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求學如坐春風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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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春天，迎著漫漫黃沙，何思源從魯西南老家來到古都北京，他的先祖在明清都有在朝廷做官的官員，中間敗落。而今，他懷著求學深造的興奮心情，一路步行走到故都，想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理想抱負。
當時的北京大學正處在頻繁更換校長的時期，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1898年7月3日開辦，是維新變法的產(chǎn)物，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為立學宗旨。初擬設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nóng)學、工學、商學、醫(yī)學等10科，以達“總古今，包中外，該體用，貫粗精”之目的。招收官僚子弟及各省中學堂畢業(yè)生入學。戊戌變法失敗后，實際只辦了詩、書、易、禮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也僅有10余人，性質(zhì)仍與舊式書院相近。1902年復校，1910年發(fā)展為經(jīng)、法、文、格致、農(nóng)、工、商七科，是一所文理科綜合大學。1912年5月15日，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嚴復任校長。京師大學堂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它雖是維新的產(chǎn)物，但剛開辦時，從總管、教習乃至學生多是官場中人，學校還是一派腐朽的氣息。學生雖然年輕，但多是青年官員和王公貴胄子弟，一些教員的官階還沒有學生高，于是上課時，課堂上滿是“大人”、“老爺”的聲音；而在上體操課時，教官必須是規(guī)規(guī)矩矩地喊口令“老爺開步走”、“大人向左轉”。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不再是中華民國的總統(tǒng)，而宣布接受帝位。1916年1月1日，袁世凱正式當上了皇帝，將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將民國五年改為洪憲元年，何思源再一次成為皇帝統(tǒng)治下的子民。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反抗，在一片唾罵聲中，他病恨而死。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黎元洪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開始了人生最為輝煌的歷程。
北京大學當時的風氣極為不好，學生去八大胡同煙花柳巷、秦樓楚館尋花問柳者有之，跑戲園子捧坤角名伶者有之，泡茶館喝酒聊天者有之，還有藏嬌納妾、聚眾賭博、吸食鴉片者。著名歷史學家、1913年入北大的顧頡剛曾這樣回憶：“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學。蔡元培先生來之前，校名改了，本質(zhì)并無什么變化，封建主義仍然占統(tǒng)治地位。1913年我考入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只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挥械慕處熕朗乇痉�，不容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韻學、文學批評(《文心雕龍》)的黃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樹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5000銀元，當然，這樣的豪富子弟數(shù)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說也有好幾十人。像我這樣一年從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里簡直沒有地位。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xiàn)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后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xiàn)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為兄弟，畢業(yè)后大家鉆營做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么鉆營費由10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養(yǎng)出一批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來該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里像個什么‘最高學府’？我當時比較注意讀書，暇時看看京戲，就算是好學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fā)生了巨大的質(zhì)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發(fā)表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蔡先生自己雖然在前清中過舉人、進士，點過翰林，但他后來到歐洲德、法兩國留學，接受了西方資產(chǎn)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他一到任，就著手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制度，來代替北京大學那一套封建主義的腐朽東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認為文科的任務是用新思想代替舊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果斷聘請了《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當文科學長(相當于文學院院長)，以后還陸續(xù)聘請了一批有真才實學和有新思想、希望改變舊社會的人來任教。
蔡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么學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不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鑒別和選擇。在蔡先生這種辦學方針指引下，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裝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請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子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fā)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蔡先生主校以后，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nóng)(教新文學)等，都來到北大教書。李大釗、陳獨秀和他們一起，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與封建主義思想文化展開斗爭，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拓了前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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