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jié) 上海美女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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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刊發(fā)給了美齡很大的鼓舞，她考慮去寫一些關(guān)于改變上海“丑陋面貌”的文章。她這樣寫給米爾斯：“每天各地都有太多苦難在發(fā)生，有時當(dāng)我看到那些 又臟又臭的貧民時，我覺得建立一個全新的偉大的中國是沒有希望了，這只是我個人狹隘的觀點。”美齡還考慮去慈善機構(gòu)做事，“的確，我非常不喜歡那些難聞的 氣味和雜亂不堪的場景，但我想如果希望這種臟亂的局面有所改善的話，那總要有人看到這一切。”美齡還發(fā)誓在回國第二年要努力了解上海整個社會的需要。“也 許有朝一日，上海市政委員會清醒過來，他們會意識到這里90%的人都是上海人，市政部門在改善絕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問題上幾乎沒有做出任何貢獻。”
看上去美齡在開始嘗試一種全新的角色，但她本人卻陷入一種失望之中。她說自己需要“讓大腦充分休息一下”，她感覺自己身邊圍繞的都是“所有可能出現(xiàn)的 各種絕望的力量”。美齡還說自己供職的委員會“什么都不做”，在寫給米爾斯的信中，美齡這樣提到：“他們只會做表面文章，人們見面討論得更多的是衣服而不 是如何讓城市更好。”美齡期望從事“那些艱苦的、真實的、生動的、可依賴的、有價值的工作……那些能讓我身體極度疲勞，根本不需要在乎床是否舒適就能安然 入睡的工作”。伴隨她這種不安靜的情緒出現(xiàn)的是身上的麻疹，這可能是由于接觸“有毒油漆”的緣故。這種病困擾了美齡很多年，開始時她身上出現(xiàn)類似于蕁麻疹 的小疹子，隨后身體會特別癢，通常這種病會持續(xù)幾周時間。美齡認為自己生病是弟弟房間里的油漆造成的，但母親倪桂珍卻說這是由于美齡拒絕跟自己去參加教堂 重生儀式所致，生病就是對美齡的“報應(yīng)”。美齡認為自己遭遇了這么大的痛苦，母親應(yīng)該給自己買一件猞猁皮衣作為補償。早些時候母女二人在一家叫做“巴黎莊 園”的服裝店里看到過這款衣服。
麻疹還沒有好，美齡又惹上了車禍官司。一天，家里的司機開車帶美齡出去，汽車忽然撞到了一個小孩，很快美齡就被一大群“低級階層的人”圍了起來。孩子 的母親嚎啕大哭，被撞的小孩流血不止。美齡想把孩子送到醫(yī)院去，可是汽車又沒油了，司機還跑了。后來美齡攔下了一輛福特車，等到把孩子送到醫(yī)院后，美齡就 離開了，回家時，美齡非常“害怕”。母親倪桂珍很擔(dān)心輿論對家里不利，她特別擔(dān)心如果人們不去關(guān)注被撞小孩的命運，那些“下層民眾”轉(zhuǎn)而會圍攻家里。雖然 小孩只是輕微受傷，但美齡卻高燒41度，嘴里還念叨著汽車不要撞自己。醫(yī)生說美齡是被“嚇到了”。警察局派人對美齡進行調(diào)查，但從高燒的美齡嘴里他們得不 到任何答案。
康復(fù)后，美齡北上去了港口城市天津拜訪大姐靄齡。到了天津后，每天晚上她都會帶靄齡的女兒和兒子去看電影、聽?wèi)�。后來，美齡還去了北京，家里很多親友 都住在北京的“宮殿”里，她也去了長城和明十三陵。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宣告結(jié)束，一向繁榮的上海注定也將呈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態(tài)勢，美齡也從 北方回到了上海。她因為為基督教女青年會募集善款而“屢屢追逐”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家們。在寫給米爾斯的信里，美齡興奮地表示：“我以私人名義去找那些銀行 家，直視他們，說服他們進行募捐。我從來不會對兩個人說一樣的話，首先我會抓住他們的興趣點，看看我說哪些話能打動他們，之后我就會趁熱打鐵。”有些人， 美齡會選擇用社會責(zé)任感打動對方；而有些人，美齡則對其灌輸“經(jīng)濟”感召力。美齡會說幫助中國的年輕女性是那些銀行家的興趣所在，她還表示自己只是志愿 者，什么經(jīng)濟報酬也沒有，只是“為中國變得更強而努力，知道自己能做些事情，從而得到滿足感”。
對于募集善款的挑戰(zhàn)，美齡感到非常興奮。“我喜歡這項工作。”她這樣告訴米爾斯。參加善款募集工作的一共有60人，號召銀行家捐款本身就是“虎口拔 牙”的事情。除了募集善款的工作外，美齡還擔(dān)任女青年會的秘書。但她更多的是參加各種演講，她說讓外國人演講遠不如讓一個中國女孩兒演講更有效果。每次去 募集善款時，美齡都會穿上自己最華麗的衣服。“沒什么比戴禮帽、穿皮草、化妝更能提升一個人的信心了。”美齡寫道，“穿上華麗的衣服意味著在爭取大額款項 時更有把握，如果一個人給的錢連我的一雙鞋都買不了，他們肯定不會這么做。事實上我從來都不會說那是善款，我會說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機會。他們做這些日后 都會得到回報，因為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將意味著中國的經(jīng)濟會更好！”美齡的努力換來了很多大額善款，募集工作也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后來，美齡還發(fā)起了歸國留學(xué)生圣經(jīng)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作為從海外留學(xué)歸來的中國女性應(yīng)該如何擔(dān)負起自己的責(zé)任，推進中國的改革。有關(guān)新女性在教會的職 責(zé)也屬于圣經(jīng)會議主題的范疇。美齡認為僅靠改革是不夠的。在寫給米爾斯的信里，美齡提到了自己的牧師，說他在布道時的內(nèi)容都是“最陳舊的說辭”，而且這個 人“還非常懶”。“不過我媽媽從一開始就在那家教堂祈禱，是那里最早的一批教徒，她還被當(dāng)做教堂的支柱，所以我只能通過送一些書給這位牧師來改變他，希望 這些書能幫助他，為他的布道帶來新的啟發(fā)。”
在寫給米爾斯的信里，美齡很少談及政治話題。起初是因為戰(zhàn)時審查制度，但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透過宋家的視角，美齡越來越能意識到中國混亂的政治格 局。盡管美齡早期的想法有些天真，加之沒有成型，但這仍然給她日后登上政治舞臺做好了鋪墊。當(dāng)時中國混亂的政治環(huán)境讓美齡感到非常失望，她希望自己能對歷 史非常了解。在寫給米爾斯的信里，美齡提到如果自己能非常了解歷史，就可以給一些知名報社寫信，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但同時美齡又擔(dān)心報社編輯會因為其 他原因——難道她就不能為中國女性寫些好的東西——不刊登自己的文章，那樣的話，將是對美齡自尊的侮辱。
當(dāng)時的中華民國擁有兩個政府：位于北京的北洋政府和位于廣州的國民政府。國際上普遍認可的是北洋政府，而國民政府則是由美齡的二姐夫?qū)O中山于1917 年9月1日創(chuàng)立的。國民政府成立前，孫中山和宋慶齡一直流亡日本，但成立后不久，孫中山就被迫下臺，他和宋慶齡也搬到了上海。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背后都有 各地軍閥的支持，他們也因此更有本錢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你爭我奪。美齡認為一片混亂的中國既不能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的協(xié)約國（包括英國、法國、沙皇俄國等） 提供任何幫助，也不能改變中國當(dāng)時在世界上的地位。1919年3月，美齡在寫給米爾斯的信里寫道：“以鄙人愚見，我們的政府應(yīng)該為全力走向民主做些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jīng)與反對專制的國家站在同一條戰(zhàn)壕里了。”對于中國的未來，美齡深信一支強大的軍隊對于解救中國于水火之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她也知道目前的中國 缺少優(yōu)秀的軍事專家。由于此前美國曾向中國提供了軍事貸款，美齡樂觀地認為如果中國向美方提出“暫借幾位美國軍事人員進行軍事培訓(xùn)的話”，美國總統(tǒng)肯定會 表示同意的。美齡還預(yù)言在1919年的《凡爾賽合約》里，中國將不會有任何發(fā)言權(quán)，因為中國并沒有與其他國家對等的軍事能力。雖然美齡并不相信“武力即權(quán) 力”，但權(quán)力可以激發(fā)“那些期待高于自身能力的國家”的恐懼感。
1919年6月初，美齡給米爾斯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她在信中描述了有關(guān)五四運動的事情。五四運動的起因是《凡爾賽合約》，一些對該條約不滿的學(xué)生 發(fā)起了這次運動，后來遍及全國。《凡爾賽合約》中的第156條指出，將原屬德租界的山東省港口城市青島劃歸日本，其中并沒有提到歸還青島主權(quán)的問題。但這 樣的條約卻得到了北洋政府代表的認可和簽字。這種不公平被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是對國家的侮辱，五四運動因此爆發(fā)。五四運動是一場“知識分子發(fā)起的運動”，帶 有愛國主義覺醒的特征。這場運動反抗外國勢力對中國的控制，運動發(fā)起人相信進行文化改革的必要性。五四運動給中國一代人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也因此被認 為是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的開端。運動的主要參與力量——青年知識分子們——希望借此對中國使用了兩千多年的政治體制、教育體制、語言、社會進行改革。很快，五 四運動轉(zhuǎn)化成了一場通過知識和社會改革，特別是西方科學(xué)、民主兩個概念促進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運動。
學(xué)生的示威游行最先從北京開始，之后發(fā)展到了上海，隨即便帶來了全國范圍內(nèi)抵制日貨的運動。美齡雖然希望這場運動繼續(xù)下去，但她也擔(dān)心學(xué)生們在這件事 情上的決心。“我認為這場抵制日貨的運動到目前為止還是很有效的，因為它帶來了具有建設(shè)性意義的方案。”美齡寫道。但她也擔(dān)心日本會因此對中國懷恨在心， 最終要求中國割地賠款。美齡寫道：“如果在一切終結(jié)之前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那么我們必然將要面臨最糟的結(jié)局。”當(dāng)時，人們普遍認為一定是日方派人賄賂了 北洋政府的官員，以至于后者同意了《凡爾賽合約》中有關(guān)山東半島的內(nèi)容；之后又是同一批北洋政府的官員出面制止抵制日貨的運動，他們還逮捕了一些游行的學(xué) 生。“我的心在為這些可憐的學(xué)生流血，賣國的行為毫無人道，我希望那些腐敗的、骯臟的、貪婪的、毫無人道的人們墜入地獄。”美齡在寫給米爾斯的信中憤怒地 表示，“雖然憎恨其他國家的人并不好，但盛怒之下的人們往往會感到絕望。絕望的人在對待那些任何時候都高貴仁慈的人時，最好送他們下地獄！”
在寫給米爾斯的下一封信里，美齡對五四運動中的學(xué)生領(lǐng)袖給予了高度的贊揚，言語中流露著自豪感和對中國未來的希望。這時讓她和其他一些歸國女留學(xué)生加 入到五四運動的大軍顯然已經(jīng)晚了。面對來自全國各地的壓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選擇：接受“叛國者”——也就是那些應(yīng)該為《凡爾賽合約》負責(zé)的政府官員的 辭呈，并釋放了被關(guān)押的學(xué)生。“即便對中國最終的救贖充滿信心的人，也都被這些學(xué)生的熱情所震撼。”寫到這里時，美齡非常激動，“所有日本人都認為我們是 一個冷血的民族，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上，他們認為我們根本團結(jié)不起來，但這次我們的確給他們好好上了一課。在五四運動前，日本人總是帶著傲慢和高人一等 的神情，而現(xiàn)在你可以看到他們灰溜溜地走了。”
1919年春，美齡再次對婚姻表現(xiàn)出了矛盾心理，她還沒有做好結(jié)婚的準備。美齡收到米爾斯寫的一封“歇斯底里”的信，里面的內(nèi)容非�；靵y。美齡認為自 己找到了朋友問題的根源，“我認為女性……帶有非常明顯的缺陷。如果女性不結(jié)婚，她們似乎就被生活欺騙了。”美齡在寫給米爾斯的信里表示，“如果一個人沒 有孩子的話，她還能期望什么呢？”不過這番說辭并沒有用在美齡自己身上，她說自己“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傻子，我不應(yīng)該愛上一個不能結(jié)婚的人，那樣我會傷了很 多人的心”。這里美齡是在暗指之前那位已婚男性。“有時……我真想放棄一切和他結(jié)合。但對于每個女人來說，婚姻這項職業(yè)都是她們最重要的一份職業(yè)，這項職 業(yè)不應(yīng)該成為任何其他事物的附屬品。”關(guān)于信中提到的那位男士，美齡在一次開玩笑時說他并不是“天才”，只是“對他自己有著很強烈的信心，無論外界怎么變 化，他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美齡曾在米爾斯遇到一個“惡性事件”時安慰對方，這次惡性事件的主角是米爾斯和一位男士。美齡建議米爾斯在與男性接觸的時候“完全忘掉有關(guān)于性的問 題”，“從組成上來說，性本身就是愛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把性和其他組成成分一起作為愛來考慮的話，你會覺得這并不惡心”。美齡非�？隙ǖ乇硎�，但其實這時 她對于性的了解僅限于學(xué)校里學(xué)到的知識。“肉體的愛戀就像巴赫或貝多芬的某些樂章，有些樂章可能本身很不和諧，但如果和其他樂章放在一起，整個樂曲將非常 和諧、非常美妙。相信作曲家也已經(jīng)考慮到了這個因素。”美齡還對米爾斯表示，雖然那個男人在她心里“非常惡心”、“非常粗魯，就是一頭野獸”，但并不是所 有男人都是這樣的。
1919年7月，上海流傳起了美齡已經(jīng)訂婚的謠言。被謠言嚇壞了的倪桂珍決定把美齡鎖在家里一個月，在此期間不讓她與任何人見面。美齡“報復(fù)”性地決 定與人訂婚。事實上，她告訴米爾斯：“我非常無聊，非常非常無聊，好幾次我都是一個人喝茶……我感到我處于極度的壓迫狀態(tài)中。有意思的是，我并不在乎任何 對我示好的男性的一切，我認為既然我不愛了，那接下來最好的就是被愛，難道不是這樣嗎？”
1919年8月，已經(jīng)回到上海居住的大姐靄齡生下了第三個孩子，美齡給這個孩子取的英文名是珍妮特•美（JeanetteMay），其中“美”取自美 齡英文名中的第一個音節(jié)。當(dāng)年秋天，美齡被選為美國大學(xué)女子俱樂部上海分部的副主席，靄齡則擔(dān)任當(dāng)時上海最大的女性聯(lián)盟——馬克諦耶婦女聯(lián)誼會 （McTyeireSorority）——的主席。在照看兩個外甥和一個外甥女的間隙，美齡還是會奔波在各種茶會、晚宴之間，并去電影院看電影。美齡對米 爾斯說：“我在上海的朋友圈子太大了，我?guī)缀醵家Φ寐?lián)系不過來了。有意思的是，即便擠出一點時間忙我自己的事，我也會非常焦躁不安，根本不能安靜地坐下 來。”1920年5月12日刊登在《上海公報》上的一張圖片道出了美齡在上海受歡迎的程度。照片上的美齡頭戴韋爾斯利式女帽，身著禮服，照片還配了標(biāo)題 ——“中國‘歸國學(xué)生’的迷人風(fēng)采”。
1919年初秋，美齡懇求母親倪桂珍讓自己離開家門，出去找一份真正的、令人滿意的工作。早些時候，家里人曾反對讓美齡出去從事一份醫(yī)療救助工作，這 讓美齡非常失望。志愿者工作對美齡來說不過是權(quán)宜之計，她覺得自己根本沒有實現(xiàn)任何理想和愿望。盡管有一份報紙邀請美齡任職，但她又擔(dān)心如果自己同意的 話，家人會非常生氣。“傳統(tǒng)的天朝大國并沒有將觸手伸出來，如果一個女孩兒與男性共事的話，她的道德不應(yīng)該被認為是有問題的。”美齡甚至憤怒地對米爾斯說 道：“該死！我想如果我有方法的話，我就能有所成就了。但生活在一個飽受尊重的家庭里，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家里發(fā)生的一切，我根本不可能在沒人陪同的情況下 和男性出去。”絡(luò)繹不絕的求婚者讓美齡非常生氣，她說自己最終會被這些“無聊的人”折磨死。
1920年，美齡開始考慮重返美國學(xué)醫(yī)，但遭到了母親倪桂珍的反對——如果學(xué)習(xí)，小女兒將離開六年，這只是倪桂珍反對的原因之一；她還認為美齡的健康 情況根本無法應(yīng)付醫(yī)生的工作，還說美齡可以從事其他行業(yè)，這同樣也能為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倪桂珍對美齡很好，對她也很依賴，所以美齡在寫給米爾斯的信 里，表示很“討厭”想象離開母親的生活。回國之后，美齡享受到了家庭的溫暖，這是她從小在美國讀書時一直缺失的。“我想我開始丟掉了一些個人主義的想法， 我開始比任何時候都能理解‘家庭的意義’。”但這依然不能阻止美齡想成為醫(yī)生的想法。“和婚姻相比，我更想要一份工作……醫(yī)生的生活很充實，也能接觸到不 同的人，這很有意思。但現(xiàn)在，除了婚姻和教書外，中國女性沒有別的出路，在不違背家庭傳統(tǒng)的前提下，我根本無路可選。”美齡不可能從商，那樣的話會引起軒 然大波，會帶來很多“煩惱”；社會服務(wù)工作“理論性太強”，而且“都是門外漢的工作”，只是“空談”，沒有任何實際的結(jié)果。倪桂珍則說美齡是在“尋找幸福 的藍鳥”。
美齡通過回家之后的經(jīng)歷，還給米爾斯上了一課：“有朋友很好……但朋友有時很難相處，而家人則是一直站在你身邊的人。”這是因為不久前美齡剛剛切除了 扁桃體，據(jù)美齡自己說，由于自己“極易過敏的體質(zhì)”，手術(shù)使她一度“滑向了崩潰的邊緣”�，F(xiàn)在，美齡兼有多重身份：美國大學(xué)聯(lián)盟的執(zhí)行主席、基督教女青年 會的董事會成員，之前她還接受邀請，加入馬格麗特•威廉森醫(yī)院（MargaretWilliamsonHospital）的董事會；此外她還兼任另外兩個 活動組織的秘書，還是多家委員會的主席。這樣的生活讓美齡感到非常疲憊，但“我喜歡積極的生活，喜歡忙得團團轉(zhuǎn)”。美齡寫道:“對于悲春傷秋的生活方式我 可沒有耐心。天啊，我現(xiàn)在還沒結(jié)婚呢！”
1921年2月，美齡前往廣州拜訪二姐慶齡和姐夫?qū)O中山。宋慶齡和孫中山于1915年結(jié)合，之后幾年，兩人一直致力于將中國帶上共和的道路，但一直都 沒有取得成功。令孫中山失望的是，自1912年孫中山將總統(tǒng)職位讓出后，到1917年近六年的時間里，他和宋慶齡一直過著流亡海外的生活。1917年夫妻 二人才重新回國，之后兩人也是在上海、廣州兩地奔波。之后，孫中山被排擠出了廣州國民政府，他和慶齡只能住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號一處朋友贈送的 公寓里面。正是在這里，孫中山?jīng)Q定振興中華革命黨（其前身是同盟會，譯者注），并在1919年將其更名為國民黨。1920年孫中山當(dāng)選為中國大總統(tǒng)，他和 宋慶齡重返廣州。不過最開始，孫中山政府的統(tǒng)治范圍并沒有超出廣東省，之后也只是把廣西納入到管轄之下。
來到廣州后，美齡住在慶齡位于觀音山上的家里，觀音山因為山上的觀音廟而得名，屋外有大批帶槍的警衛(wèi)守護著。山下駐扎著屬于廣東國民政府的軍隊，共有 五千人。美齡每天都能聽到軍隊吹號的聲音，看到士兵們操練的身影。慶齡還帶美齡去廣州最著名的景點參觀，兩個人要頂著太陽坐車穿梭在觀音山崎嶇的山路上。 最開始，環(huán)境的改變很符合美齡的心境，但后來她逐漸陷入一種自省的情緒中。她覺得自己畢業(yè)后四年里什么成就都沒有，如果當(dāng)時留在美國學(xué)醫(yī)，自己現(xiàn)在早已經(jīng) 是一名醫(yī)生了。在十分失望的心情下，美齡給米爾斯寫了一封信：“如果我性格真的很堅強，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難，就可以離開這個安逸的家，深入社會，‘憑借我 個人的力量’做些什么。”
就像美齡自己說的那樣，那種“飽滿的喜悅心情”已經(jīng)從她的生命里消失了。美齡也開始懷疑自己究竟怎么了，她常想去做修女，或者選擇“隨波逐流，能讓我 不去想問題”的婚姻。但自從回到中國后，美齡幾乎可以說對男人很了解了，“即便他們現(xiàn)在沒有情婦，以后也會有，”美齡寫信給米爾斯抱怨道，“我看到過很多 這樣的情況，那些我曾認為絕對可以信賴的人啊……這種對于普通已婚女性來說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對我來說卻是難以容忍的，即便讓我想一想都覺得無法忍受。特別是 在中國，這里的道德標(biāo)準和美國差別極大。”美齡希望換個環(huán)境能改變自己糟糕的心態(tài)，但“我還是不能把自己從中解脫出來”。她這樣寫道。她在廣州住了三個 月，其間也收到多份母親倪桂珍催促她回家的“加急”電報。
最終，在1921年5月，哥哥宋子文“取道”香港把美齡帶回了家。就在從廣州搭船回上海的前一晚，美齡在朋友家與一位叫伯尼（Mr.Birnie）的 男子相識。從廣州到上海三天的航程讓兩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以至于數(shù)月沒有與親人見面的美齡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與伯尼共度。“我們在一起非常愉快，有 生以來這是我第一次率性而為，這讓我非常高興。”美齡在寫給米爾斯的信里這樣說道。不過家里人對此并不看好，他們認為這使家里受到了侮辱，指責(zé)美齡在航行 途中“把他撿了回來”。美齡自己是這樣寫的：“也許自己比愛其他任何人更愛伯尼先生，但一切只限于友情的范圍而已；我的家庭非常保守，非常在意家族聲譽， 也非常在意家族血統(tǒng)的純粹性，他們寧愿看著我去死，也不愿意看到我嫁給一個外國人。”
雖然是朋友和家人羨慕的焦點，但美齡也有自己的苦惱，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些社會活動、交際活動和各種自我提高的活動也沒有讓美齡找到對抗“空 虛”、“無聊”的良方�，F(xiàn)在，她在嘗試一種全新的方法——信仰上帝。美齡以前并不信仰宗教，她堅持認為“我太獨立了，根本不可能做一個溫順、謙卑、唯命是 從的人”。美齡的大姐靄齡，這個被美齡稱作“全家最聰明的人”，也一度很難說服美齡皈依基督教。美齡認為所有有關(guān)宗教的言論都是“老女人的無稽之談”。很 久之前，美齡就認為大姐勸她信教的做法是“有意在荼毒自己的思想，是從心理上對自己進行荼毒”。無論何時，只要涉及到宗教信仰問題，美齡都會非常生氣。但 現(xiàn)在，她已經(jīng)意識到大姐是正確的了，唯一能克服“懶惰心理”的方法就是“與上帝溝通”。美齡堅持向米爾斯表示自己并沒有瘋，更沒有成為“偽善家”，她只是 很享受在陽臺寫作的時候吸煙。后來美齡又開始邀請朋友來中國了，1922年初米爾斯來到了中國，并在中國住了很多年。
除了為陳友仁的《上海公報》撰寫稿件外，美齡對勞工改革也很感興趣，并參觀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幾家繅絲廠。雖然這幾家繅絲廠有國內(nèi)、國外之分，但美齡看 到的幾乎都是相似的景象：工廠里有很多童工，很多都是剛過幼年卻因工作身染肺病。他們站在熱氣騰騰的容器前，用熱水不斷沖洗煮沸的蠶繭，并從中抽出絲來。 每天這些工人都要工作12到14個小時�？吹窖矍斑@片混亂的景象和極度危險的工作環(huán)境，美齡嚇壞了。而這里不僅是工人工作的地方，還是他們休息的地方：工 人中有帶小孩的媽媽，大人在機器旁邊工作，小孩就待在過道里。美齡對這種血汗工廠的制度深惡痛絕，還發(fā)起了改善上海童工工作環(huán)境的運動。這次運動的結(jié)果就 是美齡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命為童工委員會成員。美齡也成為第一位負責(zé)童工事務(wù)的中國人，也是第一個女事務(wù)官，就這樣美齡開始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
1922年，美齡曾半開玩笑地表示，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她寧愿住在“間接獲得的榮耀里面”。但在個人問題上，和自己同齡人不同的是，美齡回國已經(jīng)十 年了，在此期間，她一直是孑然一身。不過在眾多的求婚者面前，美齡也有一個認真考慮的對象，對方名叫劉紀文，廣東人，小伙非常帥氣。1915年至1917 年，他在日本志成學(xué)校及法政大學(xué)求學(xué)，回國后追隨孫中山并在國民政府任職。1924年，劉紀文來到英國，在倫敦大學(xué)的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xué)院和劍橋大學(xué)學(xué)習(xí)，并 于1926年回國。人們對于劉紀文和宋美齡的愛情故事所知不多，但普遍認為兩人曾訂過婚。數(shù)年后，當(dāng)被問及訂婚一事是否屬實時，劉紀文表情尷尬，他并沒有 直接答復(fù)，只是說當(dāng)年是宋美齡介紹他和妻子相識的。
為了爭取到更多省份承認自己的國民政府，孫中山發(fā)起了北伐運動。但由于資金和軍備力量的匱乏，北伐運動最終宣告失敗。1922年6月16日，反叛勢力 炮擊總統(tǒng)府，孫中山、宋慶齡被迫離粵。慶齡回到了上海，孫中山則登上了一艘炮艇，在廣州附近等待外國勢力的救援，或其他義軍的支援。逗留了兩個月后，孫中 山徹底放棄了希望，隨慶齡退居上海。在這場嚴峻的考驗中，孫中山身旁一直有一位忠誠的軍官，他的名字叫做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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