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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現實的縱深處

賀紹俊

當我翻檢2014年的中篇小說時，首先就想到了作家陳應松，我忍不住要向遠在湖北的陳應松問候一句：你還好嗎？我牽掛他是因為他的一個中篇小說給他帶來了性命危險。他在這一年寫的《滾鉤》揭露了長江上面一群惡霸憑借撈尸斂財的黑幕，小說發(fā)表后引起很大的反響，多家刊物轉載，因而讓一幫胡作非為的人很不高興，他們不斷地給陳應松打匿名電話，威脅他。我想，我們應該組織起來保護我們的作家陳應松，同時，這也是為了保護我們的文學。文學，一直在傳播正義和真理的聲音。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因為文學不是聲嘶力竭，所以常常被人們忽略了。但文學的聲音有時會因為其銳利而刺痛某些人，讓這些人露出張牙舞爪的嘴臉。當然，文學的銳利聲音會讓更多的人高興，因為他們看到了一些人暴露出來的張牙舞爪的嘴臉。我常聽到有的人批評文學遠離現實了，特別是有些官僚氣十足的官員常常這樣訓誡我們的作家。其實官員只會打官腔，他們根本不了解文學是如何與現實發(fā)生關系的。文學并不是為了告訴人們現實發(fā)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告訴人們，作家是如何對待現實的。文學正是以這種方式，抵達了現實的縱深處和隱蔽處。

好故事不僅僅為了消遣

中篇小說擅長講故事，因此中篇小說首先是靠故事來吸引普通讀者的。盡管現代小說有了反故事、非故事的傾向，但事實上，反故事也好，非故事也好，寫寫試驗小說還可以，真要全面推廣是行不通的，到頭來人們就會發(fā)現，反故事或非故事的試驗最終還是為了把故事講得更精彩。小說介入現實的方式也是通過故事來完成的，這正是小說和報告文學以及新聞報道的根本區(qū)別。在這一年的中篇小說中，我們能夠聽到不少好故事。每一個作家獲取故事的來源不一樣，組織故事的方式也不一樣。

陳應松是在一則新聞的基礎上來組織故事的。他的《滾鉤》與幾年前轟動全國的一樁“挾尸要價”的新聞有關，但他顯然不是在重復當年的新聞事件，而是以此為“面團”，不斷發(fā)酵，糅出了一個跌宕起伏的好故事。他以一個普通的漁民成騎麻為主人公，成騎麻盡管曾經還當過村長，但他現在是一個絲毫也沒有話語權的弱勢者，也是一個求生存非常艱難的窮困者。設計這樣一個人物，自然他的身上會有很多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絕不是無關痛癢的故事，是會牽連到人心的痛處、撕開社會的暗處的故事。所以，我認為，所謂小說要有好故事，并不是簡單地指小說的故事性強，能夠吸引人；必須要強調一點，作家們講述的好故事，并不是僅僅為了給讀者提供消遣，而是要傳達他對世界的認知和判斷，因此好故事一定會帶著作家本人的思想和體溫。《滾鉤》的思想深度就在于，陳應松并沒有簡單地處理成對鄉(xiāng)間惡霸的譴責，而是通過成騎麻的生存處境一點點輻射開去，讓我們看到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深層問題。秩序失范，規(guī)矩形同虛設，正義和善良得不到堅定有力的支持，也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史殼子這類從戒毒所里出來的小混混才有可能無法無天地成為當地一霸。在成家村，數代人都是將在江上撈尸葬尸當成慈善行為，即使1949年之后，政府接管了民間組織起來的“義善堂”之后，撈尸也是不收錢的。為什么到了社會和民眾普遍富裕起來的今天，撈尸反而成為了一些人斂財的手段，甚至容不得好心人做好事？我在閱讀小說時，仿佛就聽到陳應松一邊講述一邊反復地追問為什么，為什么？應該說，這篇小說重點揭示的不是人性之惡而是社會性之惡。在整個故事的進展中，社會管理者嚴重地缺失了，甚至還有惡劣的表演。比如學校的校長為了掩飾學生淹死的事故責任，便謊稱大學生是因為救人而犧牲了，他們堂而皇之地以英雄的領導出現在公眾面前。當“挾尸要價”被媒體曝光后，仿佛這個社會要來主持正義了，但最終結果是，校長變成了英雄的領導，史殼子抓進去了但保不準沒多久他出來后照樣稱王稱霸，倒是可憐的成騎麻，被人一陣痛打痛罵，都不知怎么回家了。陳應松讓薩克斯管在江邊吹奏起《回家》的旋律，小說寫道：“他是在喚魂。”其實，陳應松寫這篇小說的目的就是為了喚魂，喚社會之魂。

邵麗的《第四十圈》仍然是她到鄉(xiāng)下掛職體驗生活獲得的寫作資源，但被她編寫成了一個帶有希區(qū)柯克式的故事，懸念叢生。這是一個與案件有關的故事，案件說起來并不復雜，一個自認為有冤的生意人齊光祿把怒火發(fā)泄在已經被撤職的派出所長查衛(wèi)東身上，用刀兇殘地將其砍死。邵麗在重新組織這樁案件時顯示了小說家的天才，她設置一個掛職的作家來到這個小鎮(zhèn)，想了解這樁曾在當地轟動一時的案件，但“跟我講述這個案件的人不同，案子的面目也不一樣，對里面各色人等的評價更是千差萬別，真像一出‘羅生門’”�！傲_生門”一詞出自日語，是指事件當事人各執(zhí)一詞，因為各自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進行表述，或編織謊言，從而使得事實真相撲朔迷離。我們跟著邵麗走進這個羅生門，發(fā)現那么多的蹊蹺和糾葛，我們最終也跟著邵麗走出了這個羅生門，邵麗憑著她的智慧，從一堆亂麻中發(fā)現多個線頭，一根根慢慢理順。我們于是發(fā)現，這個羅生門里有著多條道路，但道路與道路之間沒有相通之處。這大概正是邵麗到基層去以后的一個發(fā)現，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對話的可能性，人心更是封閉的。人們相互間失去了信任感，因而無法對話。一切均以強悍來解決問題，甚至包括齊光祿想要娶牛光榮，也要用強暴的方式來達到目的。當一個社會缺乏對話的渠道時，本來可以化解的矛盾不僅化解不了，而且會被無限擴大和激化。邵麗以一個作家的悲天憫人之心，以這個案件來警醒我們�；剡^頭再來看邵麗在小說開頭所引的《舊約》中的一句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本兔靼琢俗髡叩纳钜狻Ｋ�是否要告訴讀者，如果這個世界失去了友善的溝通，失去了上帝的指引，我們只會陷入到“以牙還牙”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或者她還想說的是，如果一個人對他人以惡，他得到的只會是“以牙還牙”的報復。

方方則發(fā)現了她十多年前的一篇小說中的故事仍然具有生命力，她延展了這個故事，讓故事中的人物在當下的舞臺上又有了更精彩的表演，這就是她的《惟妙惟肖的愛情》。方方十多年前在小說《禾呈》中描摹了大學老師禾呈失落和彷徨的情景，而在《惟妙惟肖的愛情》里，禾呈一家的故事進一步發(fā)展，特別是通過禾呈的一對雙生子惟妙和惟肖的成長史，勾勒出我們時代的精神走向。小說看似在寫愛情，但愛情不過是為了讓故事講得更流暢而已，或者說，方方就是這樣書寫愛情的：在精神走向日益萎靡的情景下，愛情已經死亡。惟妙和惟肖雖是一對孿生兄弟，但完全代表了兩類不同的人生選擇。惟妙看重知識，而惟肖看重實用。在當代社會，實用的惟肖才會生活得很滋潤。方方在小說中明顯表達了她對知識分子的失落和沒有話語權的不滿，但她對于知識分子同樣具有批判意識。無論是禾呈，還是惟妙，他們一脈相承，保持著文人的清高，對于知識貶值、物質至上的社會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這固然是可取的，但方方同時也毫不含糊地揭露了他們應對世界的無能為力和無所作為，嘲笑了他們的以不變應萬變的“鴕鳥”心態(tài)。

關注精神現象

文學抵達現實的縱深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對精神現象的關注和揭示。

精神現象始終是蔣韻的關注重點，她是一位追求精神性的作家。蔣韻所追求的是一種典雅的精神，這種典雅的精神是人類文明千百年的磨礪聚合而成，典雅的精神既然如此貴重，它就不可能隨意獲取，在一個世事瞬息萬變的年代，時間缺乏了厚度，典雅的精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憑。蔣韻的小說是有時間厚度的，這是典雅精神的基本條件。我們能夠從各個方面體會到蔣韻的時間厚度，比如她在敘述上的從容，比如她在結構上的嚴謹，比如她在語言上的錘煉，而這一切都呈現出一種緩慢的時間形態(tài)。這些特點在她的小說《晚禱》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蔣韻在這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談中說得很明白，她是“想寫罪與罰，想寫不可救贖不可赦免的某種決絕承擔”。小說主人公有桃是一位非常有愛心的姑娘，她本該獲得更多的幸福，但她拒絕了本該屬于她的幸福，寧愿讓自己經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這只是因為她要為她小時候的一次過失而進行自我懲罰，她要以這種方式來救贖自我。這的確是一種決絕的承擔，這個決絕的承擔像塊沉重的石頭一直壓在有桃的心上。難道她就要如此背負著石頭到死嗎？好在蔣韻沒有這么冷酷。她讓患上癌癥晚期的有桃來到法國鄉(xiāng)村的小教堂。教堂晚禱的鐘聲感動了有桃，她面對神壇說出了內心的秘密，也就放下的心中的石頭。蔣韻的意象來自一幅著名的古典油畫——法國畫家米勒的《晚禱》，這是一幅暖色基調的寫實畫，畫面上一對農民夫婦，聽到遠處教堂鐘聲響起，便放下手中的工作，虔誠地祈禱。畫家將宗教的神圣感融入到土地和勞作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一種令人倍感親切的神圣感。也許正是這種意境觸發(fā)了蔣韻的寫作靈感，她讓她的人物有桃最后獲得了這樣一種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感。

弋舟也是一位追求精神性的作家。他有一種道德情結，他面對這個世界更多的是從中發(fā)現道德的問題和癥結，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會變得很凝重。我讀弋舟的作品，就覺得他在寫作時大概眉頭緊湊，表情凝重，他的情緒和思想都是很凝重的。他以劉曉東為主人公連續(xù)寫了三個中篇小說，從《等深》到《而黑夜已至》，再到《所有路的盡頭》，弋舟幾乎是以劉曉東為線索，書寫了80年代一代人的精神史。劉曉東就像是一個私家偵探，他不僅在調查事件的真相，也在偵破人物精神活動的軌跡，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個過程中也完成了對自我的審判�！端�有路的盡頭》的事件是劉曉東的一位“熟悉的陌生人”邢志平突然跳樓身亡。劉曉東決定要調查清楚他為什么要自殺。他的調查逐漸撕開了歷史，他自己所經歷過的80年代，追逐理想主義的一代人是如何在后來變得日益庸常和沉淪的。小說中有個詩人尹彧，應該是作者精心設置的一個帶有隱喻性的人物，他“代表著一個時代和一種價值觀”。以詩歌和詩人代表著一種理想時代，是作家們覺得最恰當的方式，但尹彧如今已經變得“更像是一個被氣吹起來的草包。從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精，氣，神�！备�吊詭的事情是，邢志平在女友尚可所寫的《新時期中國詩歌回顧》中找不到尹彧的名字。他被告知，尹彧當年的詩“不足以進入文學史”。我想，這應該是作者弋舟在這篇小說中最核心的隱喻——一個理想的時代，一個讓整整一代人熱血沸騰的時代，卻輕易地被當代人從歷史中抹去。這大概是對邢志平最致命的打擊，因為在他心目中，唯有尹彧才算得上是詩人，當宣布尹彧不足以進入文學史時，也就意味著他的精神之路走到了盡頭。我們的現實世界呈現出精神渙散的癥候，弋舟其實是在對這個世界詰問：是否所有的路都已走到了盡頭。這是一個很沉重的詰問。

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寫了一個鄉(xiāng)下女孩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陳金芳是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從這個典型人物身上仍然折射出當下現實令人憂慮的精神現象。陳金芳小時候從農村來到城市，看到了城市比農村優(yōu)越的一面，也就是看到了人還可以活得更好。她為了活得更好，堅持要留在城市，并一點點學會如何在城市里去獲得更多的財富和地位。功夫不負有心人，她終于獲得成功，于是她把名字也改了，從此世間已無陳金芳，只有一個穿金戴銀、出入高檔場所的陳予倩。但當她又搭上一列更快的列車，滿懷熱望奔向更高的目標時，這輛列車因為速度太快跑出了軌，她也被摔得鼻青眼腫，落了個以非法集資罪身入牢籠。石一楓講故事的風格輕松、戲謔，頗有王朔的味道，但他不像王朔那樣把輕松推到極端，將一切有重量的東西都從文學中卸去。石一楓雖然敘述的腔調很輕松，但內心仍懷著沉重。石一楓戲謔地講述陳金芳的暴富，卻并沒有因此糟踐這個人物。相反，他指出了這個人物的可憐之處。陳金芳“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這是一個很淺顯的生存哲學，或許也是最大眾化的生存哲學。但我們這個社會不斷變著花樣提供“人樣”的標準，陳金芳就是被社會的標準不斷地推搡著止不住步，她不清楚自己該是什么“人樣”，更要命的是，她終于失去了自我。這大概就是石一楓給小說取名為“世間已無陳金芳”的用意吧。

須一瓜也是一位對當代精神現象格外關注的作家。我曾把她比喻為“精神警察”。她特別擅長寫案件，通過案件去偵探人的精神世界。在《老閨蜜》中，須一瓜就像是一個頑皮的孩子，躲藏在兩個老太太的背后，偷聽她們的竊竊私語，也為窺視到她們內心的真實意圖而愜意地竊笑起來。須一瓜就像是以一種友善的“不懷好意”，不厭其煩地敘述著兩位老太太的瑣細，不放過她們的每一次饒舌。這樣的敘述浸透了作者主觀的情趣，因此讀起來特別親切歡快。小說看似在寫老齡化的社會問題，但結尾卻峰回路轉，兩位老太太已經失去了繼續(xù)聊天的熱情，卻被旁邊大樓上的跳樓事件所吸引，她們跟著圍觀，繼而跟著起哄，最終竟被帶進了派出所。須一瓜以小見大，從日常的瑣碎入手，揭示出普通人的空虛無聊的社會心理狀態(tài)。

另一種風景

從講故事的角度看，現實主義的敘述方式用在小說上更為合適。我們有著強大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小說，多半也是現實主義風格的。但事實上，在現代文學思潮的浸染下，當代作家在中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手法和創(chuàng)作理念上已經有了明顯的突破和發(fā)展，也極大地豐富了現實主義的敘述方式，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現實主義敘述，不同于傳統(tǒng)現實主義的純客觀敘述，作家們領先著現實經驗，遵循著現實邏輯，卻又極盡主觀想象，具有極強的主體意識。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在敘述風格上開辟了另一種風景，盡管相比于現實主義主潮來說，另一種風景并不是特別顯眼，但它們的存在就是一種難得的文學現象。

在另一種風景中，紅柯是特別搶眼的一位作家，他基本上是以浪漫主義的敘述方式來結構他的小說的。浪漫主義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直處在受壓抑的狀態(tài)，紅柯是難得的一位堅持浪漫主義并將其發(fā)揮得非常充分的作家。他的寫作幾乎都是以浪漫主義的意象作為核心的，如《西去的騎手》中的馬，《大河》中的熊，《烏爾禾》中的羊，《生命樹》中的樹，《喀拉布風暴》中的大風暴。但近些年紅柯主要精力放在寫長篇，中短篇小說寫得不多，《故鄉(xiāng)》是紅柯今年唯一的一個中篇小說，但由于他的鮮明的浪漫主義敘述風格，因此這篇小說仍顯出其獨特之處。作者非常酣暢地抒發(fā)了他對故鄉(xiāng)的情愫。小說寫了周志杰和周健叔侄兩代人對于故鄉(xiāng)的不同感受，作者沒有拘泥于故事的講述，而是放開筆墨，任情緒泛濫，書寫了漢族與蒙古族生活習俗的差異，也寫到扈爾特人東遷回歸的歷史，所有的書寫又都回應著“有尊嚴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鄉(xiāng)”。嬸嬸金花是小說中最亮麗的形象，她金子般的心靈，坦蕩的性格，最適合以浪漫的文字來講述。

張好好的《碧玉妝成》也是一篇敘述特別的小說。小說的情節(jié)性很淡，作者把故事性的燈光調到最低的程度，幾乎你都要憑猜想去尋覓人物之間發(fā)生了什么事情。但這樣就將一種溫柔的詩意凸顯在敘述的上面。小說以一個女子感情和生活的變故為主線，在那詩意的慨嘆里，透露出的是作者對于愛情的理想化向往。作者的敘述值得一說，這是一種主體意識流的敘述。以往的意識流小說，是指小說中的人物具有意識流特征，是作者以理性的自覺去呈現人物的意識流狀態(tài)。但在《碧玉妝成》里，人物的言行是非意識流的，作者張好好卻以意識流的思維進行敘述，這使得我們在閱讀時要跟上作者的思維得費一番斟酌。當然，毫無疑問，這也造成了一種特別的閱讀效果。

原諒我將序言寫得這么啰唆，這實在是每一篇小說都太耐讀了，我被精彩的故事所吸引，更樂于追尋故事背后的深意。我相信，每一位讀者都會從這些小說中得到意外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