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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倫認為他發(fā)現(xiàn)的關稅的作用是成就大英帝國的那把金鑰匙。他一心一意想要通過打造一個強大的統(tǒng)一的市場來釋放帝國的無限潛能，而關稅壁壘將在與外國的激烈競爭里保護這個市場。這個經(jīng)濟聯(lián)盟很快將會變成政治聯(lián)盟，接下來就會成為一個宏偉而不可分割的“帝國聯(lián)邦”。他的夢想就是成為這個聯(lián)邦里的喬治·華盛頓。

約瑟夫·張伯倫并不需要家族關系或者通過繼承來支撐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有一整個城市為他投票。在伯明翰，他就是王道。他是個維多利亞時代的成功故事，一個白手起家的人，通過大規(guī)模生產(chǎn)不起眼的螺絲釘再低價售出，在市場上獨占鰲頭，成為富甲一方的實業(yè)家。他變成了伯明翰最大的雇主之一，然后選擇了從政，作為一個改革派市長改變了這個城市，隨后又把這座城市變成他在國會里的忠實擁躉。清理了貧民窟，改善了供水，還建造了許多令人贊嘆的城市建筑。在超過三十年的時間里，他一直主導著這個城市的政治生活。他是未被加冕卻當之無愧的市政王。但在普通市民眼里，他卻一直只是那個“好老喬”[1]。

在1900年大選期間，他幫助丘吉爾參加競選，想利用自己在工業(yè)區(qū)的知名度來提高這個年輕人贏得奧爾德姆工人選票的機會。他們一起乘坐一輛敞篷馬車來到了一個公眾大廳，卻在入口處驚訝地看到了一大群反對布爾戰(zhàn)爭的示威民眾。伴著“震耳欲聾的噓聲”，很快他們便被憤怒的示威者們包圍起來，這一對搭檔在人群中幾乎寸步難移，但讓丘吉爾沒齒難忘的是，已經(jīng)六十幾歲的張伯倫是如何冷靜自若地以他的方式穿過了人群。而當他們終于走到了目的地，聽著平臺上迎接他們的支持者們震天動地的歡呼聲，張伯倫臉上洋溢著心滿意足的神情。他轉向丘吉爾，一臉不自覺的驕傲，說道：“我第一次來這里的時候，是為了賣螺絲給他們�！�

在贏得選舉之后，張伯倫邀請他這位新同事到海布里待上幾天，那是他在伯明翰的府邸。

雖然喬喜歡把自己描繪成普通工人階級的一個忠實朋友，但多年以來他已經(jīng)養(yǎng)成了非常昂貴奢侈的品位，而當他設宴款待這位布倫海姆的孩子時似乎很樂意炫耀這點。溫斯頓曾回憶說：“晚餐的時候，他以最容光煥發(fā)的狀態(tài)用一瓶1834年的波特酒招待了我�！盵2]遠比他這瓶六十六年的陳釀更令人驚嘆難忘的，是他那十二個種滿了蘭花的溫室，還有另外的十二個種滿了不那么稀奇的各種鮮花。一個二十五歲的職員專門負責照顧著這些植物，因此張伯倫總是有新鮮的蘭花來裝飾他的扣眼，這種矯揉造作的做法和他時時戴著的單片眼鏡一起，成了他的特征之一，曾經(jīng)有一位新聞工作者這樣描繪過他的單片眼鏡：“一塊圓圓的玻璃鑲在一個和老祖母的婚戒一樣薄的金圓框里�！盵3]

在國會的辯論里，他會很好地利用這個單片眼鏡來造成不同效果。有時候他會像一個拿著顯微鏡的科學家，透過鏡片冷漠而輕蔑地盯著一個對手，又或者把它摘下來用他的手帕反復擦拭鏡片，以這樣戲劇化的停頓方式讓整個下議院都在懸念中忐忑不安。一位議員回憶道：“當他被打斷的時候，他就會故意調(diào)整眼睛上鏡片的位置，急切地把身體往前傾，還用手指著他對手的方向，咕嚕著說完他尖銳但機敏的巧辯，然后再反彈回去站直�！盵4]即使是坐在綠色真皮長凳上休息時，當他一邊透過他的金邊眼鏡審視著對手，一邊用手撥弄著胸前像拳頭般大小的鮮艷蘭花，看起來也還是很嚇人。他總是穿得整齊講究，胡子刮得干干凈凈，一點也不像他那個年代的人。

然而蘭花、單片眼鏡和昂貴的波特酒都不足以讓索爾茲伯里勛爵和亞瑟·貝爾福忘記，喬不過是個一切都得感謝螺絲的中產(chǎn)階級制造商。作為政治伙伴和一個有能力的內(nèi)閣部長他非常有利用價值，但塞西爾家族的成員和他們的圈子并不承認他是和他們有著相同社會地位的人。貝爾福曾經(jīng)以他能做到的最屈尊的方式，寫信對一個朋友說：“喬，雖然我們都很愛他，但他并不能完全徹底地跟我們混在一起，不能跟我們?nèi)诤显谝黄�。為什么呢？我也說不出來，但我是這么感覺的�！盵5]他那些貴族同僚在表達他們的保留意見時就沒有那么顧慮周全了。“張伯倫的問題都來自他的教養(yǎng)，”位高權重的朝臣埃舍爾勛爵說，“雖然他很聰明，但從來沒有學到過其他人在某個知名的公立學�；虼髮W里學到的自我約束。我說的其他人是指那些跟他一樣有雄才大略的人�！盵6]

丘吉爾并不認同這些勢利的質(zhì)疑。他欽佩喬那“光芒四射而又暗潮洶涌”的能量，還知道就算將來領導下議院的是貝爾福，但張伯倫也會是“那個真正影響大局的人。他才是廣為群眾所知的人”。[7]正如一個時事評論員所言，張伯倫的問題是“他就像個晴雨表，卻始終站在風口浪尖上”。[8]和丘吉爾一樣，他很沖動且野心勃勃。他在激進左派的自由黨開始了自己的國會生涯，一度被認為政治理念過于極端，導致維多利亞女王曾向格萊斯頓施壓要求其加強對這個“無法無天的同事”的控制。雖然現(xiàn)在他和保守黨聯(lián)手，但總有人擔心他再度改變自己的方針。而目前，丘吉爾試圖保持住他對自己的青睞，以防錯過任何高層變化而產(chǎn)生的晉升機會。

他對喬的友好方式就跟他對羅斯伯里勛爵一樣，像對父輩一樣尊敬，邀請他促膝夜談，有一次甚至聊到了深夜兩點。許多年后當他再回首這段時期，他坦言：“我和他有過的發(fā)自肺腑的知心交談比和我自己父親的還要多得多�！睆埐畟惡軜芬饨o他建議和鼓勵，而當覺得他需要慈父般的關懷時，也義不容辭地扮演了父親的角色。但他已經(jīng)有兩個長大了的兒子需要他操心。大兒子奧斯丁，是他父親名副其實的仰慕者，他似乎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復制品，也學喬一樣戴著單片眼鏡和種植蘭花，追求著自己的政治生涯。[9]

在那時候，奧斯丁和他的弟弟內(nèi)維爾看起來還沒有太大區(qū)別。1902年的某一天，當溫斯頓和奧斯丁一起在米莉森特·薩瑟蘭位于蘇格蘭的家里做客時，他們進行了一場關于他們政治抱負的談話。溫斯頓直率地問道：“你想成為什么？”奧斯丁小心翼翼地回答說，他“一直認為任何一個英國人都想要擁有的，就是海軍部里一個舒適的辦公室，和最讓人引以為傲的職位之一的海軍大臣的頭銜”。溫斯頓對此表現(xiàn)出了毫不避諱的蔑視。對他而言，他政治生涯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登頂，而其他所有那些權力和榮耀，無論多么舒適而令人陶醉，都不過是墊腳石而已。奧斯丁對他這個反應永生難忘。他后來回憶道：“溫斯頓對我那‘可憐的抱負’嗤之以鼻。”[10]

至于內(nèi)維爾，1902年他正致力于證明他復制自己父親在生意上的成功。但他并沒有取得很大的進展。19世紀90年代，他被父親派去管理巴哈馬的一個劍麻種植園，他一絲不茍、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以求賺取更多的利潤，卻經(jīng)歷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在多年的失敗努力后不得不放棄了。這次失敗的教訓十分慘痛，損失了他父親共計50000英鎊的資產(chǎn)。盡管喬花了最大的心思去化解這次打擊，但整個家族仍然在數(shù)年里受到了很大影響。為了滿足對其他家族成員的承諾，內(nèi)維爾能夠繼承到的遺產(chǎn)實質(zhì)上被大大削減了。他后來只繼承到他父親財產(chǎn)里的3000英鎊[11]。  

[1]　喬（Joe）是約瑟夫的昵稱。

[2]　參見溫斯頓·S. 丘吉爾所著《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第359-360頁及《當代偉人》（Great Contemporaries），第64頁。

[3]　麥金托什，《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第257頁。

[4]　馬爾科姆，《空置的寶座》（Vacant Thrones），第96頁。

[5]　參見澤貝爾所著《貝爾福》（Balfour），第79頁引用的1892年3月15日亞瑟·貝爾福寫給艾爾寇勛爵夫人的信。

[6]　布雷特，《日記和信件》（Journals and Letters），第1卷第319頁。

[7]　奧斯丁·張伯倫，《政治的內(nèi)核》（Politics from Inside），第367頁。

[8]　加德納，《社會支柱》（Pillars of Society），第41頁。

[9]　艾萊斯頓，《張伯倫家族》（The Chamberlains），第53頁。

[10]　奧斯丁·張伯倫，《政治的內(nèi)核》（Politics from Inside），第367頁。

[11]　馬什，《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第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