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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公德教

王彬彬

說起“鴉片戰(zhàn)爭”以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侮，說起近現(xiàn)代史上中國人所受外國人凌辱，人們總要提到曾經出現(xiàn)在上海公園門口的那塊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塊可能存在過的牌子，早已成為一種象征。中國百來年受欺侮、被凌辱的歷史，就濃縮成這樣一塊牌子。許多文藝作品，電影、戲劇、小說、電視劇等，在強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凌時，都要亮出這塊牌子。沒錯，這真是鐵證如山�！叭A人與狗不得入內”，寥寥八個字，勝過千言萬語，有著巨大的激發(fā)想象的功能。至今，還有許多同胞提到這塊牌子，聽見這八個字，便血脈賁張，便咬牙切齒，便揎拳捋袖。

許多人以為，當時上海灘上到處是這樣的牌子，這卻是誤解。歷史上，只可能有過一塊這樣的牌子，它曾經出現(xiàn)在當年的上海外灘公園門口，存在的時間也并不很長，因為在中國人的抗議下，牌子后來改掉了。熊月之的《關于上海外灘公園的歷史記憶》、黃艾禾的《上海百年：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方》等文章，把這塊牌子的前因后果說得很清楚。1845年，英帝在上海擁有了租界。為了把這塊小小的土地管理好、利用好，英國人成立了“道路碼頭委員會”。1853年，洪楊的太平軍占領南京，上海租界里的帝國主義者感到了威脅。英國領事提議，英、美、法三國聯(lián)合起來，改變在上海各自為政的局面，共同管理上海租界。這當然就要產生一個市政機關。1854年7月11日，全體租界人會議通過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選出了由七人組成的“工部局”理事會——在上海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工部局”就是這樣出場的。

外灘屬于英美租界范圍。1868年，外灘公園建成，此后的十多年間，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禁止華人入內。工部局只是關照門衛(wèi)，只準許“高等華人”進入，“低等華人”則禁入。但怎樣判斷是否是“高等華人”呢？“紅頭阿三”一類人，自然只能看穿著打扮了。但走眼的時候肯定會有。有些“高等華人”，是以不修邊幅為習慣的，而一向注重儀容者，也會有偶失檢點的時候�！案叩热A人”而衣著不高等，要入園就會遭到拒絕。在這樣的時候，中國人，哪怕是“高等”的中國人，一般也就算了。不讓進就不進唄，反正被西方人歧視也久矣，夫已非一日了，比這更嚴重的欺侮還多著呢，生什么氣？較什么真？但1881年4月5日這一天，公園的門警卻遇上了一群生氣、較真的華人。這一天，虹口醫(yī)院的華人醫(yī)生惲凱英等八人路過外灘，想進外灘公園卻被門衛(wèi)阻止。他們算是“高等華人”，當然有理由憤怒。憤怒之余，他們用英文給工部局總董韜朋寫了一封信：“先生：我們都是租界的居民，而且是納稅人，想請問你有什么條文規(guī)定中國人不可以進入公共花園？”4月20日，惲凱英等人收到了韜朋的回信：“公園不大，不可能讓所有中國人都進來游賞。門警曾得到過指示，只讓文雅的衣冠整齊的中國人進入花園�！�4月25日，韜朋又來一信，這次態(tài)度更強硬：“工部局并不認為中國人有進入花園的權利”，并強調，不許中國人入園，是得到了清政府任命的上海道臺的認可的。韜朋說，1868年6月20日，外灘公園將建成時，當時的英國駐滬領事溫斯達給上海道臺寫了一封信，強調“這塊地方是給在上海的外國社區(qū)的居民作為娛樂場所或公園之用”，而上海道臺并沒有表示異議。惲凱英等人質問韜朋依據什么條文限制、禁止華人入園，韜朋便搬出了道臺的默許做擋箭牌，這自然很管用。

四年后的1885年，工部局要擴建外灘公園，于是引發(fā)了華人的又一次抗議。這回領頭的是唐茂枝、唐景星、譚同興、李秋坪等八人。唐茂枝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唐景星、譚同興等七人，或為海關總翻譯，或是房地產富商，或當教堂牧師，總之，也都屬“文雅的衣冠整齊的中國人”之列。11月25日，他們聯(lián)名給工部局寫信，指出“中國人與外國人在使用公共花園方面遭受到不同的對待是令人不滿的，希望工部局想些辦法來消除這種招人怨恨的矛盾”，并強調：“工部局拒絕華人入園，僅僅是從種族方面來區(qū)別，這不管以權宜之計或國際禮儀作為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彼麄円�求給一些“高貴階層的中國居民”頒發(fā)入園券，讓一部分“高等華人”享受入園的權利。以《申報》為首的滬上媒體，連篇累牘地發(fā)表文章，抨擊工部局，聲援唐茂枝等人。工部局采納了唐茂枝等人的建議，決定向部分“高等華人”發(fā)入園券，自1886年5月4日起，華人可憑券入園。但矛盾并沒有消除。既然有人能領到入園券，那沒有領到而自認為也是“高等華人”的人，就有理由也去鬧。1890年，公園管理機構“上海公共娛樂委員會”向工部局報告說，一年來，“申請入園的人逐漸多起來”，使得“遲來的外國觀眾幾乎無立足之地”，還說，發(fā)現(xiàn)中國人在入園券上搗鬼，更改日期、過期券再用等手法都出現(xiàn)了。也就在這時，工部局正籌劃在蘇州河邊再次填灘造地，擴建公園，此舉遭到上海道的阻止。后來，經工部局與上海道協(xié)商，將蘇州河邊一處河灘建為“華人公園”，專供華人游樂，華人可隨便出入。1890年12月，這華人公園正式開放。華人有了一處去處，對那外灘公園的限制華人入內，也就不怎么計較了。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1日，在日益高漲的中國人的反帝聲浪中，工部局宣布外灘公園對所有中國人開放。

歷史學家熊月之在《關于上海外灘公園的歷史記憶》說，上海外灘公園的那塊可能存在過的牌子，在中國人心中，引起過兩種反應。一種是對西方列強的憤怒和對中國人基本權利的要求，熊月之稱之為“外省型反應”。這種反應十分普遍，也廣為人知。但還有另一種反應，即自我反省，熊月之稱之為“內省型反應”�！皟仁⌒头磻�”比“外省型反應”要少得多，少得甚至讓人覺得無法相提并論，但畢竟出現(xiàn)過。熊月之列舉了數(shù)個“內省型反應”的例子。

1909年第8號的《圖畫日報》，發(fā)表了《外大橋公園》一文，說外國在人煙稠密區(qū)域，往往建多個公園，供市民呼吸新鮮空氣，也是“各國人”工余游覽之所。中國則“未之前聞”。外灘公園，“溯當時建筑之始，并不分中外，無華人不準入內之禁”。這篇文章強調，外灘公園剛建成時，并沒有限制或禁止華人入園的規(guī)定，只是因為中國人入園后，“往往不顧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臥，甚而至于大小便亦不擇方向，西人惡之”，便有了對華人入園的限制和禁止，西人并另建一園，專供華人游息。

1917年，姚公鶴在《上海閑話》中說，如今租界中外國人的“公共場所”，每不準中國人進入，這實在可謂喧賓奪主至極，以跑馬場和外灘公園最具代表性。但是，這與國家強弱無關，只關乎“國民教育”。姚公鶴指出，本來洋人并無對華人的禁令，但屢見華人在公共場所“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為”，于是便有了對華人的限入與禁入。首先對華人下禁令的是跑馬場。至于公園禁止華人入內，畢竟道理上有些說不過去，于是另建華人公園。但工部局也須派巡捕在華人公園內照料，否則也會被弄得一塌糊涂。

1919年，滬上報人陳伯熙在《老上�！分幸舱f，二十年前，外灘公園是誰都可以進入的，“初無分畛域也”。后來，洋人因為華人“多不顧公德，恒有踐踏花草之事”，便禁止華人入內，而另建華人公園，專供華人駐足。

1924年，上�！稌r事新報》發(fā)表韓祖德的《上海租界公園開放問題》一文，也說外灘公園，“以前是公開過的”，只是因為“我們的同胞”太沒有公德心，遭到洋人的厭惡，才被禁止入內的。文章說，導致洋人下決心對華人下禁令的，是歐戰(zhàn)和平紀念開慶祝會那天，公園的花都被摘盡了。文章作者說：“我不敢擔保不再發(fā)生我們華人的弱點，所以也不敢完全要求自由地開放公園……我愿上海的華人，快教你們子女們去培養(yǎng)些公德心，不要叫他們貪了些花草，便被自私和自利戰(zhàn)勝，連累全體的居民都得不到應享有的權利�！�

上面說到的幾個作者，都強調外灘公園剛建成時，是并沒有限制或禁止華人進入的，只是因為華人在公園里太不成體統(tǒng)，才有了限入或禁入的事情發(fā)生。1890年，《申報》發(fā)表文章說，外灘公園華人憑券入園后，“夏令納涼者頗不乏人。然有挾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愛花成癖，往往一見鮮花，必欲折取，此非愛花實妬花也”，而華人公園建成后，自然成為華人的樂園，“華人之游于此者，時有滋鬧”。文章舉了一個例子。公園的長凳，是供數(shù)人共坐的。但前日有一人進園后，非要獨自占有一凳，不肯與人共享。你既然獨霸一凳，就必得有人無處落座。走累了，屁股找不到安放之處，便要巡捕評理。巡捕當然斥責那獨霸一凳者，但他并不服氣，反對巡捕“罵詈不絕”。游園的華人，見有吵架可看，豈能不看。而既然是同胞與巡捕爭鳴，自然站在同胞一邊，于是，“咸助此人，大有與捕為難之勢”。

在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產生“內省型反應”者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昌濟，也就是楊開慧的父親，毛澤東的岳丈。楊昌濟曾留學日本、歐洲，回國后先在湖南任教，后任北大教授，是教育家、倫理學家。1913年10月，楊昌濟在《湖南教育雜志》發(fā)表了《教育上當注意之點》一文，其中說：

吾國人有一大弊端，即不潔是也。衣服不潔，口齒不潔，體膚不潔，器具、書物不整，隨地唾涕，當?shù)辣隳�，浴室、廁所尤為不潔，較之西洋、日本，真有自慚形穢者。無怪乎西人自以為文明，而吾國人為野蠻也。試觀漢口、上海之洋街，皆寬平潔凈，而一入中國人街道，則狹隘擁擠，穢污不潔，相形之下，判若天淵，而彼處居民，終古如斯，毫不知變。此真可為嘆息者矣。上海西洋人公園門首榜曰：“華人不許入”，又云“犬不許入”，此真莫大之奇辱而安之若素，此日本人所嘲笑以為大國民之大度者也。

楊昌濟進而說：

平心論之，華人如此不潔，如此不講公德，實無入公園之資格。西人所為，雖欺人太甚，亦吾國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習慣，養(yǎng)成與西洋人平等交際之資格，此等恥辱終無湔洗之期。

楊昌濟這話就說得更坦率了：西洋人那樣對待華人，其實是華人活該！楊昌濟點明了與西洋人平等交際之“資格”問題。你要別人平等待你，自身先要有讓別人平等待你的“資格”。

熊月之先生在《關于上海外灘公園的歷史記憶》中慨嘆，自1928年外灘公園取消對華人入園限制后，外灘公園留在中國人記憶中的，就只有“外向一面的歧視與反歧視”了，至于內省的一面，則不見了，“在歷史教科書中不見了，在學者的筆下也不見了”。外灘公園的限制和禁止華人入內，那塊可能出現(xiàn)過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不應該僅僅是“愛國主義教育”的材料，也應該成為公德教育和培育公民意識的材料。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它只是被片面地利用著。

說1928年后沒人對這塊可能出現(xiàn)過的牌子產生“內省型反應”，也不盡然。近讀蕭軍的《延安日記——1940—1945》，我有些驚奇地發(fā)現(xiàn)蕭軍也是一個對外灘公園產生“內省型反應”者。

1941年7月3日，蕭軍在日記中寫道：

晚飯后獨自去桃林坐了一刻，看見一個人跳過欄桿去小便，回來我向他講：“同志，你不對噯，外面有廁所，為什么在里面小便呢？那里有門，為什么要跳欄桿呢？”我是微笑著說的，那人向我慘慘地點了一下頭，臉色不好看地背過去了。我看著他那生氣的背影，用“啪啪”裝作自然的樣子把撲克牌摔在石桌上的聲音……過了一刻他訕訕地走了，大約他受不了我的精神壓迫了。我知道這會給予他一個好的啟示，這是比辱罵更有力的刑罰。從此我聯(lián)想到中國人的國民道德，以及在上海外國公園不許中國人進去的故事，從這很小的事，那是可以觀察出一個國民的自制力和自尊心。起始要說他時，我也遲疑著，但一轉念，覺得這“不管閑事”的觀念不對的，就說了。

蕭軍也認為上海外國公園不許華人進入，與中國人的“國民道德”有關。蕭軍是鐵血男兒，是堅定的愛國者，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做出過切實的貢獻。他能在上海外國公園不許華人進入一事上有清明的內省，而且是在抗戰(zhàn)時期有這種內省，令我對其刮目相看。上面說到的“內省型反應”者，在今天是極容易被罵作“漢奸”的。但是，今天活著的人，有幾人有資格說蕭軍是“漢奸”呢？那些“五毛”，那些“自干五”，那些“憤青”，你們有資格嗎？

我屢次說“可能”有過那塊具有歷史意義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是因為是否曾經有過這樣一塊牌子，一直有著爭議。洋人的確限制和禁止過華人進入外灘公園，也的確限制和禁止過狗進入公園，但是否明確把二者放在一起作為禁入的對象，是一個懸案。在歷史資料中查不到這樣的條文，更無照片為證。據熊月之先生在《關于上海外灘公園的歷史記憶》中說，1885年工部局頒布的公園游覽規(guī)則，共六條，譯成漢語是：

（1）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

（2）小孩之坐車應在旁邊小路上推行；

（3）禁止采花捉鳥巢以及損害花草樹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傭婦等理應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

（4）不準入奏樂之處；

（5）除西人之傭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

（6）小孩無西人同伴則不準入內花園。

這樣的規(guī)定，當然歧視華人的意味已經十分濃重。雖然沒有資料證明工部局掛出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樣的牌子，但一些人在文章、講演中說親眼見過這樣的牌子。對此，熊月之在《關于上海外灘公園的歷史記憶》中解釋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公園的確曾經掛出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塊牌子；第二種可能是，人們把規(guī)定的第一條“腳踏車與狗不準入內”與第五條“除西人之傭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搓揉在一起，歸納、概括、演繹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樣的“規(guī)定”。對于華人來說，第一條和第五條最刺眼，一眼看去，只記住這兩條，并且把兩條合并成一條，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識的行為。我以為，第二種的可能性更大。于情于理，工部局都不大可能在游園規(guī)則中明確把“華人”與“狗”緊緊放在一起。

1924年9月，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倒掉了，原因是附近的民眾總去挖取塔上的磚。在北京的魯迅聞訊，寫了《論雷峰塔的倒掉》《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兩文。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魯迅說，中國向來有著兩種破壞行為，一是“寇盜式破壞”，一是“奴才式的破壞”�！翱鼙I式的破壞”出現(xiàn)在所謂的亂世，暴民造反、歷史上所謂的“農民起義”，總體現(xiàn)為“寇盜式的破壞”。而“奴才式的破壞”則以日�，F(xiàn)象的方式出現(xiàn)在太平時候。魯迅說，雷峰塔磚的被挖，只不過是眼前的一個小小的例子。龍門石窟的佛像，大半缺膊胳少腿；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往往被撕去。凡是公物或無主的東西，能夠移動的，則被偷走；不能移動的，則被損壞。人們僅僅因為一點微少利益，也會毫無顧忌地破壞一個“完整的大物”。

抗戰(zhàn)期間，費孝通在昆明寫了一系列社會學方面的文章，后來結集為《鄉(xiāng)土中國》。在《差序格局》一文中，費孝通說，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私”，“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便是“私”的表現(xiàn)。但能夠掃清自家門前雪，“還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一般人家，是把垃圾在門口的街道上一倒便完事。蘇州人家往往后門臨河，聽起來詩意盎然，文人墨客比作威尼斯。但“天下沒有比蘇州城里的水道更臟的了”。這水道本來就不暢通，而人家卻什么東西都往河里扔，把河道當作垃圾桶，甚至當作廁所，居家臨河，“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廁所。明知人家在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覺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為什么呢？——這種小河是公家的”。因此，在中國，“一說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說大家可以占一點便宜的意思，有權利而沒有義務了”。一個院子，也只有兩三家合住，但總是荒草叢生，公共走廊上也照例是塵灰堆積，廁所更是難以插足。沒有一家肯管這些“閑事”。誰若管了，連半聲謝意都得不到。于是，像劣幣驅逐良幣一樣，“公德心就在這里被自私心驅走”。費孝通說，中國人，從上到下，沒有不害“私的毛病”者同，而“現(xiàn)在已成外國輿論攻擊我們的把柄了”。

上海外灘公園的限制和禁止華人入內，如果從宏觀方面說，當然也與國家強弱有關，因為如果不是中國處于弱勢，就不會有“租界”這樣的地方出現(xiàn)。但如果不那么宏觀地看問題，如果就事論事，那這件事，還真與國家強弱沒有關系。外灘公園門前的華洋沖突，是一種“公德”意義上的中西沖突。百多年過去了，中國畢竟強大了，現(xiàn)在，這種“公德”意義上的中外沖突，移到了國外。跑到國外，到人家的地盤上去與人家沖突，這確實是“揚眉吐氣”了，變化確實很巨大了，但沒變的是公德心的缺乏仍然是“外國輿論攻擊我們的把柄”。這些年，中國的游客在國外出了多少“洋相”，惹來多少鄙視、厭惡、憎恨��！以致習近平以執(zhí)政黨的總書記和國家元首之身，都要親自呼吁國人在國外少吃方便面、勿亂扔垃圾！就是現(xiàn)在，我寫這篇文章的間隙，上了一下網，就看到一條消息：“中國大媽在泰國機場晾內衣。”泰國媒體播放了視頻：鮮紅的胸罩、黑色的內褲，晾在機場的椅背上。泰國媒體在驚嘆，在嘲笑。僅是在泰國，中國人這些年干下的“丟人”、“丟國”事，就頗不少。人家路邊的三輪車，騎著就走；王宮面前的欄桿也敢推倒，受到指責不認錯反惡語相向；在飛機上對乘務人員耍潑、撒野、發(fā)飆，也有“國人”與“國人”在飛機上打架甚至打群架……百多年來，八九十年來，六七十年來，如果談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時不只是憤怒譴責帝國主義的欺人太甚，也反省一下我們的公德太差，如果老師在課堂上講到這塊牌子時也講一講我們自身的問題，到今天，情形是否會好一點呢？我們是否會在國外少出一點“洋相”，少做一點“丟人”、“丟國”的事呢？

十年前，當我在東京小巷的電線桿上，看到警視廳張貼的用簡體漢字書寫的“嚴打入室盜竊！”的告示時，很有些憤憤然。這不明顯是特意針對我這樣的從中國大陸來的人嗎？當時很想去警視廳抗議，想想，抗議的理由不充分：人家在自己的地盤上貼什么，你管得著嗎？便只得“國罵”一聲后作罷，算是“好漢打落牙和血吞”。我想，如果有一天，外國人在自己國家的公園門前掛出“中國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我們再去抗議，就被動了。

《隨筆》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