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jié) 閻公雅望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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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閻錫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文學(xué)史家曾概括19世紀末以來的中國文化的關(guān)鍵詞有“焦灼”、“心碎”、“嫉羨”等 等，因為中西文明的沖撞、融匯如此不平等，在西方的強勢下，中國的一切從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見絀……連孫中山都曾做激憤語：“我中國近代文明事事皆落 人之后，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
但閻錫山作為一省大員，卻沒有這種“時代病灶”。他是知道中國社會落后情 形的。1924年5月，到太原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問閻錫山：東方文化是什么？閻答：是中。泰戈爾問什么是中，閻說，有“種子”的雞蛋的那“種子”即是 “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這個“中”。泰戈爾問：我們此行經(jīng)上海、天津、北京，為什么概見不到一點中道文化的痕跡？閻錫山說：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們 想要找，去鄉(xiāng)間還可以找到一點。
一般以為，閻錫山受的是舊式教育，儒家傳統(tǒng)影響了他的一生，這在臉譜化他的人看來，當然是一個局 限，但在閻錫山那里，這未必不是一筆財富。閻錫山在列強環(huán)伺里能夠自立自強，絕非遺老遺少的冬烘先生可以比擬。他確實有中國的根和中國本位，他的大量講話 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jīng)”中的句子。他反復(fù)強調(diào)：“井田的經(jīng)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
閻錫山因此表達出一個中 國本位的現(xiàn)代進取人格，這種集思辨、事功于一體的人格是常為一般論者所忽略的。在蔣介石之外，這個現(xiàn)代中國的政要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記，但他的日記特點是多 記理少記事。這本身就說明他的思考的精進勇猛。“不慎于初，必悔于終”，“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轉(zhuǎn)不由己”，“物質(zhì)過乏則朽志，物質(zhì)過 量則放志”……
有人嘲笑閻的做法是“用不同的語言來重復(fù)前人智慧”，卻沒能同情這位中國人“誓為人類抱不平”的信仰情懷。他的愛 國、愛省、愛鄉(xiāng)或說愛人類，絕非出于虛偽、權(quán)宜，而是有一種至誠。他為鄉(xiāng)村學(xué)校捐錢不遺余力；抗戰(zhàn)爆發(fā)，他又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chǎn)87萬元捐 給前線；他還摒除黨派之見起用共產(chǎn)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fā)展壯大“犧盟會”，都使山西當時成為陜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凡此種種， 都說明閻錫山的不同尋常。
閻確實重復(fù)了別人的智慧，但他是一個吸收他人成果的大師。閻錫山很少說套話，一切對他有啟發(fā)的思想，在 經(jīng)過他自己一番思考后，就能轉(zhuǎn)換成他自己的語言說出來。比如“財產(chǎn)是身外物，易于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當重技能”，“大錯成于漸，大病成于 微，大患成于細，大富積于零”，“恭維我者，有損于我。責(zé)備我者，有益于我。積損則兇，積益則吉”……這既說明他的思想偏好，也說明了他的信念堅持。
閻錫山的自信其實也正是因為他善于學(xué)習(xí)。跟民國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他顯然是一個小字輩，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說他在袁世凱面前緊張得要命，他也確實一度 對實力派俯首。但他風(fēng)云際會，抓住了時勢，也成全了時勢。他的同學(xué)程潛說，閻“在日本留學(xué)時成績平常，土氣十足，誰知回國后，瞬間馳名全國，是日本留學(xué)生 回國后在政壇上表現(xiàn)最為輝煌的人物”。
不僅如此，他后來以一省之力敢跟蔣介石平起平坐。在一些論者看來，蔣介石之能統(tǒng)一全國，閻 錫山的功勞最大，患得患失、出爾反爾，使蔣介石贏得了各個擊破的空間，可以說，閻錫山幫助蔣介石度過了數(shù)次危機。因為他跟張學(xué)良一樣明白，兵力再強，無政 治理論基礎(chǔ)也是不能成功的，蔣介石畢竟有孫中山傳給的“三民主義”，有現(xiàn)代革命精神，而他自己還有所欠缺。
因此，這個有自知之明 的政治人物不懼強人，反而有著難得的雅量和善愿。1934年，他給蔣介石寫信，幫蔣出主意，說了很多個人感悟。他說因為你是元首，所以我對國家大事的認 識，應(yīng)該告訴你。對當時的“異端”學(xué)說，如共產(chǎn)主義，他也能夠吸收其長。他的理論研究會可以談共產(chǎn)主義，可以看馬列主義書籍，有的成員則在家里翻譯《資本 論》。當時有兩個研究者被指為“托派理論”代言人，因為他說得很干脆：“托派的說法，咱也聽聽。”
在為父親廬墓守制期間，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過一個擴大的理論研究會，將社會的兩大病根定為“資私有”和“金代值”，并確定了資公有、產(chǎn)私有的按勞分配理論。他說：“按勞分配就是大同社會。”
而因為閻錫山與共產(chǎn)黨的合作，在國民黨內(nèi)部有“山西赤化”的詰責(zé)。1960年5月23日他在臺北去世，有報紙刊載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他“大 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結(jié)果“晉西事變”后，新軍加地方團共約15萬人同時攜帶新武器，投向朱德、劉伯承、林彪和賀龍；還有人暗示 說，閻錫山是國民黨垮臺的“禍首”。
三
談?wù)撻愬a山的不足或投機性一面已經(jīng)有大量的文字。比如說他的迷 信，他的封建意識，他的鐵算盤算計，他的家族統(tǒng)治，等等。如果我們設(shè)身處地，或?qū)﹂愬a山抱同情之了解，如他自喻“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 我們可知，他已經(jīng)做得相當不錯了。他當然在中國的“差序格局”里，但他的治理并未因此失去效能。當時的山西能夠最大限度地吸引各種人才，因為他還能夠“知 人善任”、“賞罰嚴明”、“先求諸己而后求諸人”。
在考察閻錫山的精神世界時，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謹慎、憂患。少年時的閻錫山經(jīng) 歷過世態(tài)炎涼，十幾歲時，父親閻書堂開的錢鋪破產(chǎn)倒閉，欠下一屁股債，父子兩人只好躲債。那時的閻錫山還叫萬喜子，曾到親戚家借錢，被趕出來了；他曾提著 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聲問：“買餅子嗎？”日后發(fā)達，有人編排了俏皮話：萬喜子賣餅子——不敢吆喝。
這種憂患也可以說伴隨了閻錫 山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在政治強人和強勢政治面前討生活。從袁世凱、蔣介石，到日本人，即使他建設(shè)的山西成為全國模范，但他仍得在“三顆雞蛋上跳舞”。但他 都忍了下來，而且化壓力為修身財富。這種憂患也許讓他顯得迷信，比如他的內(nèi)室常設(shè)香堂，剪子巷呂祖壇的扶乩生常被他找去問福禍。抗戰(zhàn)前有一回迎接蔣介石到 山西，在哪里歡迎很費了閻錫山一番周折：在運城（運成），那可不成，最后選在介休，讓老蔣休了才妥。
他的憂患和謹慎也讓他一度失 去理智。在國共決戰(zhàn)之際，閻錫山特地招見美國駐太原的新聞記者。桌上擺著500小瓶毒藥水，門外放著一口棺材，閻錫山對記者說：“咱閻某決心死守太原，如 果失敗，咱就和咱的干部們飲此毒藥，同歸于盡。”還令侍從給他物色一個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隨身帶槍，事到臨頭將他打死——“這個任務(wù)非日本人不能 完成，你們是無勇氣下手的。”
但大體說來，閻錫山是理性的。他的憂患使他在革命世紀里活得踏實，活得精彩。在其部下親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將，“閻先生絕不會有狂笑的時候，他直像一位道學(xué)老夫子，爐火純青，無一絲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氣……”
在激進的時代思潮面前，閻錫山?jīng)]有屈服，反而兼收并蓄，總結(jié)出他的中道哲學(xué)。他說過：“天理與人欲相合為一，始可作無過之人；事實與理論相合為一，始可 作成功的事。”閻錫山一生既信奉孫文的三民主義，亦推崇儒教，從政后，以求內(nèi)圣外王，他認為：“圣不在儒書中，圣在汝行中；從儒書中求圣，只能得些圣形， 在汝行中求圣，始能得到圣行。”因此有人認為他是一個“中本位的理性實踐主義者”。
在經(jīng)過一個世紀的革命思潮沖撞之后，我們中國人多認同了漸進、改良改革，認同了中道。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打量歷史，可以說，閻錫山正是一個先知先行者。
我們中國人對現(xiàn)代化的偏見尚不止于激進的革命思潮，在對現(xiàn)代文明生活狀態(tài)的理解上，我們也多以為是付出最少而享有最大福利的。因此，人們對精英、成功人 士的理解，也就是壟斷資源而為所欲為，就是各層官僚有其不得已的合理性，但閻錫山卻說，“絕不以政罔民”，這也是他為民心歸附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所治理的 山西省政府有過這樣一條標語：“民主政治的公務(wù)員，做甚不務(wù)甚，人民應(yīng)起來制裁他！”他的解釋是：當一個公務(wù)員，受國家的優(yōu)遇，豈可不專心職務(wù)？
而對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的現(xiàn)代庸俗哲學(xué)，閻錫山的應(yīng)對是平實的。他同意按勞分配的原則，在日記中，他一直歌頌勞動，認為勞動創(chuàng)造收入。他的兩個兒子去美 國創(chuàng)業(yè)，閻錫山告誡他們說：“我負山西責(zé)任時，你祖父說我，要知道你要負這么大的責(zé)任，我一定叫你背幾回炭、掏幾回廁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難和工作的艱 苦，處理民事才有標準。你們生長在衙門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難、工作的艱苦，沒碰過釘子，沒挨過罵，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環(huán)境脫離了，這可以說是你們做事進 步上的一大障礙，也是你們前途上的一大損失。”他送給兩個兒子十六個字：“輕財重義，訥言敏行，儉己厚人，恭己恕人。”
1960年5月23日，閻錫山病逝，終年77歲。他生前就挑選了墓地，墓前有個巨大的“中”字，象征著其人生哲學(xué)——“發(fā)于仁，歸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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