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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倫早期作為實業(yè)家的成功要歸功于無情地削減成本和對底線的敏銳認知，但現(xiàn)在這個強硬而求勝心切的性情，基本上都隱藏在了那個他精心打造的彬彬有禮的政治家的外殼里。曾經(jīng)有那么一次機會，丘吉爾在他身上瞥見過以前那個殘酷的“螺絲貿(mào)易之王”[1]，于是他一直蠢蠢欲動地想要弄清楚“到底有怎樣極端的怨恨”潛伏在“我這位和藹可親、謙恭有禮又精神抖擻的同伴”[2]體內(nèi)。

對布爾戰(zhàn)爭抨擊得最猛烈的批評家之一，是一位來自威爾士的自由黨議員，留著濃密胡子、眼神鋒利放肆的戴維·勞合·喬治。他挑起了日益增多的一系列針對張伯倫的人身攻擊，宣稱伯明翰制造的武器和其他戰(zhàn)爭補給品的銷售給喬和他的朋友們帶來了巨大的利潤。直接瞄準心臟，他把他的敵人描繪成一個冷漠無情的花花公子，當(dāng)“六千英里以外”的士兵們因為他而慘遭屠殺的時候，他卻“漫步在他的蘭花之間”[3]。1901年一位政治新聞記者曾寫道：“幾乎沒有人愿意‘與喬正面對抗’，只有一個人這么做了，并且還頑固地堅持著。那就是勞合·喬治先生，一位斗志昂揚、火眼金睛的小威爾士人，發(fā)現(xiàn)了欺負張伯倫先生的樂趣�！盵4]

勞合·喬治那熱情洋溢而慷慨激昂的演說成功地把他打造成了一個民族英雄，但也差點導(dǎo)致了他自己的暴力死亡，那是在十二月的一個寒冷夜晚，他去伯明翰市政廳為一個自由黨集會演說，而成千上萬的暴民包圍了那座大樓。

當(dāng)勞合·喬治在樓里演講的時候，人群用錘子攻擊了大門并沖了進來。那座漂亮的新古典主義風(fēng)格的大樓頓時變成了雙方陣營交戰(zhàn)的戰(zhàn)場。石頭和酒瓶橫飛，窗戶都被砸碎了，玻璃像雨一樣朝所有人落下來。當(dāng)一波憤怒的抗議者咆哮著“叛徒”[5]涌向講臺時，一小隊警察護送著勞合·喬治向大廳另外一面撤退，并準備反擊。

因為擔(dān)心暴民們占了上風(fēng)，當(dāng)?shù)氐囊粋�傳奇人物——足智多謀的警察局長查爾斯·拉夫特爾讓勞合·喬治換上警服偽裝成了警察，并護送他從備用通道離開了那座大樓。這位政客完成了一次干凈利落的逃跑，但卻有數(shù)名暴民和警察在沖突中受了重傷。一個年輕人被殺了。《泰晤士報》報道說：“報告說有很多人頭破血流�！盵6]而令當(dāng)?shù)刈杂牲h協(xié)會驚愕的是，他們被命令要承擔(dān)那座大樓所有的損失。

當(dāng)在倫敦的丘吉爾得知這個消息，他不敢置信地搖了搖頭，然后立刻拿起筆給伯明翰一個著名的保守黨熟人寫信表達自己的看法。他寫道：“看到今天報紙上關(guān)于暴亂的消息讓我覺得十分惡心，我希望保守黨和這件事情沒有任何關(guān)系。”他說，這整件事都讓他想起一些“以前的故事”[7]。他提到了1884年曾有一次，倫道夫·丘吉爾勛爵在伯明翰舉辦的某個集會上，張伯倫的一些支持者也鬧過事。喬曾經(jīng)高聲否認自己和這個事件有任何關(guān)聯(lián)，雖然他和倫道夫當(dāng)時對立而且經(jīng)常互相攻擊對方。溫斯頓現(xiàn)在擔(dān)心張伯倫又想讓自己的老把戲重演，只不過這一次，這個卑鄙的手法看起來一反常態(tài)地十分極端。

而張伯倫的話對事態(tài)的解決沒有任何幫助，他說雖然他“對損失深感遺憾”，但他“不能因為伯明翰市民抗議勞合·喬治先生的出現(xiàn)就責(zé)怪他們什么”。[8]當(dāng)被一個議員問到為什么人們會讓勞合·喬治逃跑了時，張伯倫故意忽視了這個問題，僅僅說：“所有人都關(guān)心的事就是沒人關(guān)心的事。”[9]但這座城市已經(jīng)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批判喬可能會引火燒身。在一場“好的黨派斗爭”里，張伯倫幾周后說道：“當(dāng)我被攻擊了，我就會試著以牙還牙討回公道�！盵10]

這是件讓人心驚肉跳的事情，丘吉爾一直被自己懷疑是張伯倫的人策劃了整件事情的念頭困擾著�！短┪钍繄蟆芬舶凳玖诉@個陰險的聯(lián)系，發(fā)表了一份由一位支持者發(fā)給在海布里的喬的電報，那是當(dāng)?shù)匾粋�名叫約瑟夫·彭特蘭的著名政客，一個學(xué)校董事會的副主席。這份電報在那位自由黨議員剛剛勉強逃脫不久就發(fā)來。彭特蘭在電報里自豪地宣布：“勞合·喬治這個叛徒?jīng)]被允許說一個字。兩萬市民和其他人都毫無例外地信任政府，并贊美您為國王和國家所做出的獨一無二且毫無保留的貢獻�！盵11]

丘吉爾越是思考關(guān)于那次暴亂的事情，就越是心煩。那時候他對勞合·喬治并不那么了解，但他對他并沒有什么好印象，私下里說他是“一個粗俗嘮叨的小無賴”。[12]但無論如何，想到一場政治博弈能如此輕易地演變成群眾暴動，他很是義憤填膺。雖然他很喜歡拿政治博弈和戰(zhàn)爭比較，但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應(yīng)該是通過言語和思想來戰(zhàn)斗，而不是武器。（“停止謀殺，開始辯論”是他在1920年新芬運動里，給愛爾蘭共和黨領(lǐng)袖的忠告。）為了把事情做好，他明白必須要做出一些困難的選擇，而這個過程往往很煎熬且很不招人待見。他很樂于和他的對手光明正大地對罵，有必要的時候還會轉(zhuǎn)換忠誠的對象，但總是有個限度，而張伯倫卻跨過了這個底線。這是溫斯頓的成長中另一個恍然大悟的時刻，也再一次窺見了愛德華時代的黑暗。

他對在伯明翰的那個保守黨熟人說，用來對付勞合·喬治的這種方法已經(jīng)不能僅僅用“可恥”來形容，更是一種“自我毀滅”。“想到如果勞合·喬治先生被暴徒毆打甚至殘忍殺害，將會對帝國在南非的事業(yè)造成多么大的損害，我便不寒而栗�！盵13]  

[1]　“貿(mào)易場上的年輕人”，《清教徒》（Puritan），1899年10月。

[2]　溫斯頓·S. 丘吉爾，《當(dāng)代偉人》（Great Contemporaries），第73頁。

[3]　艾萊斯頓，《張伯倫家族》（The Chamberlains），第135頁。

[4]　“嶄新的下議院”，《活著的時代》（Living Age），1901年3月16日。

[5]　“伯明翰抗議布爾戰(zhàn)爭集會上發(fā)生暴亂”，《紐約時報》（NYT），1901年12月19日。

[6]　“勞合·喬治先生在伯明翰”及“伯明翰暴亂”，倫敦《泰晤士報》（Times），1901年12月19日。

[7]　1901年12月19日溫斯頓·S. 丘吉爾寫給J. 摩爾·貝利的信，《姊妹篇》（CV），第2卷第1103頁。

[8]　“伯明翰和自由演說”，《回聲報》（Echo），1901年12月19日。

[9]　艾萊斯頓，《張伯倫家族》（The Chamberlains），第136頁。

[10]　“我不會讓步”，《每日郵報》（Daily Mail），1902年1月13日。

[11]　“勞合·喬治先生在伯明翰”，《泰晤士報》（Times），1901年12月19日。約瑟夫·G. 彭特蘭是個印刷商，曾在伯明翰學(xué)院董事會任職，后任職于市議會。

[12]　1920年10月2日溫斯頓·S. 丘吉爾寫給謝恩·萊斯利的信。吉爾伯特，《丘吉爾》（Churchill），第425-426頁。

[13]　1901年12月23日溫斯頓·S. 丘吉爾寫給J. 摩爾·貝利的信，《姊妹篇》（CV），第2卷第11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