親。從此，黃土地上這位母親的形象便深深地留在她的心里。1996年，早已回到北京的邢儀與丈夫攜兒子重返陜北。山川依舊，草木相識，然而物是人非，土窯寂寂。兒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唯有西天的殘陽和長夜的青燈。（白描《路遙身后的故事》）
這次，邢儀是專程為大媽畫像的。
家中三孔土窯，是幾十年前掏掘的，歲月的風雨早已使土窯破敗不堪：沒有院墻，窯內(nèi)外的泥皮大片剝落，從來就沒有刷過油漆的門窗更顯粗糙破舊，不知是哪個年節(jié)貼在窯門上的對聯(lián)，殘片僅存，字隱色褪。兒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能有什么？
兩人自然要說到路遙，談到林達。婆婆對林達這個兒媳婦至今懷有感念的心情。
老人對專程為她畫像的邢儀說，兒子上大學前靠家里，上大學后靠的是林達，林達是北京人，家里境況好。在經(jīng)濟上給了兒子很多接濟，就連背到學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達給準備的。沒有林達，兒子延安城里念書，肯定是受恓惶。兒子生前倆人鬧矛盾，后來有人在她面前對林達說長道短，她不愿往耳朵里聽。老人對邢儀說：“林達棒價�！保ā鞍魞r”是陜北土話“好”）林達從北京還托人給她捎來八百塊錢，“人嘛，不貪求啥哩，人家的好處咱要記住�！保ò酌琛堵愤b身后的故事》）
婚姻的穩(wěn)固與其說決定于兩人的愛情，不如說取決于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諧。大多有著藝術氣質(zhì)的人，在面對庸常的家庭瑣事時，往往無所適從、難以應對。如果兩個都是有藝術氣質(zhì)的人結(jié)合在一起，那這個家庭可能面臨著更多的困惑和問題。
愛情只是感情的事，婚姻卻是感情、理智、意志等等多方面都需要合作和投入經(jīng)營的事。不是路遙、林達他們不努力，也不是他們不投入，而是人終究是要生活在人間的，人間便有許許多多說不清又理不順的困惑和問題。
也許，路遙、林達婚后面對的正是這些困惑和問題。
路遙也是一位重視家庭的人，應當說作為兒子、兄長他盡到了自己的義務。要說他稍有虧欠的，是他的妻子。妻子是位知識兼干部家庭出身的女子，受過良好教育，工作也不錯。但由于路遙起居無定時，生活無秩序，常常是早晨從中午開始，抽煙打呼嚕，情緒變化無常，這就使妻子為其所累。很難適應其生活的節(jié)奏。
和路遙生活在一個屋檐下的女性，是要有犧牲有所放棄的，妻子都做到了。但后來，隨著他的病，和他為病所諱，妻子作為一個社會角色，也許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或者有許多委屈，兩人之間不和也許時有發(fā)生，這既怪路遙，也不怪路遙。因為對路遙這個具體的人我們具體地看，要原諒他身上的某些缺點，因為沒有這些缺點，便不成其為路遙，也不能成就一個作家的路遙，當然也不能責怪妻子，責怪便是對她的不公，且應予以同情。給路遙當好妻子，哪個女性也做不到盡善盡美。和路遙共度十幾年，已經(jīng)難為了她，她不應該受到責備，路遙的獎牌上，肯定有她的付出和功勞。（京夫《孤獨的路遙》）
路遙和林達有著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一個生長在貧苦的鄉(xiāng)村，整個童年不曾吃過一頓飽飯；一個生長在知識分子家庭，是為了理想和抱負，才遠離了城市生活，來到偏僻閉塞的黃土地的；兩個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家庭背景和成長環(huán)境不同，思維方式不同，生活觀念不同，飲食習慣也大相徑庭——一個熱衷于揪面片、洋芋檫檫、黑豆錢錢飯、小米粥，一個則喜歡大米飯加炒菜。
每天早上，林達忙完女兒遠遠的早飯，送女兒上學后，自己也騎著一輛自行車趕往工作單位上班，這時候的路遙，剛剛進入夢鄉(xiāng)不久，正打著雷鳴般的呼嚕。
通常情況下，我都是在凌晨兩點到三點左右入睡，有時甚至延伸到四到五點。天亮以后才睡覺的現(xiàn)象也時有發(fā)生。午飯前一個鐘頭起床，于是，早晨才算開始了。
午飯前這一小時非常忙亂。首先要接連抽三五支香煙。我工作時一天抽兩包煙，直抽得口腔舌頭發(fā)苦發(fā)麻。根本感覺不來煙味如何。有時思考或?qū)懽魈貏e緊張之際，即是顧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著的煙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幾支煙簡直是一種神仙般的享受。
用燙燙的水好好洗洗臉，緊接著喝一杯濃咖啡，證明自己同別人一樣擁有一個真正的早晨。這時，才徹底醒過來了。（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中午，路遙的早晨真正開始的時候，騎著自行車趕回家的林達，匆忙做飯。做的飯菜可能只適合女兒和林達自己的口味，剛剛睡醒的路遙，家中餐桌的飯菜無法誘惑他坐下來，他就只有上街覓食。簡單的飯是一根大蔥兩個饅頭，復雜的飯也就是一碗面條。
然后，路遙進入他簡陋的工作室，一屁股坐下來，進入創(chuàng)作狀態(tài)就經(jīng)常忘記了時間，晚飯也就經(jīng)常給免掉了。
午飯過后，幾乎立刻就撲到桌面上工作。
整個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時間，除過上廁所，幾乎在桌面上頭也不抬。直到吃晚飯，還會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飯后有一兩個小時的消閑時間，看中央電視臺半小時的新聞聯(lián)播，讀當天的主要報紙，這是一天中最為安逸的一刻。這時也不拒絕來訪。夜晚，當人們又一次入睡的時候。我的思緒再一次活躍起來。如果下午沒完成當天的任務，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進入閱讀（同時交叉讀多種書），或者詳細考慮明天的工作內(nèi)容以至全書各種各樣無窮無盡的問題，并隨手在紙上和各式專門的筆記本上記下要點以備日后進一步深思。這時間在好多情況下，思緒會離開作品，離開眼前的現(xiàn)實，穿過深沉寂靜的夜晚，穿過時間的隧道，漫無邊際地向四面八方流淌。入睡前無論如何要讀書。這是最好的安眠藥，直到睡著后書自動從手中脫離為止。（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20世紀80年代，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新進了幾個沒有成家的年輕人，還有幾個家室在外地的單身。由于沒有職工食堂，有一段時間，《延河》編輯部的王觀勝、姚逸仙、許如珍、張艷茜等單身就在一起搭伙做飯。這特殊的“家庭”，常引來一些人作客，路遙就是這個“家庭”的�？�。
路遙中午從樓上下來，來到編輯部臨時架起的小灶臺前，時常評說著這個家庭成員做飯的水平，還不時地在一旁指導。有一次，他親自上手參與，為大家做了個陜北的揪面片。路遙熟練地和面，然后上灶炒菜、做湯，將一大團面先是抻長了，然后一手托著面團，一手快速地將面揪成片狀，丟進熱騰騰的鍋里，然后將炒好的菜倒進面片鍋中拌勻——香噴噴做了一大鍋，吃得大家直叫好。待每個人一大海碗，不多時把一大鍋面片都吃光，連聲說好吃時，路遙欣慰地笑了。路遙說，這是他最愛吃的飯。
那天，路遙自己也吃了一大海碗。
我吃飯從不講究，飲食習慣和一個農(nóng)民差不多。我喜歡吃故鄉(xiāng)農(nóng)村的家常便飯。一聽見吃宴會就感到是一種負擔，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蠟，還得陪眾人浪費很長時間。對我來說，最好能在半小時以內(nèi)吃完一頓飯。有時不得不陪外賓和外地客人上宴會，回來后總得設法搞點饃或面條才能填飽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愛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費觀念是順其自然，完全根據(jù)自己的實際需要，從不刻意計算攀比�？梢杂靡话僭X買一條高級香煙，供“關鍵”的幾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錢買一件仿羊皮夾克穿幾個冬天——當然，從沒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夾克會是假的。
對我來說，飯可以湊合著吃，但煙絕不可以湊合抽。我要抽好煙，而且一個時期（甚至幾年）只固定抽一個牌子的煙。我當時抽云南玉溪卷煙廠出的四盒裝“恭賀新禧”牌。
任何意志堅強的人都有某種弱點，都有對某種誘惑的不能抗拒。煙就是一種專門征服人意志的強大武器。（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后來，陜西省作協(xié)的年輕人紛紛結(jié)婚成家了，家屬在外地的編輯、作家，也都把家屬調(diào)到西安了，這個“大家庭”便自動解散了。省作協(xié)的三個四合院里，除了辦公室，住上了幾戶人家，誰家的廚房里做了面條或是面片，路遙就可能被請到這家吃上一碗。這時候，路遙就像過年一樣滿足。但更多的時候，因為投入寫作錯過了飯口，夜幕四合時，家家的廚房都熄了火。路遙不到實在忍不住饑餓，是不會再去街道的夜市買上吃的——太耽誤時間了。忍饑挨餓到后半夜，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中。此時的妻子林達和女兒遠遠，正睡得香甜。
在西安當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許多賣吃喝的小攤販都認識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幾乎所有能吃的小攤子，只是人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從外貌上和那種狼吞虎咽的吃相，他們大概會判斷我是蹬三輪車的師傅。吃這些飯花錢不少，但絕不是一種享受。尤其是衛(wèi)生，那簡直不能提說，每次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趕緊吞咽完。時至今日，我從很遠的地方看見夜市，就想嘔吐。（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一對幾乎缺少柴米油鹽磨合的夫妻，一對逐漸缺少情感交流的夫妻，一對見個面面不容易拉話話更難的夫妻。
身材瘦小的林達，幾乎是一個人支撐著這個家。家中的輕活重活，都要靠她那雙柔弱的肩膀扛著，無論抬煤氣罐上樓，還是冬天取暖生火，往樓上搬蜂窩煤，或是照顧陜北來的路遙兩大家的親戚們……林達都要一一面對。
做一個著名作家的夫人不容易！那耀眼的光環(huán)，不僅遮蔽了她的身影，同時，她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總是別人無法透過婚姻的窄門看到的。
1992年初，林達正式提出和路遙協(xié)議離婚。之前，林達已經(jīng)無數(shù)次地提出離婚了，但是，路遙對此一直回避不談。
我不恨林達，也不恨路遙。此時路遙正在寫《早晨從中午開始》的絕筆文章。他把離婚一事的工作交給了我。林達是開通的，她不要任何東西，準備一個人到北京成家立業(yè)，因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鄉(xiāng)也一直是她的夢想。就在準備很簡單地了結(jié)這樁悲劇之時，路遙住進了醫(yī)院。我知道，他這次進去肯定是出不來了。（王天樂《苦難是他永恒的伴侶》）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婚姻家庭的這些不幸被一扇扇門關閉著，也被一把又一把無形的鎖緊鎖著。自尊、名譽，還有其他種種，使得門里面的世界秘不可宣。路遙和林達的婚姻，無法簡單地用一個誰對誰錯的結(jié)論作出判決。這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發(fā)生的選擇性錯誤。只能說，兩個不該走在一起的人，在錯誤的年代，錯誤地相遇，并錯誤地結(jié)合在一起。但這又絕不是他們的錯誤，要追究，也該是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的錯誤。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遙和林達后來鬧起矛盾，對此外界多有評論，特別在路遙去世后，一段時間林達在道德輿論上面臨如山的壓力，其實最接近他們夫婦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兩人都是強性子，路遙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學創(chuàng)作，無論對于自身還是對于家庭都很難顧及，而林達也是一個事業(yè)心極強的女性，讓她放棄事業(yè)心甘情愿地去做一個家庭婦女，那萬萬是不可能的。特別要命的是，林達又時時事事極為敏感地保護著她的自尊心和獨立人格意識，比如單位派她出門辦什么事，別人介紹她“這是路遙夫人。關照點吧”，她就特別反感，似乎她辦事必須憑路遙的面子，而不是憑自己的能力。兩強相遇，日�？目呐雠鲎匀浑y免，其實早在路遙去世前，兩人的矛盾就曾鬧得厲害，甚至考慮過是否分手——這實在是他們性格的悲劇。
如果世人都擁有一種寬容而慈厚的心懷，如果能夠?qū)W會理解和體諒人，如果承認林達在路遙成才的艱難旅程中曾給予他無私的奉獻和寶貴的動力，那么，就誰也別指責，只能在心里分攤他們的悲哀。（白描《路遙身后的故事》）
探索彷徨中初獲成功
1977年之后，中國歷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新的時代已經(jīng)開始了。最先感受到這種巨變的，當然是神經(jīng)最敏感的作家。文學的潮頭，是“傷痕文學”的涌現(xiàn)。
“傷痕文學”思潮涌動之后，緊接著，是“反思”文學的潮流，這個時期的大多數(shù)作品，都是側(cè)重于暴露和控訴十年“文革”給國家和個人以及家庭造成的悲劇。
路遙并不去盲目追趕當時的文學潮流，一是這樣的創(chuàng)作思路并不對應路遙的題材和心理體驗，二是路遙更多地在思考文學的價值和生命力。他當時在與文學同道討論文學話題時，表現(xiàn)出對俄羅斯文學的喜愛和傾慕，這是之前閱讀外國文學經(jīng)典著作時，偏重于俄羅斯文學的緣故，他喜歡托爾斯泰的宏大，也喜歡艾特瑪托夫憂傷的抒情。
同時，在陜西省作協(xié)，或者說在陜西文學界，有一位獨特的作家——李小巴，對路遙的創(chuàng)作影響很大。李小巴和許多作家不同是因為，他既是作家，同時，他還是潛心研究中外文學作品和小說理論的學者。這種兼顧創(chuàng)作與理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李小巴的大腦里儲存著不少別樣的見解。從1976年路遙大學畢業(yè)到《延河》工作，一直到1985年，將近10年時間，路遙幾乎隔一兩天就要到李小巴家里來，在李小巴的小書齋交談，他們很少閑聊天，談的話題幾乎全是文學話題。路遙每每有創(chuàng)作沖動，或是小說的最初構思，都要找到李小巴，對他講一遍。李小巴給予路遙的啟發(fā)和指教，讓路遙獲益匪淺。李小巴則逐漸發(fā)現(xiàn)，路遙不僅有著出眾的聰明和機智，而且有著陜北人特有的寓于稚拙的幽默感。路遙講述的一些藝術細節(jié)，時常逗得李小巴發(fā)笑。
這段時間，路遙一邊在編輯部從事如常的編輯工作，一邊審視著文壇的動向，思考中，在業(yè)余時間創(chuàng)作了10篇左右的短篇小說，寫作的順序已不得而知，只能知道陸續(xù)在全國期刊上發(fā)表的順序：
《不會作詩的人》（1978年1期《延河》）；
《在新生活面前》（1979年1期《甘肅文藝》）；
《夏》（1979年10期《延河》）；
《匆匆過客》（1980年4期（《山花》）；
《青松與小花》（1980年9期《雨花》）；
《賣豬》（1980年9期《鴨綠江》）；
《姐姐》（1981年1期《延河》）；
《月下》（1981年6期《上海文學》）；
《風雪臘梅》（1981年9期《鴨綠江》）等等。
對于一般的作者而言，短短的幾年時間里，能發(fā)表10篇左右的短篇，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但是對于路遙來說，這些短篇大多發(fā)表在省一級刊物上，而且都沒有引起文壇注意，更談不上有轟動效應，與路遙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另外，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年代，一篇短篇小說，就可能引發(fā)轟動效應，不僅得到評論界關注，而且成為人所共知的作家，一夜成名的作家大有人在。然而，他們中的很多人，文學準備未必有路遙充足，作品的思想藝術性，也未必經(jīng)得起推敲和時間的檢驗。
這時期，陜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學》（1978年1期）發(fā)表的短篇小說《窗口》，賈平凹在《上海文學》（1978年3期）發(fā)表的短篇小說《滿月兒》，均獲得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1978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
這些，無疑對路遙構成了巨大的壓力。但是，路遙并沒有表現(xiàn)出焦躁情緒，他依然認真地工作，到了夜晚，依然獨坐于一盞孤燈下，煙霧繚繞中，熬夜讀書、思考。他要積極尋找自己創(chuàng)作的突破口。
在1978年冬天那起煤氣中毒事件之后，路遙躲在那間小屋里，閉門謝客，一周之后，一篇極具挑戰(zhàn)精神的中篇小說誕生了。
路遙將這篇小說——兩本八開大稿紙的手稿，先拿給詩人曉雷看。小說標題處是空白，只有一句扉語：金盆打了分量在。曉雷一口氣讀完那部初稿。
只覺得脊背上冷汗津津，心里邊波濤洶涌。這是用否定的態(tài)度，正面描寫“文化大革命”的殘酷與丑陋的小說，那時，我的心理還停留在一種舊有的理論定勢中，恪守著一種所謂的發(fā)展和貢獻的論斷，忽然看見一部討伐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檄文。不能不感到震驚。當路遙征詢小說的題目時，我們倆你一言我一語地商討，最后覺得《犧牲》一題最為恰當，既是點明主人公在兩派的斗爭中犧牲了肉體，又暗示主人公和兩派群眾組織都做了一次無謂斗爭的犧牲品。（曉雷《頹敗的瓦屋》）
之后，路遙又拿給李小巴、董得理審讀，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這部作品，這個中篇小說既不屬于“傷痕文學”，也不屬于“反思文學”，與當時的潮流不甚合拍。盡管內(nèi)容是以描寫“文革”中兩派武斗為背景的小說，但作者的著眼點是在塑造縣委書記馬延雄這個人物，在兩派群眾組織即將爆發(fā)大規(guī)模武斗的危機關頭，不畏艱險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一場無謂的傷亡事件的發(fā)生。這部反映“文革”生活的作品，主題和角度，都不同于當時文壇上彌漫的那種控訴、抱怨情緒。路遙獨辟蹊徑，贊頌了在那個嚴酷的政治環(huán)境下，懷著對人民群眾無比的熱愛，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護群眾的英雄人物。
作為曾經(jīng)深層次參與過“文化大革命”，參與過武斗的動亂的人，路遙自己其實到后來也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在“文革”中，對那些老干部的錯誤批斗，多年來，在路遙心里一直埋藏著一種負罪感和一種真誠的懺悔�，F(xiàn)在，路遙以文學的形式，在這篇小說中將這種情緒釋放出來。
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小說表現(xiàn)形式的獨特新穎，針對敘述語言粗疏提了中肯的意見。
這篇六萬字的中篇小說，后來以標題為《驚心動魄的一幕》被賀抒玉推薦給一家大型刊物，不久被退了回來；又郵寄給一家大刊物，也被退了回來。
從1978年到1980年初，這篇小說游走了南方和北方的五個編輯部，卻沒有人愿意發(fā)表它，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我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一是它背離了當時以“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為主的文學潮流；二是它寫了當時政治上還比較敏感，認識上還沒有把握的“文革”中的派性斗爭；三是它不是以批判為主，而是以歌頌為主，塑造了一個原來犯過錯誤，在派性斗爭中卻敢于舍生取義的老干部形象；四是它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主導敘事風格，幾乎同當時“寫真實”、批判為主的主導敘事風格格格不入。（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接二連三地遭遇退稿，在轉(zhuǎn)寄給《當代》雜志時，路遙的情緒已低落到極點，他表明，這次假如得不到刊用，這篇小說可以就地焚毀。
然而，路遙是幸運的。有一天，《延河》編輯部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是《當代》雜志的編輯劉茵打來的，找編輯部負責人董得理。劉茵在電話中說，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主編秦兆陽看過了，秦主編對小說有些意見，想請路遙到北京做修改。希望編輯部準予路遙赴京改稿。董得理一口答應下來。然后將電話內(nèi)容告訴給路遙，讓他立即去北京。
記得1978年，我二十八歲，寫了我的中篇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兩年間接連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氣地退回。最后我將稿子寄給最后兩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給一個朋友的。結(jié)果。稿子仍然沒有通過，原因是老原因：和當時流行的觀點和潮流不合。
朋友寫信問我怎么辦？我寫信讓他轉(zhuǎn)交最后一家大型雜志《當代》，并告訴他，如果《當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隨手一燒了事。
根本沒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當代》主編秦兆陽的一封長信。對我的稿子作了熱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時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懸殊的人之間，這是一個罕見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發(fā)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動，可來北京。
怎么不改呢！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趕到了北京。熱心的責任編輯劉茵大姐帶我在北池子他那簡陋的臨時住所見到了他。秦兆陽面容清瘦，眼睛里滿含著蘊藉與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但沒有某種中國的知識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氣，也沒有那種迂腐氣。不知為什么，見到他，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偉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陽是中國當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養(yǎng)和學識使他有可能居高臨下地選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靈和晚輩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靈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說，晚輩尊敬長輩，一種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種是心靈的尊敬。秦兆陽得到的尊敬出自我們內(nèi)心。
結(jié)果，他指導我修改發(fā)表了這篇小說，并在他力爭下獲得了全國第一屆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是創(chuàng)刊不久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當代》雜志的何啟治、孟偉哉在路遙這篇小說中看到了有價值的內(nèi)容，在他們猶豫矛盾中，得到了老作家、主編秦兆陽的大力肯定。于是，這篇小說終于在1980年3期《當代》發(fā)表。
我?guī)资暝陴嚭�、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歷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秦兆陽還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要有一顆火熱的心——致路遙同志》，對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給予充分的肯定：
這不是一篇針砭時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實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寫悲歡離合、沉吟個人命運的作品，也不是以憤怒之情直接控訴“四人幫”罪惡的作品。它所著力描寫的，是一個對“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高、卻又不愿意群眾因自己而掀起大規(guī)模武斗，以致造成巨大犧牲的革命干部。
秦兆陽的充分肯定，對于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1979～1981年度《當代》文學榮譽獎”，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且，1981年這篇小說又榮獲“文藝報中篇小說獎”和“第一屆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這是路遙的作品第一次榮獲全國性文學大獎。
但是，獲獎是一回事，得到文學界普遍公認又是一回事。人們在這篇小說被排在獲獎作品的后面，以及評論界的冷淡中，感覺到中國的文學界并沒有真正承認路遙。
它只是聊備一格地被擺在獲獎的位置上。在頒獎活動中，聰明的路遙自然發(fā)現(xiàn)了人們對他的冷淡，回到西安后，他沒有任何張揚，也沒有忘乎所以，而默默地開始了《在困難的日子里》的修改和《人生》的寫作。（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人生》的轟動
路遙文學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折可以說與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有直接的關系。作為作家的藝術個性也是從這部中篇開始顯露的。路遙并沒有因為這次成功和獲獎而沾沾自喜，他在與董得理和李小巴的聊天中說，現(xiàn)在返回去再看這個中篇，心里很不安，為什么那時候?qū)懙媚敲创植�，可以用筆墨的地方還很多！
他說得很真摯，并非故作謙虛，在這種真誠的心跡中，不難感覺到，路遙在藝術上執(zhí)著追求的熱切心情。
1978年4月，中共陜西省委決定，恢復和成立“中國作家協(xié)會西安分會”，由柳青、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組成中國作協(xié)西安分會籌備小組。正當中國作協(xié)西安分會恢復活動，為重建作協(xié)機關召開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做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時，1978年6月13日，中國作協(xié)西安分會副主席柳青患肺心病于北京病逝。
坦率地說，在中國當代老一輩作家中，我最敬愛的是兩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他們?yōu)槲业奈膶W“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觸過多次。《創(chuàng)業(yè)史》第二部在《延河》發(fā)表時，我還做過他的責任編輯。每次見他，他都海闊天空給我講許多獨到的見解。我細心地研究過他的著作、他的言論和他本人的一舉一動。他幫助我提升了一個作家所必備的精神素質(zhì)。而秦兆陽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導和幫助我走入文學的隊列。（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對柳青的作品的深入閱讀和研究，使路遙形成了一個明確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應該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所生活的時代的宏大記錄。
在柳青生病期間住在西安陸軍醫(yī)院時，路遙去看望過病危中的柳青。此時，柳青的去世，對于少年時就崇拜這位偉大作家的路遙，心里油然而生無限的悲慟。路遙將這種深深濃濃的痛苦，沉淀了兩年之后，飽含對這位堅強的作家的崇敬和緬懷之情，寫下了《病危中的柳青》（《延河》1980年6期）。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文壇各種思潮風云迭起，舊有的文學觀念和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紛紛受到質(zhì)疑甚至否定，路遙關于柳青的紀念文章，針對社會上“柳青貶值”的言論，從柳青作為一個作家的精神和文學成就，進行了高屋建瓴的闡釋，旗幟鮮明地捍衛(wèi)了柳青的精神和文學。
文章的意義不只對于柳青和中國當代文學，還在于作為一個范例，表現(xiàn)了路遙的精神高度，能夠沖破重重歷史迷霧、理解一個偉人的偉大之處的人，他自己必定與這個偉人相通�！恫∥Ｖ械牧唷吩诎l(fā)表的當時，就使行中人對路遙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文中，路遙表現(xiàn)出他對柳青創(chuàng)作宏大生活題材、宏大結(jié)構和史詩般規(guī)模的藝術的向往和追求。
作為一個藝術家，他是有理由為自己已經(jīng)創(chuàng)造的東西驕傲的：在我們已有的文學基礎上，他自己新建筑起來的藝術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時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獨特一些……可以指責這部書中的這一點不足和那一點錯誤，但從總體上看，它是能夠傳世的……是的，在沒有更輝煌的巨著出現(xiàn)之前。眼下這部作品是應該占有那個位置的。（路遙《病危中的柳青》）
1981年春，北京傳來了好消息，路遙在28歲時創(chuàng)作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這無疑更增強了路遙創(chuàng)作的自信。去北京參加頒獎會時，恰逢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王維玲向他約稿。路遙答應下來。那時刻，路遙想起了一個題材，在過去的兩年時間里，他一直想寫出來。那是積淀在內(nèi)心深處很久的那一段感情經(jīng)歷，由于這是自己壓抑已久、刻骨銘心的情緒記憶，一旦打開，情感的波濤就會噴涌而出。路遙意識到這個題材對自己極為重要，必須經(jīng)過理性的過濾和思想的關照，才可能揭示廣闊的意蘊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隨隨便便寫出來，可能會把一個重要題材糟蹋了。
早在1979年，路遙就開始嘗試著進入創(chuàng)作。他為這部重要的作品取名為《你得到了什么》，寫完以后，自己覺得很不滿意，沒有傳達出深層的東西。第二年，他又另起爐灶，但依然沒有寫出能震撼人心靈的那種內(nèi)在的思想與情感張力。他苦悶、他絕望、他憤怒，親手把自己寫出來的東西一頁頁撕掉。此時的他，仿佛陷入到一片沼澤地帶，在四處無人的絕境中進行一場悲壯的長征。但是他依然像一個宗教徒一樣虔誠地等待著靈光一閃的那一個時刻的來臨。（賀智利《黃土地的兒子》）
在準備了兩年之后，路遙對這篇小說從思想上和藝術上已經(jīng)考慮得備受折磨時，終于感覺穿過了障礙，可以進入實際表現(xiàn)了。
1981年夏天，路遙背上一個軍用旅行包，回到陜北，回到黃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縣招待所。開始了《人生》的寫作。
當時，甘泉縣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兩層窯洞建筑，一層是石窯，石窯上面是灰磚薄殼窯。全招待所只有一層的石窯有一套兩個窯洞組成的甲級房子，也就是現(xiàn)在說的套房，是專門用來招待上級領導和貴賓的。
路遙每次來甘泉，縣上都安排他住在這套窯洞，食宿全免，還特別要求服務員做好服務，尤其是在路遙晚上創(chuàng)作需要加餐時。
原來的招待所服務員談到路遙時，回憶說，路遙寫東西可用心了，也可苦了，徹夜不睡覺，前后房子里擺的滿是書籍和資料，還有寫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亂了。他很和氣，卻一再叮嚀我們不要動這些東西，不然他就找不上要用的東西了�？墒�，當縣上的領導來看望路遙，見到房間里亂糟糟的，就訓我們不盡責。時間長了，我們感到委屈，路遙知道了就對我們說，你們不動這些東西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領導們解釋，這不是你們的錯。
在21個晝夜里，路遙的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窯洞里伏案工作18個小時，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寫作。路遙感覺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有時候，思路不暢，他就短暫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縣招待所轉(zhuǎn)圈圈。
路遙反常的舉止，讓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白所長給甘泉縣委打去電話，說這個青年人可能神經(jīng)錯亂，怕要尋“無常”。甘泉縣委則指示，那人在寫書，別驚動他。這是路遙自己后來聽說的一段趣事。
路遙在甘泉縣招待所寫作《人生》時，白描正在延安大學工作的妻子那里度假。白描得知路遙也在延安市不遠處的甘泉，專程去看望路遙。只見小小屋子里煙霧彌漫，房門后鐵簸箕里盛滿了煙頭，桌子上扔著硬饅頭，還有幾根麻花，幾塊酥餅。路遙頭發(fā)蓬亂，眼角黏紅，夜以繼日的寫作，以致路遙的手臂疼得難以抬起。
路遙對白描說，他是憋著勁兒來寫這部作品的，說話時牙關緊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別人來拼命。
曾經(jīng)擔任西安電影制片廠副廠長的張弢，時任陜西甘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館館長，與路遙有著很深厚的友誼。張弢對陜北風俗民情了如指掌，又十分善于講笑話和故事。張弢在政務間隙，不是拉上路遙到家里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檫檫，就是讓路遙放松休息，給路遙講笑話講故事。其中，刷牙刷得“滿嘴里冒著血糊子”，這個故事，路遙實行“拿來主義”，經(jīng)修改加工，后來出現(xiàn)在《人生》當中。那個癡情的姑娘劉巧珍，為了讓心愛的男人喜歡，站在崖畔上刷牙，結(jié)果滿嘴里冒著血糊子，成為《人生》一個重要情節(jié)。路遙雖然講笑話能笑破人肚皮，但比起張弢來還要遜色幾分，路遙總是洗耳恭聽。
之前說過，路遙嗜煙如命，而且在一段時期，固定一個牌子，在路遙創(chuàng)作《人生》時，路遙自己帶的“鳳凰”牌香煙抽完了，急得路遙團團轉(zhuǎn)，熱鍋上螞蟻一般。如今已經(jīng)退休的楊子民，是當時甘泉縣委宣傳部通訊員，就幫助路遙在縣城到處找這種牌子的香煙，找了多家，就是沒有，辦法都想到了甘泉縣農(nóng)副公司庫房，仍然沒有。最后，楊子民鼓足勇氣向當時的縣委書記喬尚法“求救”，終于找到了當時全縣僅有的兩條“鳳凰”香煙，帶給了路遙。路遙激動地連連感謝，說，有了這兩條“救命煙”，這稿子一定能成！
13萬字的《人生》，路遙用二十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經(jīng)累得仿佛大病一場，他面頰泛黃、浮腫，兩條腿僵硬得行走困難。盡管身體極度疲憊，但是，心里卻輕松了許多，畢竟了卻了多年的一樁心事。他不顧身體不適，將初稿裝進包里，背在身上，先沒有南下回家，而是再北上千里，來到陜北的榆林。
正好陜西作協(xié)的作家任士增那些天也住在只有兩層窯洞式建筑的榆林地區(qū)招待所，路遙風塵仆仆，顯得十分疲憊卻又異常興奮地趕來了，沒說什么話，就從背包里取出一個包裹，打開來，現(xiàn)出厚厚的一摞稿紙。路遙說，這是我昨天剛完成的一部稿子，寫了13萬字。然后路遙講述了那2l天的種種艱辛，講述了張弢和招待所同志對他的格外照顧。
來看望路遙的榆林文聯(lián)的作家霍如璧問他，寫得這么辛苦，為什么不回西安休息，怎跑到榆林來了？路遙回答，他就是想回到這里兜兜風，散散心，在榆林他感到舒心，來這里是最好的休息。
然后，路遙提出，他打算去佳縣白云山轉(zhuǎn)轉(zhuǎn)。
白云山位于陜北佳縣城南5公里處的黃河之濱，這里山水相映，白云繚繞，松柏參天，廟宇林立，是全國著名的道教名山。白云山因終年白云繚繞，而稱白云山，廟也因“山門無鎖白云封”而叫白云觀。
但凡來榆林旅游的客人，大都要到白云山去看看，都說白云山上白云觀的簽很靈驗。路遙之前曾經(jīng)去過，但這次他去白云山，卻不只是想看看玩玩，而是特意走向正殿抽了一簽。他抽到了令他滿意的一支好簽——上上簽，簽語是“鶴鳴九霄”。一抽出這一簽，道士就說，��！你這人要出名呀！出大名呀！
在陜北高原行走了半個月�；匚靼餐局校愤^銅川，路遙把小說一字一句念給在銅川礦務局鴨口煤礦采煤四區(qū)工作的弟弟王天樂聽了一遍。路遙念完小說，流下了熱淚。路遙對王天樂說：“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動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動上帝。”
回到西安，一天，路遙和妻子林達一同來到李小巴家里。路遙向李小巴講述了農(nóng)村“分田到戶”的情況，之后他說，他用了不到一個月寫出了一部13萬字的小說，他感覺較以前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里》都好。林達說，她讀原稿時都哭了。
隔了幾天，路遙把原稿拿給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后，認為這是路遙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說的最初標題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說，這個題目不合適，指要和涵蓋都不夠，但一時也想不出合適的題目。
李小巴是用了兩天時間看完這部作品，第三天和路遙交換意見的。李小巴肯定了作品中“鄉(xiāng)村”生活部分寫得好，主人公進了縣城后的生活，相對而言遜色一些。應加強主人公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生活方式與現(xiàn)代觀念間的心理沖突，不要過分地纏套在愛情這一情節(jié)線中。
交談中，路遙說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時，笑著說，像個外國人的名字。接著，路遙又說，自己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蘇聯(lián)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的后兩個字。
1981年秋，路遙將稿子寄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王維玲。不久，便收到王維玲熱情洋溢的回信，對這篇小說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年底，又專門把路遙約到北京修改作品。
“人生”這個題目，就是王維玲和路遙一起商量確定的。之后，王維玲又將《人生》轉(zhuǎn)給《收獲》雜志，這樣這篇小說就可以在雜志上與出版的單行本同時發(fā)表、出版。
《人生》的意義，在于塑造了高加林這個富有歷史和時代內(nèi)涵的當代農(nóng)村青年形象。這個形象是深刻的，也是豐富復雜的，他的全部行為幾乎都來自個人出人頭地、改善個人境遇的欲望，所以，他是真實可信的。然而，在路遙展示的城鄉(xiāng)文明對立差異的背景下，高加林的所謂個人的自私動機和欲望沖動，又來自歷史，來自不合理的現(xiàn)實。他是歷史的現(xiàn)實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產(chǎn)物，又是歷史的現(xiàn)實的全部必然要求的產(chǎn)物。
1949年以后中國文學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感覺很強烈的是，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壞兩種……“四人幫”時代結(jié)束后，盡管中國文學擺脫了禁錮，許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會問題并在讀者群眾中引起巨大反響，但仍然沒有對這一重要問題作根本性的檢討。因此，我想對整個這一文學現(xiàn)象作一次挑戰(zhàn)性嘗試，于是便有寫《人生》這一作品的動機。我要給文學界、批評界，給習慣于看好人與壞人或大團圓故事的讀者提供一個新的形象，一個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壞人”的人。對于高加林這一形象后來在文學界和社會上所引起的廣泛爭論，我寫作時就想到了——這也正是我要達到的目的。（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人生》發(fā)表后，立即轟動了整個中國文壇，被視為當代文學一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力作。因為小說所塑造人物的真實，因為“高加林”這樣的農(nóng)村青年所面臨的艱難選擇，因為所反映的城鄉(xiāng)差異帶來的種種矛盾正是中國的現(xiàn)實……《人生》不僅在文學界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反響，《人生》更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廣泛關注，它由文壇走向了知識界，走向了大學校園，走向了工廠農(nóng)村，更走進了千千萬萬各行各業(yè)讀者的心中。
全國各地報刊短時間內(nèi)，發(fā)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其中，專論“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學界形成了路遙研究的第一個高潮。一時間，關于“高加林”，關于“高加林與劉巧珍的愛情悲劇”，在全社會引發(fā)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討論。對“高加林”的是非評判，不同層次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上展開了激烈交鋒，理解的聲音、肯定的聲音，和完全對立的譴責的聲音、批判的聲音，沸沸揚揚，熱鬧非凡，成為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個奇特景觀。
高加林又是理所當然的當代英雄，他之受到城鄉(xiāng)廣大青年讀者的普遍歡迎是，必然的。因為他的要求代表著歷史的方向，代表著未來，他是后來中國社會、農(nóng)村社會所進行的巨大歷史變革的一只報春的燕子。不是所有人，當時都能認識到他的意義。包括作者自己，否則作者就不會讓他作為一個道德的被審判者、一個失敗者，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剛剛走出的家鄉(xiāng)。不是他不應該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而是作者不應該以自己的口，和德順爺?shù)目�，對他進行那么多的訓導。（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著名作家陳忠實在后來談到自己創(chuàng)作的心理歷程時坦言，當時，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準備出版的時候，路遙的《人生》發(fā)表了：
我讀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從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為路遙的《人生》在我感覺來（路遙比我年輕七八歲），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離拉得很遠。因為路遙離我太近了，路遙的《人生》對我的沖擊遠遠超過了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對我的沖擊。因為這個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個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說閑話，還說他跟哪個女的好過……就這么生動的一個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遠……《人生》一發(fā)表。我就感覺到了什么是表層的藝術，什么是深層的藝術，在這一點上我感覺路遙《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遙個人的突破。而是文學回歸文學的本身，擺脫強加給文學要承載而承載不了的東西。所以。這種突破，路遙顯然就獲得了一種很大的自信。（陳忠實《有關寫作的三個話題》）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遙始料未及。路遙后來與評論家王愚，在《談獲獎中篇小說<人生>的創(chuàng)作》里坦言：原來在寫這部作品的時候，他確實沒有想到會有什么反響。因為他寫農(nóng)村題材，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寫它，這部作品的雛形在他內(nèi)心醞釀的時間比較長，從1979年就想到寫這個題材。但總覺得準備不充分，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想通，幾次動筆都擱了下來。然而不寫出來，總覺得那些人物沖擊著他。1981年，下了狠心把它寫出來。他說只想到把這段生活盡可能地表現(xiàn)出來。
小說《人生》發(fā)表以后，我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shù)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nèi)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后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規(guī)定我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你看。與此同時，陌生的登門拜訪者接踵而來，要和我討論或“切磋”各種問題。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亂中添忙�？锛s稿，許多劇團電視臺電影制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里驚醒。一年后，電影上映，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經(jīng)成了“名人”，親戚朋友紛紛上門，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當時分文不帶而周游列國的文學浪人，衣衫襤褸，卻帶著一臉破敗的傲氣莊嚴地上門來讓我為他們開路費，以資助他們神圣的嗜好，這無異于趁火打劫。
也許當時好多人羨慕我的風光，但說實話，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條縫趕快鉆進去。
我深切地感到，盡管創(chuàng)造的過程無比艱辛而成功的結(jié)果無比榮耀：盡管一切艱辛都是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許在于創(chuàng)造的過程，而不在于那個結(jié)果。（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節(jié)選自《平凡世界里的路遙》張艷茜著，陜西出版?zhèn)髅郊瘓F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
原載《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3年第9期
他愛好杜甫的詩，有時禁不住賦詩抒懷，并有“手提夕陽”的佳句問世；《人民文學》《當代》《鐘山》等文學刊物，一度成為他的鐘愛；他曾經(jīng)夢想投奔鐘敬文的門下，潛心學問；任繼愈、湯一介、蔣勛、韓小蕙的名字，紛紛闖入他的微博里……他悠然地過著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是，當他出現(xiàn)在群眾中間時，他自覺地收起書本，卷起袖子，俯下身來，如一個勤懇、質(zhì)樸的老農(nóng)，默默地耕作，開辟出一條條“蘭輝小道”，甘愿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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