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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乃是三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學(xué)國文研究所小說科講演的材料。原稿由研究員傅斯年君記出，載于《北京大學(xué)日刊》。今就傅君所記，略為更易，作為此文。

什么叫做“短篇小說”？

中國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說”是什么東西�，F(xiàn)在的報紙雜志里面，凡是筆記雜纂，不成長篇的小說，都可叫做“短篇小說”。所以現(xiàn)在那些“某生，某處人，幼負異才，……一日，游某園，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爛調(diào)小說，居然都稱為“短篇小說”!其實這是大錯的。西方的“短篇小說”（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學(xué)上有一定的范圍，有特別的性質(zhì)，不是單靠篇幅不長便可稱為“短篇小說”的。我如今且下一個“短篇小說”的界說：

短篇小說是用最經(jīng)濟的文學(xué)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這條界說中，有兩個條件最宜特別注意。今且把這兩個條件分說如下：

（一）“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xué)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shù)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shù)“橫截面”�？v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才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要緊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個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shù)未發(fā)明之前，有一種“側(cè)面剪影”（silhouette），用紙剪下人的側(cè)面，便可知道是某人。（此種剪像曾風(fēng)行一時。今雖有照相術(shù)，尚有人為之。）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經(jīng)濟的文學(xué)手段”形容“經(jīng)濟”兩個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表氁�不可增減，不可涂飾，處處恰到好處，方可當“經(jīng)濟”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長演作章回小說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說”；凡敘事不能暢盡，寫情不能飽滿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的“短篇小說”。

能合我所下的界說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說”。世間所稱“短篇小說”，雖未能處處都與這界說相合，但是那些可傳世不朽的“短篇小說”，決沒有不具上文所說兩個條件的。

如今且舉幾個例。西歷一八七〇年，法蘭西和普魯士開戰(zhàn)，后來法國大敗，巴黎被攻破，出了極大的賠款，還割了兩省地，才能講和。這一次戰(zhàn)爭，在歷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戰(zhàn)，是一件極大的事。若是歷史家記載這事，必定要上溯兩國開釁的遠因，中記戰(zhàn)爭的詳情，下尋戰(zhàn)與和的影響：這樣記去，可滿幾十本大冊子。這種大事到了“短篇小說家”的手里，便用最經(jīng)濟的手腕去寫這件大事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舉別人，單舉Daudet和Maupassant兩個人為例。Daudet所做普法之戰(zhàn)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曾譯出一種叫做《最后一課》（La derniére classe）（初譯名《割地》，登上�！洞蠊埠腿請蟆�，后改用今名，登《留美學(xué)生季報》第三年）。全篇用法國割給普國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xué)生的口氣，寫割地之后，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xué)教師教法文的《最后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xué)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還有一種，叫做《柏林之圍》（Le siege de Berlin，曾載《甲寅》第4號），寫的是法皇拿破侖第三出兵攻普魯士時，有一個曾在拿破侖第一麾下的老兵官，以為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勝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凱旋門邊，準備著看法兵“凱旋”的大典。后來這老兵官病了，他的孫女兒天天假造法兵得勝的新聞去哄他。那時普國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進城之日，他老人家聽見軍樂聲，還以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凱班師呢!這是借一個法國極強時代的老兵來反照當日法國大敗的大恥，兩兩相形，真可動人。

Maupassant所做普法之戰(zhàn)的小說也有多種。我曾譯他的《二漁夫》（Deuxamis），寫巴黎被圍的情形，卻都從兩個酒鬼身上著想。還有許多篇，如Mlle．Fifi之類（皆未譯出），或?qū)懸粋�妓女被普國兵士擄去的情形，或?qū)懛▏鴥?nèi)地村鄉(xiāng)里面的光棍，乘著國亂，設(shè)立“軍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狀，……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時法國兵敗以后的種種狀態(tài)。這都是我所說的“用最經(jīng)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

（本文系1918年3月15日胡適在北京大學(xué)的演講稿，傅斯年記錄，原載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北京大學(xué)日刊》。后經(jīng)胡適改定，又載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