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父親的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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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贖罪
張 鳴
父親還活著的時候,就動過無數次的念頭,想要寫一寫他。確切地說,還在我剛會看書,可以動筆寫幾個字的童年,就有這樣的沖動了。當時的我,只是覺得自己的父親,跟別人的都不一樣。只可惜那年月趕上了“文革”,課都不上,作文就都免了,后來即使有作文,也都是革命的題目,不像后來的小學生,動輒就被要求寫自己的父親母親。
我的父親名叫張季高。我知道,按過去的規(guī)矩,別說子女,就是平輩人也不能輕易叫人家的名字的。人的名字,是留給長輩叫的。我的父親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給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時候,母親高興了,就喊鼐卿。帶點杭州腔的普通話,讓人聽起來像是“愛卿”。剛過門的嫂子,就十分納悶,一次忍不住問我哥:你媽怎么老叫你爸愛卿?
我還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父親的名字,已經滿大街被人亂叫了!拔母铩睍r期,所有帶所謂歷史污點的人,在劫難逃。父親被打倒揪斗,用教過我語文的一位老師的話說,是天經地義。一個國民黨反動軍官,居然混進場部機關,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實,他不知道,更早些時候,父親待的機關更大些,在位于佳木斯的東北農墾總局。
父親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據父親說,是個手藝人,銀匠。做銀獅子,一絕。鬧長毛的時候,曾被掠進南京,為太平天國諸王打造銀器。城破之前,幸運地逃了出來。到了祖父這一輩,就被送進錢莊做學徒。當年進錢莊學徒,是需要本錢的,錢莊票號非殷實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來還是有幾個錢的。沒準是拐了長毛的銀器發(fā)了財,也說不定。祖父學徒的錢莊在上海,出徒之后,就在上海錢莊里做。慢慢升上去,越做越大,做到了好幾個錢莊的董事。錢多了,就想開工廠。雖然投資失敗,但到了父親出生之際,家里還相當殷實。只是,祖父把剩余的錢財交給了在上海銀行做職員的大伯打理,自己回到了上虞老家做鄉(xiāng)紳。父親在家里是老小,從小被養(yǎng)在鄉(xiāng)下的乳母家,長到六歲才回來,但畢竟還是個少爺。
滋潤的少爺日子,到了抗戰(zhàn)爆發(fā)就結束了。侵華的日軍,對江浙的擾害是最厲害的,燒殺搶掠淫,無惡不作。接二連三地逃難逃難,逼得父親成了熱血青年,一個人去投軍打鬼子。當年兵荒馬亂,他全然不知道,他那在日本航空士官學校學習的二哥,已經在中共地下黨的運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只是就近找到了忠義救國軍。
忠義救國軍在中國大大的有名,這要歸功于樣板戲《沙家浜》。但是,這支由軍統(tǒng)建立的隊伍,根本不像《沙家浜》里講的那樣,是一支漢奸隊伍。正相反,忠義救國軍打日本人的積極性特別高,特別熱血,犧牲也特別大,當然戰(zhàn)績也不錯。后來,我在臺灣找到了一些當年這支軍隊的資料,回來拿給父親看,看得他老淚縱橫,說他看到了好些老長官老同袍的名字,他們中的好些,當年就已經血灑疆場了。
抗戰(zhàn)勝利后,他們的部隊合并到赫赫有名的新六軍,父親隨軍開到了東北。到了1948年遼沈戰(zhàn)役爆發(fā)時,父親已經是一名少校軍需了,隨軍駐扎在沈陽。戰(zhàn)役結束后,新六軍稀里糊涂就散了,父親跟眾多同袍一樣,做了俘虜。解放軍給了他兩個選擇: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生死由命;二是到黑龍江開荒,那里,已經有了一個軍墾農場,1947年建的九三農場,實際上是個俘虜營。
父親幾乎想都沒想,就按了第二個鍵,老老實實開荒去了。
此后,父親一輩子都認為自己的確是做了反動軍官,對人民有罪,并用自己的一生來贖罪。當年的北大荒,地老天荒,人少狼多。監(jiān)管者和改造者之間,關系比較模糊,換言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親。沒過多久,父親就因為玩命干活,得到了監(jiān)管者的欣賞,被解放,成了農場的干部,得以發(fā)揮他的特長。父親善于處理數字,既可以做統(tǒng)計,也可以做會計。這個時候,終于接到父親來信的母親,也帶著我的大哥和大姐,從浙江老家,火車倒到汽車,汽車倒到馬車,千里迢迢來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與父親團聚,一家人住在一個當年的日本兵營的廁所里。這個上千人的俘虜營,母親是第一個來找丈夫的妻子。多少年之后,父親對我說,就憑這個,他一輩子都感激母親。
即使成了農場干部,依舊是個干活的。當時的北大荒農場,異常的艱苦。農場所在地,都是黑龍江最荒蕪的地方,千里無人煙。聽媽媽講,當年養(yǎng)雞養(yǎng)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狼就住在屋子后面,稍不留神,家禽家畜就全數填了狼的肚子。夏天的蚊子小咬,多到成群結隊,連蚊帳都擋不住。冬天零下40度的天氣,是家常便飯。只要是住平房,還經常碰到這樣的事,一早上醒來,發(fā)現門已經被大雪封上了,得推開窗戶,爬出去把門挖開,才能出門。
其實,父親也可以有別的選擇。當年投奔延安的二伯父,已經做了哈爾濱飛機制造廠的廠長,他要父親到他那里工作。但是,父親不肯,他做過反動軍官,要贖罪。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干,老實改造,終有出頭之日。
所以,在我和哥哥姐姐的記憶里,父親就是一個公家人。沒有休息日,總是在加班。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那年月的北大荒,在農場的時候,每年的秋天,要把房子整修一遍,墻上抹一層沙泥,還要掏炕,把炕里的煙灰弄出來,否則就燒不熱。壘爐灶,修火墻,做窗戶上的棉罩。更重要的,家里從做飯到取暖的燃料,都要從山上和溝里去搞來,打柴或者打草。這樣的活兒,別人家都是父親做,只有我們家,是母親帶著哥哥姐姐做。媽媽是個標準的能干的浙江女人,干什么都一陣風。一陣風一刮,家里什么都有了。
父親算盤打得好,墾區(qū)之內沒有對手,當年有人用機械計算器跟他比賽,結果敗在他的手下。毛筆字寫得好,但有用得著的,誰都可以找他;刻鋼板刻得更好,但凡要出油印小報,就得找他;用復印紙謄寫材料,他一次可以復制七層,別人三層就已經了不起了。這樣一些技能,在今天早就沒有絲毫用處了,但是在當年的北大荒,還是一些了不起的技藝。所以,父親總是很忙,有段時間,他既是農場的統(tǒng)計,又是會計。同時,農場的這些爛事,又都來找他。都是替別人白干,干好了,人家可以當他的面,把功勞搶走,他笑笑,一聲不響;干砸了,當面挨罵,也是笑笑,一聲不響。那么些年,他替領導做的所有大事小事,功勞他一丁點份兒都沒有,但有了差錯,全都承擔。這樣的人,即使是反動軍官出身,也沒法讓領導不喜歡。
那個時候,北大荒這種地方,人太稀少,天荒地老的,內地的政治運動,哪怕原本熱火朝天的燒死人,到了這種地方,也就是個火星了。加上父親這種人,口訥,一口上虞土話,即使說,人家也聽不明白。成年累月,就躲在角落里干活,該他干的干,不該他干的也干。所以,一場場運動過來過去,他都沒什么事兒,而且一直待在計劃部門,接觸的都是國家經濟的機密。當年東北農墾總局的領導們,好像也沒覺得有什么不妥!拔母铩鼻,父親陪總局和農墾部的領導去黑龍江筆架山勞改農場視察,在那里,他居然見到了他在新六軍時的老團長。身為勞改犯的團長,在地下撿煙頭。父親見了,不避嫌疑,過去把自己身上的煙還有錢都塞給了他的老長官。由于是跟著大人物來的,看守們,也沒有攔著父親;貋碇,父親唏噓不已,工作,更加賣力了。
打記事起,我的家就在“城里”,先是在密山縣城,然后是虎林縣城,接下來在佳木斯。從九三農墾局,到了鐵道部農墾局,然后是東北農墾總局。在佳木斯的時候,樓里面還有抽水馬桶,雖然是幾家合用,但比起下面的農場,已經相當現代化了。在總局里,吃的用的,都有下面的農場供著,相當不錯?墒牵赣H面對這些,總是感覺誠惶誠恐。他從來沒有想過,他能待在這里,是因為自己能干,總把這些看成是領導對他的特別照顧。
這樣的好事,到了1964年,終于結束了。中國政治,階級斗爭這根弦,是越繃越緊。1962年剛剛有個緩沖,馬上就開始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無論領導用著怎樣合適,父親在總局機關是待不下去了。正好,總局的畜牧處長,一個留學日本的專家,也在總局待不住了,自愿下到下面一個畜牧場做場長,順便,也把父親帶了去。他沒有想到,兩年之后,“文革”爆發(fā),他的生命就結束在那里,而我父親,也一直待著那個小小的畜牧場,一直到退休。而在“文革”中,他這個反動軍官,在那個人地兩生的小地方,顯得特別的扎眼,因此,受了不少的苦。
“文革”中,他進了牛棚。牛棚里的遭遇,比當年在俘虜營糟一萬倍。北大荒的人際環(huán)境,從來沒有這樣惡劣過,沒來由的階級仇恨,被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煽惑到了沒來由的高度。一個小地方,一個國民黨王牌軍的少校,一個在忠義救國軍干過的人,當然是個最兇惡的敵人。不僅父親進了牛棚,連累母親也進了去。我們的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因為有些人總認為在這個破房子的某個地方,一定藏著電臺。抄來抄去,抄不出電臺,另外一些人改了主意,改打存款和金條什么的主意。要父親交代,以爭取人民的寬大。但這東西跟電臺一樣,真的沒有。
幾年之后,父親從牛棚里出來之后,我們才發(fā)現,他受過很重的傷,尾椎骨被打裂,沒有治,自己扛過來的。手上都是嫩嫩的新肉,一問,才知道是燒磚的時候,從未及冷卻的磚窯里搶磚燙傷的結果。再問,就什么都不說了。他能活著出來,現在想來,真是一個奇跡。從牛棚出來,下放到農場連隊,還是勞動改造。父親,依舊是那樣玩命,像牛一樣干活。
其實,父親不會干農活,不僅不會干農活,農家生活的一切,他都不會。后來聽說的好些科學家不食人間煙火的軼事,在父親身上,都演了不知多少次。后來我回父親的老家,聽老輩人講,父親當年,很喜歡挽起褲腿跟長工們下田,但弄了一身的泥,什么都干不了。聽媽媽講,在懷我大哥的時候,她想吃點酸的,讓父親上街去買醋,父親拎著瓶子,轉了一大圈,硬是沒買到。其實,那時在鎮(zhèn)江,中國的南方醋都,滿大街都是賣醋的。在農場的時候,很難吃到大米,媽媽一次好不容易弄了點大米,父親自告奮勇要煮飯,發(fā)現米似乎多了一點兒,把碗里的米又倒了回去,結果,倒進了白面的袋子。更神奇的是,這樣的事,父親一連干了兩次。關于做飯,他只會把米煮熟,其他的,連面條都不會下。只要媽媽不在,他就只能把蘿卜或者土豆煮熟了,蘸醬油吃?梢,他干農活,尤其是定量的農活,會干成什么樣。但他一直在拼命地干,數九寒天,汗水每每濕透棉襖;丶业臅r候,凍得邦邦硬。后來,媽媽只好在棉襖的背面,縫上一塊羊皮。
我們家里的事兒,包括子女的教育,都是媽媽說了算。多數情況下,父親連表示贊同的機會都沒有。別人的家長學期末都會查看孩子的成績冊,但我們家沒這樣的事。媽媽從來都想當然地認為,我的孩子學習不會有問題。既沒有批評,也沒有鼓勵。寒暑假的作業(yè),從來沒有大人來督促過,愛做不做。這都是媽媽的意思,但父親對此十二分的贊同,媽媽不問我們的成績,他也不問。所以,每到快開學那幾天,都是我最緊張的時刻,天天趕做作業(yè),累得半死。即便如此,耽誤了媽媽交代的家務活,還是要挨罵。
說良心話,我上學的時候,還是很乖的,學習也不錯。比較起來,在全家五個子女之中,父親最喜歡我,標志性事件有三個。第一個,在虎林的時候,我當時好像是5歲,父親出差,我纏著不讓走。父親沒轍兒,掏出兩元錢塞給了我。我很高興,哥哥們更高興,那時候兩元錢可以買好多好多好吃的。雖然上街買什么,其實都是哥哥們說了算,但錢畢竟得從我這里拿,讓我感覺很得意。但是我不知道,這錢給了我,父親出差到外地,就一分錢都花不了了。
第二件事,是他要教我學算盤。可能在他心目中,這點手藝,足以安身立命了?墒,每次他拎出算盤,我就逃之夭夭,根本不給他一點兒機會。一個和孩子很少見面的父親,好不容易抽出時間,要教兒子算盤,這對他來說,其實相當不容易。可惜,我卻無從體會他的苦心。當然,我不學,他也只好徒呼負負,無可奈何。當年的我,自我感覺是要做大事的,具體做什么大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跟算盤不會有一點兒關系。
第三件事,跟一次老師的家訪有關。那年,我跳了一級,本該讀三年級的下半學期,直接進入到四年級讀下半學期。班主任老師,是個男的,有口音,好像是河南人。那時,“文革”還沒開始,但這個老師不知為何,就是不喜歡我。記得好像是一次我們班出去勞動,給附近的生產隊鏟地。半截休息期間,我和一個同學發(fā)生了爭執(zhí)。其實這也不算什么大事,年齡小,個子小,在班上受欺負很正常,爭著爭著,就打起來了。這時候老師過來了,明明看著是我吃虧,而且誰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不怨我,可他卻批評我。我當然不服,就跟他爭了起來,他發(fā)脾氣,我就甩手走人。然后他就一路跟著我回到家,興師問罪。那年月,我們那兒的規(guī)矩是,只要老師來找,家長不分青紅皂白,就會把自家的孩子揍一頓。顯然,我們的班主任,也有這樣充分的期待。沒想到,很少在家的父親,恰好在家,大概是回家取什么東西。而經常在家的母親,卻沒有在。父親平靜地聽完老師的告狀之后,居然慈愛地摸摸我的頭,說了一句:“小鳴,怎么啦?”氣得老師一句話沒說,轉身就走。后來“文革”期間,我這個出身不錯的班主任,成了學校的紅人,為了報這一箭之仇,接二連三地發(fā)動同學批判我,重點就是要我交代怎樣受反動家庭毒害的。交代不滿意,下次再斗。一次,我到牛棚給父親送東西,看守們閑著沒事,拿我們這些犯人家屬逗瞌睡。非叫我談談對父親罪行的認識,我一聲不響,雙方較勁兒,整整憋了一下午。還好,他們居然沒有揍我,卻毫不猶豫地將我的反動態(tài)度,反饋給了學校。而當時學校當家的,恰好是我的班主任,于是,我就被學校開除了。直到一年以后,這位班主任老師被人查出,當年“反右”的時候,他被劃為“中右”,也垮了臺,我才重回學校讀書。那時候,有個大人跟我說,你跟你爸爸太不一樣了。你爸爸人家怎么整他,打他,折磨他,他都一聲不吭,全然順從?墒悄,卻總是反抗,哪怕被人打得頭破血流,也要跟人對打。
盡管父親在他所在的農場,是挨整最厲害的人。在牛棚是挨打,差點被打死。后來下放勞改,從汽車上摔到水泥曬場上,口鼻流血,昏迷不醒,沒有人管,媽媽拖著他,攔了一輛順道的汽車,送到醫(yī)院,才算是從閻王爺那里又轉回來了。但他對整他的組織,真的一丁點兒怨氣也沒有。他堅持認為,自己是個做過反動軍官的人,在新社會是個罪人。無論人家怎么整他,都是應該的。他一直都相信組織,相信群眾,一次又一次地交代自己的所有問題。不僅交待自己的問題,連自己妹妹小時候上廟里燒香扶乩,做扶乩童子的事也說了出來,害得我姑姑被所在單位整,非說她是一貫道!拔母铩焙笃冢覠o意中看了他寫給我三伯父的一封信,在信里說,我們現在是在做狗,但我們要爭取做成人。其實,他不知道,在那個社會格局中,他一輩子也都變不了人。別說他,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一個國民黨軍官,就算是他的兒子我,也一個樣,只能做狗,不,狗崽子!拔母铩鼻,就算是父親很受重用的年月,學習成績很好的大姐,也不能考大學,只好選擇上了中師。
“文革”結束后,牛棚的看守和打手,被作為替罪羊,當所謂的三種人來整。上面要父親檢舉都是誰打了他,父親只淡淡地說了一句話,我都忘了,記不得。他非常清楚當年主導整人的都是哪個,前面打人的都干了些什么,但他一個都不打算追究,也沒有追究的興趣。我從來沒見過他這輩子埋怨抱怨過任何人,整他,打他的,他不追究。幫了人家,人家反過來抱怨他,罵他,也無所謂,他甚至連申辯都懶得說一句;顑涸倜,再累,只要有一點空隙,哪怕5分鐘,他倒下就可以睡得著。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心能有多大。
媽媽晚年老是說,這個家,如果沒有我,你們幾個都長不大。憑你爸爸,根本養(yǎng)不活你們。別的不講了,每個月的工資,開了之后馬上就會被借走。因為你爸爸是個濫好人,不管誰來跟他訴苦,他都會感動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把錢借給人家。的確,小時候我親眼所見,有人來借錢,當時媽媽不在家,爸爸剛好發(fā)了工資,就都借給人家了;貋韹寢寙査杞o誰了,他想了半晌,說不認識。從那以后,媽媽到父親的單位,強調了一項紀律:以后開支,由媽媽來領。
退休之后,父親一直在編寫場史。那一陣兒,全國各個縣,各個單位,都在做這個事情。修完場史之后,他又去編寫黑龍江國營農場志,寫完初稿,帶著稿子去佳木斯,半道整個包被偷走。當時沒有電腦,所有的稿子,都是手寫的。擱在別人身上,上百萬字的稿子丟了,死的心都有,他好像什么事都沒有,回來重新開始。這本很厚的書,最后出版了?偩幨寝r場總局的宣傳部長,父親是副主編。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父親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鉛印的出版物上。雖然媽媽告訴我,其實你爸爸以前也投過好些的稿,發(fā)表了不少。但問媽媽發(fā)表在哪里?媽媽說不清,問父親,父親笑笑,一言不發(fā)。
那些年,黑龍江農場效益不好,一年一年的不發(fā)工資。只有離休人員才能按時給錢,別的退休人員,只能發(fā)點糧食和油,讓你活著。當時,所謂離休和退休的標準是這樣的,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參加工作的,算離休。之后參加工作的,算退休。媽媽說,你從俘虜營出來,被批準參加工作,是在這個杠杠之前哪,你應該算離休,去找他們。父親搖了搖頭說,我是俘虜。俘虜,哪里會有離休的資格。
當然,父母親當時沒有生活之憂,畢竟他們還有幾個在外面工作的兒子。但是我知道,即使沒有兒子的接濟,父親也不會去要求離休待遇。他的內心里,依舊認為自己是新中國的罪人,反動軍官。人家把他抗戰(zhàn)那段抹掉了,他自己也抹掉了。盡管他作為軍人參與內戰(zhàn),只是前一段投身抗戰(zhàn)的自然延續(xù),但是,他卻在內心認同他就是一個反動軍官,永遠也贖不完罪的反動軍官。
農場志寫完之后,父親不知怎么,迷上了中醫(yī)按摩。《黃帝內經》和《針灸甲乙經》這兩本中醫(yī)經典,被他翻爛了。他一輩子對我唯一的請求,就是給他買一套中醫(yī)經典,我盡我之所能,能搜羅到的,都買給他了。自學中醫(yī)按摩,感覺學出了一點兒名堂之后,父親就開始幫人按摩。一來二去,竟然有了點名聲。周圍四里八鄉(xiāng)的人,都來找他。他從不收費,一按摩,短則一小時,長則數小時。后來,我按他教我的方式,給周圍人試過手,才知道按摩一小時要付出多大的辛勞。來找他的人,有認識的,更多的素不相識。他也不問來者何人,略問一下病狀,上手就按。完事就讓人離開,連感謝都懶得聽。有些人這回有病來看,下次還來,不僅自己來,還拉著親戚來,連句好聽的都不說。但也有些人會偷偷地擱下一只雞,一瓶酒,一小袋的米。事后發(fā)現了,父親也不知道是誰擱下的,自然沒法子退,也就算了。
再后來,父母親歲數都大了,我們將他們接到北京。走的時候,送行的人滿坑滿谷,到處都是人。絕大多數,我不認識,父親也不認識。他們都說,受過父親的惠,有幾個老人,還說他們的腰椎間盤突出的頑疾,都被父親醫(yī)好了。我當時根本不信,姑妄聽之而已。
晚年的最后歲月,父母親過得都不太順。先后都摔斷了腿,接上之后,行動也不大方便。父親的狀況好一點,也是一瘸一瘸的。但只要感覺好一點兒,就要求我們給他打個廣告,免費按摩。我說,在北京不比鄉(xiāng)下,什么人都有,如果有個差池,人家纏上你打官司,受不了的。父親沒辦法,只好把他的本事,都用在了母親身上,成天給媽媽按摩。母親也是遭了一輩子罪的人,渾身都是病,90歲上摔斷了腿,狀況更差,后來能又多活了好幾年,多虧了父親。最后歲月的母親,神智有點不清醒,只要身體不舒服,就叫起父親給她按摩,別人,誰也替代不了,經常白天黑夜父親都得不到休息。等到母親去了,父親的身體也垮了。但盡管如此,母親死后,他還是央求我們,能不能讓他給周圍人按摩,哪怕就是我們的熟人就行。得到我們決然的回答之后,他就開始寫書,把他按摩的經驗,都寫在了一本十多萬字的書里,讓我找地方出版。父親的這個心愿,我當然沒有理由拒絕,但是,書出版不久,父親就被查出了晚期胃癌,沒有挺多長時間,就故去了。臨終的時候,他跟我說,你媽叫我去了,再晚了,下輩子就做不成夫妻了。
晚年的父親,也知道他的兒子寫了好些東西,看中醫(yī)書,給母親按摩之余,會把我在報上發(fā)的豆腐塊文章,一個一個地剪下來,收集起來。后來文章太多了,根本收不過來,他也照樣剪。但他好像并不太明白我說的一些道理,而我忙,也想過跟他聊聊,談談心,但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像樣地談過。
我知道,直到死,父親心里的“罪”,也并沒有贖完?箲(zhàn)勝利50周年,當局沒有人對父親這樣的抗戰(zhàn)老兵有點表示;60周年,當局也依然沒有表示;70周年,父親沒有等到。哪怕只有一個紀念章,一個粗糙的紀念章,也算是一種安慰?墒牵赣H和比父親境遇還差的國民黨抗戰(zhàn)老兵,卻永遠也等不到這一日。他們依舊是人民的敵人,至少是曾經的敵人。民族主義,現今似乎很時髦了,但意識形態(tài)的價值,永遠都高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鴻溝,依舊深不可測。然而,像父親這樣的人,無論他的兒子怎么說,他都解不開自己的結,自己的那個反動軍官的結。其實,像我父親這樣的人,原本就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那根弦,跟誰走,原本不是問題。從來沒有想過在國共之間站邊。僅僅因為國破家亡,才成了國軍的一員。有誰知道,這個抉擇,最后卻進了反動陣營。令人想不到的是,這些人在進入一個新世界之后,很快就接受了新世界對歷史的所有解釋。別的人無論怎么重說歷史,包括他的親兒子,實際上都無濟于事。唯一能解開他們這個結的,是政府,政府哪怕不承認他們抗戰(zhàn)的功勞,僅僅說一句,你的罪已經贖完了,都多少是一種人道的寬慰,可是,連這樣的話都沒有。在“文革”后期,我曾經問過父親,你這輩子做過什么虧心的事嗎?父親想了一下說,有。那是我剛當兵的時候,在連里做文書,司務長卷款逃跑,我恰好有事找他,結果,驚動了上司,派人把他抓了回來,槍斃了。除此之外,就是走錯了路,一輩子都贖不回來,連累你們也跟著受苦。
父親已經故去一年多了,他至死還背負的包袱,還壓在我的身上。這個包袱,不是他一直在乎的“罪”,而是他對這個所謂罪的在乎。這些年來,我見過了好些臺灣的學者和名流,他們幾乎都是去臺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后代。我們和他們,有這樣相似的出身,卻有著截然相反的境遇和心境。過去這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有著這么多的人,國共都握手言和了,他們卻依然在意識形態(tài)的旋渦里掙扎,不是他們想掙扎,而是旋渦還在,他們出不來。很多人,在那邊的時候,其實對意識形態(tài)完全沒有感覺。落到這邊之后,很多人卻在后來的政治旋渦中,身心都中箭受傷。即使是有幸善終之輩,像我的父親,心里依舊有著沉沉的痛,人走了,傷口還在流血。
自打抗戰(zhàn)投軍之后,父親再也沒有回過家鄉(xiāng)。多少次問他,他都說不忙。到后來歲數大了,行動不便,也就算了。每次,我去上虞,拍些照片拿回來給他看,他都看了又看,但對葉落歸根這件事,卻從不表態(tài)。我知道,盡管含垢忍辱大半輩子了,其實他的自尊心極強。他不愿意這個樣子去見祖墳,見家鄉(xiāng)的父老。只好,做一輩子的游子。
《隨筆》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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