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jié)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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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眼中的陳伯達
陳伯達給毛澤東當秘書，到了1952年，他自己也有了秘書。
他的第一位秘書叫姚洛。筆者在北京訪問了姚洛。已經(jīng)退休的姚洛，回憶起往事……
姚洛，1923年生，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擔任過中共江蘇東臺縣委宣傳部部長。1948年秋，姚洛調(diào)到馬列學院學習，1952年在馬列主義研究室工作。那時，陳伯達身邊需要一個人收發(fā)文件，可能是馬列學院教務(wù)長楊獻珍提名，把他調(diào)往陳伯達那里工作。于是，姚洛成了陳伯達的第一位秘書。
姚洛說，那時候的陳伯達，還不是黨政要人，不處于政治的最高層，處于中上層。雖然陳伯達兼著許多帶“副”字的社會職務(wù)，但是他主要是給毛澤東做文字工作，當政治秘書。
陳伯達寫東西都是自己動手，從不叫姚洛起草。有時，叫姚洛抄一抄。不過，姚洛喜歡寫那種自己“發(fā)明”的簡體字，使陳伯達很不高興。比如，姚洛有一回把“黨員”寫成“TO”，因為他把“T”當作“黨”的簡體字，而“O”是圓形，亦即“員”。從此，陳伯達常常挖苦姚洛為“TO”！
在姚洛的印象中，陳伯達可用一個字概括：詭！
平素，陳伯達總是擺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小學生”，是“教員”，不是“首長”。尤其是在毛澤東面前，他顯得非常謙恭。
對下呢，他倒也不是那種張牙舞爪的氣勢。可是，他有時陰陽怪氣，弄得你左右不是，捉摸不透。
你只有在他身邊工作多年，才慢慢看出他為人的詭：
比如，他最關(guān)心的，是摸毛澤東的動態(tài)。毛澤東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個動作，他都很注意，他總是在揣摩著毛澤東的心思，千方百計迎合毛澤東�？达L向，摸氣候，是他的本領(lǐng)。
田家英看不慣他的這一套，跟他關(guān)系緊張。姚洛跟田家英有些來往，陳伯達馬上就很敏感，懷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對姚洛說：“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
他給毛澤東起草文件，在文件定稿之后，他往往要把自己親筆寫的手稿撕掉。姚洛感到奇怪，這些手稿應(yīng)當存檔的呀，他卻只管撕掉，不作任何解釋。（據(jù)別人解釋，那是陳伯達生怕將來這些手稿給毛澤東看見，諸多不便。因為解放后毛澤東事忙，有些以毛澤東名義發(fā)表的文章，是由陳伯達起草的。陳伯達的心眼多，處處提防著，以免惹是生非。）
康生身邊的人，一個個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職。陳伯達不搞這個。這倒并不是說他不熱心于培植自己的勢力。他是另一種想法，怕自己身邊的人一個個拉上高位，太顯眼了，容易牽涉到他，給他帶來麻煩。這與他總說自己是“教員”、在“文革”中聲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一致的。他是在“謙遜”背后下工夫。他與康生各有一套“拳經(jīng)”。
在20世紀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作大報告，也不大講課，主要是因為他的話難懂。
除了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外，陳伯達曾打算寫一部理論著作《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他調(diào)來兩個人幫助收集材料，一個是陳真，一個是徐洪烈。后來，徐洪烈成了他的文書。
后來，又調(diào)來徐兵、史敬棠幫助收集材料。這樣，他那里的工作人員多起來了。
《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沒有寫成。后來，把收集到的材料編成《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總共四大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后，陳伯達的文思不如從前，往往不流暢，往往要反反復復地改。尤其是往毛澤東那里送去的文稿，陳伯達小心翼翼。姚洛記得，有幾次文稿裝入大信封，已經(jīng)封好，準備送往毛澤東那里，陳伯達忽然想起什么，又拆開來作修改。還有一次，文稿已由通信員送出，陳伯達又想起什么，派人趕往勤政殿，從毛澤東秘書那里追回剛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陳伯達生怕在毛澤東那里有半點差池，他深深知道，毛澤東對他的印象好壞，將決定他的仕途前景。
劉叔晏在通縣工作了一段時間，想調(diào)回來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調(diào)動工作一時難以辦成。這時她生病了，便在家住著。姚洛替她辦通行證，證上要填寫職務(wù)，姚洛寫了“家屬”兩字，不料，這件事惹了她，讓她極不高興。她說：“‘家屬’怎么成了我的職務(wù)呢！”可是，不寫“家屬”，姚洛又想不出別的合適的符合她身份的職務(wù)！
終于，在1956年，劉叔晏取代姚洛，成了陳伯達的秘書。
姚洛調(diào)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陳伯達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關(guān)系？！”直到這時，姚洛才明白他被調(diào)走的真正原因：陳伯達早就對姚洛與田家英的接觸生疑。陳伯達以己度人，因為他曾想通過田家英摸毛澤東的動態(tài)，因而擔心田家英通過姚洛摸他的動態(tài)！調(diào)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當秘書，陳伯達這才放心了。
編輯《毛澤東選集》
陳伯達對毛澤東畢恭畢敬，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讓他參加一項重要的工作——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選集》在1944年5月曾分冊出版過。那是在中共中央晉察冀中央局領(lǐng)導下，由鄧拓編輯出版的。此后雖又出過幾種版本，但那時畢竟處于戰(zhàn)爭年代，又未經(jīng)毛澤東親自審閱過，付印得比較匆忙。這一次，則由“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負責編選、出版。
據(jù)1949年底陪毛澤東訪問蘇聯(lián)的師哲回憶：
在工作人員擬訂條約和協(xié)定時，毛澤東和周總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宮拜訪斯大林。在這次會見中，斯大林提出，為了總結(jié)中國革命的經(jīng)驗，建議毛主席把自己寫的文章、文件等編輯出版。毛主席說他也有此意。
1951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發(fā)出了《關(guān)于做好〈毛澤東選集〉出版、印刷、發(fā)行工作的指示》。
1951年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出版發(fā)行。1952年4月10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出版發(fā)行。1953年4月1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出版發(fā)行�！睹珴蓶|選集》第4卷，則在1960年9月29日出版發(fā)行。
據(jù)陳伯達說，收于《毛澤東選集》第1卷正文之前的《本書出版說明》，是他起草的，寫于1951年8月25日。“出版說明”全文如下：
本書出版說明
這部選集，包括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中的重要著作。幾年前各地方曾經(jīng)出過幾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沒有經(jīng)過著者審查的，體例頗為雜亂，文字亦有錯訛，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沒有收進去�，F(xiàn)在的這部選集，是按照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所經(jīng)歷的各個歷史時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編輯的。這部選集盡可能地搜集了一些為各地方過去印行的集子還沒有包括在內(nèi)的重要著作。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jīng)著者校閱過，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nèi)容上的補充和修改。
下面有幾點屬于出版事務(wù)的聲明：
第一，現(xiàn)在出版的這個選集，還是不很完備的。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對于革命文獻的毀滅，由于在長期戰(zhàn)爭中革命文獻的散失，我們現(xiàn)在還不能夠找到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所寫的許多書信和電報（這些在毛澤東同志著作中占很大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經(jīng)流行的著作，例如《農(nóng)村調(diào)查》，遵照著者的意見，沒有編入；又如《經(jīng)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也遵照著者的意見，只編進了其中的第一章（即《關(guān)于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jié)》）。
第三，選集中作了一些注釋。其中一部分是屬于題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頁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屬于政治性質(zhì)的，有屬于技術(shù)性質(zhì)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選集有兩種裝訂的本子。一種是各時期的著作合訂的一卷本，另一種是四卷本。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和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著作。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1951年8月25日
文末所署“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是他在寫此文時臨時所擬。原本叫“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劉少奇任主任。陳伯達覺得要避“編輯”兩字，因為毛澤東的文章，豈可要別人來“編輯”？弄得不好，會惹麻煩。他咬文嚼字一番，改用“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這么一來，這個“委員會”名義上只是負責出版事宜——雖然實際上做著編輯工作。
做編輯工作的，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三位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為了寫《毛澤東選集》的注釋，成立了一個班子，由田家英負責。歷史學家范文瀾參加了注釋工作，涉及歷史的許多注釋是范文瀾寫的。
《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作為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進行的。據(jù)《赫魯曉夫回憶錄》第18章記載：
毛澤東給斯大林寫了封信，要他推薦一位蘇聯(lián)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到中國去幫助編毛選。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養(yǎng)的人幫助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出現(xiàn)錯誤。尤金就被選上，去了北京。
在一段時間里，尤金和毛澤東相處得很親密。毛澤東去拜訪尤金的次數(shù)比尤金拜訪毛澤東的次數(shù)還多。斯大林甚至有點擔心尤金對毛澤東不夠尊重，因為他讓毛澤東來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澤東�？傊磺卸柬樌�。
……但是，當他和毛澤東在哲學見地上發(fā)生沖突的時候，他無論作為大使，還是作為我們和毛澤東的聯(lián)系人，對我們都無好處了。所以我們召回了他。
費德林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詳細寫到尤金來華的情況，其中多處提及陳伯達：
尤金到北京后就著手審閱我和中國同行一起搞的毛澤東著作俄譯本。正如俗話所說，中國的大米飯不是白吃的。
不久便同毛澤東約定了日子，以便審查書中的注釋和院士寫的導言。這次約會定在中南海毛澤東的辦公室。
談話開始前，毛澤東對這項工作給大家?guī)淼穆闊┖屠щy表示歉意。他感到很過意不去……然后談話進入正題。
毛澤東請尤金提提意見，說這對“作者今后正確理解和分析具體事物將會非常寶貴……”
“毛澤東同志，我們仔細拜讀了您的大作，”尤金說，“它有著深刻的科學性，在理論上也很成熟。由于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以及對中國具體實際的透徹了解，才能對局勢作出客觀的評價，指導黨進行無往不勝的斗爭……”
“尤金同志，謝謝你，你太客氣了……我這些粗淺的東西實在不敢當。這些都是在長征途中和戰(zhàn)斗第一線倉促寫成的，手頭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著，錯誤在所難免……希望大家加工修改。”毛澤東輕輕地說。
“您太謙虛了，毛澤東同志，您對自己的作品過于自謙，我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嚴重錯誤，只是個別地方作了一點記號，寫上我個人的想法……”說著，尤金翻開筆記本，提出幾個意見，并指出具體哪篇文章，哪一段，第幾頁。擔任翻譯的師哲立刻告訴陳伯達教授，陳是中共中央負責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領(lǐng)導人。陳伯達拿出中文本來查對。
“陳伯達，你對院士的這兩個意見是怎么看的？”毛澤東問。
“我仔細聽了院士的意見，我覺得他提得很對。不過我們已經(jīng)對以前發(fā)表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在尤金同志來到北京之前就更正了�！标惒_安然回答。他顯然知道如何用筆墨來填寫空白。
“請你繼續(xù)提出寶貴意見，尤金同志�！泵珴蓶|接著說。
“這里的意見，也是這個精神�！庇冉鹄^續(xù)引用有關(guān)作品，某一段，某一頁。
他講完之后，毛澤東用同樣的方式問陳伯達。
“毛澤東同志，這個想法很好，不過，我們已經(jīng)作了必要的訂正。中文本也修訂過了。這是一個疏忽，當時印刷條件不好……”陳伯達報告說。
毛澤東的理論作品就是這樣進行審定的。它表明中共中央編輯委員會及其領(lǐng)導人的組織工作做得很好，他們的工作無懈可擊。蘇聯(lián)哲學家想到的問題他們早已想到了，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只是履行一個手續(xù)而已。
但是我敢肯定說，在出版《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的過程中，陳伯達的委員會對最初的文本作了較大的改動，而不是像他當著毛澤東的面所說的那樣。此外，尤金的許多意見要么沒有采納，要么用另一種措詞來說明。
據(jù)陳伯達回憶，在出版之前，毛澤東本人對《毛澤東選集》逐篇作了推敲，是很細致的。
毛澤東也很細心地聽取了別人的意見。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文章，與最初發(fā)表的原文有些地方不同，便是毛澤東在出選集時作了修改。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做了一些文字性技術(shù)性改動。陳伯達說，修改較多的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矛盾論》《論聯(lián)合政府》等文。
1951年3月8日，毛澤東曾就修改《矛盾論》問題，給陳伯達、田家英寫了一信：
伯達、家英同志：
《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伯達看，一份送我再看。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加入此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不知你們感覺如何？此點待將來再決定。
你們暫時不要來，待《矛盾論》清樣再看過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來，時間大約在月半。
毛澤東
3月8日
毛澤東細心聽取各方面意見。1951年3月27日，毛澤東在致李達的信中也談道：
《實踐論》中將太平天國放在排外主義一起說不妥，出選集時擬加修改，此處暫仍照原。
編輯《毛澤東選集》，使陳伯達有機會系統(tǒng)地讀了毛澤東的著作。他抓住這個機會，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抓在手中。新中國已經(jīng)誕生，毛澤東已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人民的領(lǐng)袖。
對于陳伯達來說，抓住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他也就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理論家”了。
所以，陳伯達開始著手寫作《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jié)合》一書。
1951年1月23日，毛澤東曾致函陳伯達：
伯達同志：
我還是和過去差不多，擬于一周后去附近地點正式休息一時期，行前當找你一談。關(guān)于介紹《實踐論》，《學習》上有了一篇，我沒有全看，你寫文章時請翻閱一下。你文章寫成時，如有時間，可以給你看一遍。
毛澤東
1月23日
1951年7月1日，為了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30周年，陳伯達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jié)合》一書，稱頌“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最杰出的代表”。這本書成為陳伯達在解放后的一部主要著作。
尤金看了這本書，認為可以譯成俄文在蘇聯(lián)發(fā)行，因為書中強調(diào)：“在毛澤東同志的領(lǐng)導下，追隨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的榜樣，我們的黨已經(jīng)是布爾什維克化的革命黨�！辈贿^，尤金以為書名不恰當——書中提到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沒有提到斯大林！
“陳伯達同志，我建議你把書名改成《毛澤東論中國革命》，這樣更加簡練、切題些�！庇冉鹣蜿惒_提出了建議。
陳伯達答應(yīng)了。
于是，這本書的俄文版，便改用《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1951年9月，陳伯達到印刷廠，向工人們演說：“印刷《毛澤東選集》是一項很偉大很光榮的工作。由中國人寫作的最偉大、最好的書，就是這本書，就是《毛澤東選集》。全中國、全亞洲、全歐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要求出版這本書�！睹珴蓶|選集》出版以后，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感謝大家！”
1953年8月，當人民出版社重印此書中文版時，陳伯達居然也把書名改為《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另外，在1952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上，陳伯達發(fā)表了《毛澤東同志論革命的辯證法》，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進行解釋，闡述毛澤東的哲學思想。
另外，因為他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所以在院長郭沫若陪同下，曾到中國科學院發(fā)表長篇講話。
講話稿刊登于1952年9月4日《人民日報》，題為《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
這時，陳伯達的一系列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單行本出版，就連《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也印成米黃色封面的小冊子發(fā)行。他已儼然成為中國的“理論家”。
作為中央馬列學院副院長，陳伯達還負責籌備建立“中央紅色教授學�！保嗉瘩R克思主義教師學校。1952年12月4日，陳伯達、楊獻珍、陳昌浩與蘇聯(lián)謝甫磋夫教授就這一問題作了談話。翌日，陳伯達等寫報告給毛澤東。
1952年12月10日，毛澤東寫了如下批示：
對陳伯達等關(guān)于籌備馬克思主義教師學校等問題的報告的批語
喬木同志：
將此件抄送各中央局宣傳部長一閱，使他們初步了解中央準備成立紅色教授學校的意圖及其偉大的意義。
毛澤東
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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