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忽必烈開府金蓮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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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即位后，由于忽必烈在其同母弟中“最長且賢”，所以蒙哥命忽必烈“盡屬以漠南漢地軍民庶事”，并允許忽必烈在這里開府建衙，為將來的南下滅宋做準備，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蓮川王府。忽必烈的王府，一個是漠北王府，一個就是現(xiàn)在開辟的金蓮川王府。在蒙哥稱大汗之前，忽必烈漠北的領地禹兒惕，大體在西起杭愛山北側的察罕鄂倫河西岸，東到忽蘭赤斤東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處的范圍內(nèi)，史稱“漠北王府”。忽必烈不僅統(tǒng)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蒙古軍，而且統(tǒng)領原金朝統(tǒng)治區(qū)內(nèi)的漢軍幾大萬戶，還統(tǒng)治大漠以南廣大的中國北方地區(qū)。
允許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無疑給身處藩府、滿腹權謀的忽必烈創(chuàng)造了一個展示自己政治才能的機會。漠南漢地豐富的出產(chǎn)，尤其是那一筆可觀的賦稅收入，是蒙古帝國的一筆用之不竭的財富。對這一點，蒙哥汗以前的帝國統(tǒng)治者們似乎都認識到了，但對漠南的統(tǒng)治經(jīng)營方式，蒙古大汗們經(jīng)歷了一個艱難的觀念變革歷程。直到窩闊臺時期，蒙古貴族們才完全改變了此前單純搶掠財富的方式，在漠南設置十路課稅所，征收了大筆賦稅，故漠南中原地區(qū)愈益為蒙古帝國所看重。因而，這一地區(qū)的軍事行政長官，非政治、軍事才干特別優(yōu)異之人不能擔當。當時蒙古宗室中，的確也沒有一個宗王比忽必烈更精通漢文化、了解中原情況了，他的優(yōu)異的政治才能以及他的軍事才能，都是蒙哥所了解的，因此，忽必烈出掌漠南絕非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這與他努力學習中原文化以及和漢儒的密切交往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因為忽必烈所具備的漢文化統(tǒng)治術，才將他推向了總領漠南之地的地位，當然，這也與蒙哥懷柔漠南漢人的政策分不開。
雄心勃勃的忽必烈來到漠南的金蓮川后，就立即著手建立自己的幕府，這無疑是他檢驗自己政治才干的大好時機。當幕府設置完畢后，忽必烈立即開動他的政府運作系統(tǒng)，使之在漠南發(fā)揮有效的作用。他著重采用了這樣一個政治策略：矢志不渝地堅定地起用漢人。忽必烈招募了大批漢儒與有用人才，向漢人展示親和的態(tài)度，以爭取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忽必烈已看到了當時中國北方的一些軍事割據(jù)政權的存在，這些軍閥的勢力都非常強大，能否籠絡住他們，也是忽必烈能否在中原站穩(wěn)腳根的關鍵。像益都的李擅、濟南的張孝、東平的嚴實、真定的史天澤、順天的張柔等漢族地主武裝頭目們，他們占據(jù)的地盤跨州連郡，并且都手握重兵。收服了這些漢族割據(jù)勢力之后，忽必烈便可從漠南西南直接攻打四川地區(qū)，依靠四川經(jīng)略西藏，又能從川陜得到充足軍需，進而攻取南宋的門戶襄樊，順江西下，大舉進攻宋朝，進可取，退可守，守不住也可輕易地回到蒙古草原。歷史證明，忽必烈的選擇是正確的，也是明智的。
正是從金蓮川開府建衙起，忽必烈逐步建立起一支獨立于蒙古汗廷、并最終取代蒙古汗廷的政治軍事力量，從此以后，忽必烈就踏出了蒙古草原。對這一偉大事件，當時的歷史學家們還不會意識到它的重要意義，而輝煌的確從此開始了。假如沒有理政漠南，也許忽必烈將永遠是一個蒙古宗王，即使他向往漢文化，結交了一批漢儒，也只能囿于草原的環(huán)境，不能開闊他的視野，也就不可能對中國的歷史產(chǎn)生那樣深遠的影響；并且，當今的歷史學家一致認為，正是這一歷史性的改變，將忽必烈這條潛龍推向了中原的歷史舞臺。
忽必烈開府金蓮川，名為“開府”，其實也就是多立了幾個帳篷。十余年來，忽必烈夏季在金蓮川或六盤山，冬季為了避寒趨暖，要遷到撫州或奉圣州，因此，不少漢臣紛紛建議忽必烈建造一座新城。忽必烈采納了他們的建議，命令子聰師徒負責勘察地形，參照各國都城的樣子，修建一座新城。子聰和尚（劉秉忠）與謝仲溫認為桓州之東、灤水北岸的龍崗是一塊風水寶地，宜于建城。忽必烈就任命謝仲溫為工部提領，具體負責修城工作。
新城建成后，有人建議：此城龍崗蟠其陰，灤河經(jīng)其陽，四山拱衛(wèi)，佳氣蔥郁，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可定名為“開平”，暗含“開天下太平之世”之意。當年夏天，忽必烈就將金蓮川幕府遷移到這里，使開平成為忽必烈的一個參謀本部。修建開平城，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僅標志著蒙古帝國從游牧經(jīng)濟向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轉化，而且使開平成為忽必烈統(tǒng)治漢地的政治中心，對于元朝的建立、中國的統(tǒng)一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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