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談我國作家的非學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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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一定是學者。
我們有許多作家，他們提起筆來，靠的是深厚的階級情感、豐富而又實際的生活經(jīng)驗、活潑的群眾語言、被艱苦的人生鍛就的聰明機智。盡管他們有的不僅沒上過大學，甚至沒上過中學或小學（最極端的例子是高玉寶和崔八娃，他們成為作家的時候差不多還是半文盲），盡管他們沒有學過立體幾何、有機化學與量子力學，盡管他們既不懂任何外文也不懂古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的語法，盡管他們當中確有人至今還錯別字連篇，但他們確實是令人敬佩、令人欽羨的作家。他們寫出一篇又一篇作品，反映了獨特的、決非一般“文人”所能反映的生活領域，他們表達了一種特別樸素、真切、篤實的情感，他們說出了勞動人民的心里話，并且創(chuàng)造了和正在創(chuàng)造著一種淳樸、平實、大眾化的風格，這是非�？上驳摹哪撤N意義上來說，這正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勞動人民真正成為文化的主人，把被歷史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的生活體現(xiàn)。
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也都有這樣的例子，艱辛的生活竟比輝煌的大學文學院更能造就作家。如果高爾基不是在輪船、碼頭、面包房里而是在彼得堡的最高學府讀“我的大學”，那也就不成其為高爾基了。
學者不一定是作家。
我們有許多學富五車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他們雖然可以很好地講小說史、小說論，卻寫不成小說。這是常事，也是常識，用不著說，用不著解釋。
這么說，做學問和搞創(chuàng)作是兩路“功”，走兩條道。
甚至彼此還會產(chǎn)生一種隔膜或偏見。有的作家告訴我，愈是讀文學史和文藝理論，就愈是寫不出東西來。愈是眼高，就愈會手低。他們對一些學者寫的評論、研究文字，往往敬謝不敏，覺得那種掉書袋的冬烘氣、八股氣只能扼殺活潑潑的創(chuàng)造者的心靈。
當然，也毋庸諱言我們的一些學者對于當代許多作家的鄙薄態(tài)度。在一些學者的眼里，我們的作家不過是一些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輕狂兒，在文壇上夤緣時會、名噪一時的暴發(fā)戶。“那算不得學問。”學者們說。寫一百篇小說或者受到二十次好評、獎勵，也算不上學問。不僅寫這樣的東西算不得學問，研究、評論，乃至涉獵這樣的東西也算不得學問。要做學問嗎？去做四書五經(jīng)、李白、韓愈、關漢卿、曹雪芹、荷馬、但丁、巴爾扎克、別林斯基去吧。
于是乎確有不讀書、不看報，不知道世界有幾大洲，不知道脊椎動物無脊椎動物的區(qū)別，不知道歐幾里得，也不知道阿基米德……甚至至今寫不準我國國家領導人的名字的作家（當然是個別的）。
于是乎確有毫無藝術(shù)感覺但知背誦條條、“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學者。
這似乎也難免，也正常，不足為奇，不足為慮，既不影響二百種文學刊物按時出刊，也不影響六十所大學文科院系的科研、教學工作。
果真是這樣嗎？果真搞創(chuàng)作不需要學問，或者做文藝學的學問可以不問當今的創(chuàng)作實際嗎？
作家不一定是學者，誠然。但是大作家都是非常非常有學問的人，我不知道這個論斷對不對。大作家都稱得上是學者。高爾基如果只會洗碗碟和做面包，畢竟也算不得高爾基，他在他的“大學”里讀了比一般大學生更多的書。如果清代也有學士、碩士、博士這些名堂，曹雪芹當能在好幾個領域（如音韻學、中醫(yī)藥學、園林建筑學、烹調(diào)學）通過論文答辯而獲得學位的吧？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幾位大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葉圣陶、巴金、曹禺、謝冰心……有哪一位不是文通古今、學貫中西的呢？魯迅做《古小說鉤沉》，魯迅翻譯《死魂靈》《毀滅》……魯迅雜文里的旁征博引；郭老之治史、治甲骨文及其大量譯著；茅盾《夜讀偶記》之淵博精深；葉圣老之為語言學、教育學權(quán)威；巴金之世界語與冰心之梵語……隨便順手舉出他們的某個例子（可能根本不能代表他們的學問造詣），不足以使當今一代活躍文壇的佼佼者們汗流浹背嗎？
加一段微乎其微的嘆息。中國文人有講究寫字的習慣。上述大家，僅就寫字一點也確實在一般知識分子之上，但當今……就拿筆者來說，每當被人要求題字的時候，寫前先有三分愧，寫完恨不得學土行孫來他個土遁！嗚呼……
也許這些話有點九斤老太氣。不，我不是也不愿做九斤老太太，未敢妄自菲薄，更不敢鄙薄同代作家。在革命化、工農(nóng)化、深入生活、勞動鍛煉、聯(lián)系群眾、政治覺悟、社會意識、斗爭經(jīng)驗等等許多方面，我們是有出息的，也是勝于前人的。我們的作家隊伍是一支很好的隊伍，是一支古今中外罕見的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與革命同生死共患難的隊伍，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建國三十余年來，我們的作家隊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趨勢（近年來可能略有好轉(zhuǎn)），我們的作家愈來愈非學者化，這也是事實。
而且，這是一個嚴重的事實。如果不正視和改變這種狀況，我們的文學事業(yè)很難得到更上一層樓的發(fā)展。
我們有時候在談論和寫作當中也偶爾涉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當代還沒有出現(xiàn)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樣的大作家？當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一些熱情寬厚的長者對當代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夸獎得相當夠。但是，在肯定總的成績超過了許多歷史時期的同時，我們無法不承認，我們當中確實還沒有出現(xiàn)那種文化巨人式的大作家。
原因很多，個人的原因，社會的原因，歷史的原因。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學事業(yè)也正像其他事業(yè)一樣，前進在并不平坦的大路上。十年內(nèi)亂造成的損失……但我認為這至少是原因之一，我們不重視作家的學問基礎，我們的作家隊伍明顯地呈現(xiàn)出非學者化的趨勢。在五四時期乃至30年代，幾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同時是或可以是教授，國外的許多名作家也是大學教授，現(xiàn)在呢，翻開作家協(xié)會會員的名冊吧，年輕一點、發(fā)表作品勤一點的同輩人當中，有幾個當?shù)昧舜髮W教授的？
靠經(jīng)驗和機智也可以寫出轟動一時乃至傳之久遠的成功之作，特別是那些有特殊生活經(jīng)歷的人，但這很難持之長久。有一些作家，寫了一部或數(shù)篇令人耳目一新、名揚中外的作品之后，馬上就顯出了“后勁”不繼的情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缺乏學問素養(yǎng)。光憑經(jīng)驗只能寫出直接反映自己的切身經(jīng)驗的東西，只有有了學問，用學問來熔冶、提煉、生發(fā)自己的經(jīng)驗，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融會貫通生活與藝術(shù)、現(xiàn)實與歷史、經(jīng)驗與想象、思想與形體……從而不斷開拓擴展，不斷與時代同步前進，從而獲得一個較長久、較旺盛、較開闊的藝術(shù)生命。
這個道理在表演藝術(shù)上也許看得更加明顯。有一種所謂本色演員、本聲歌手，他（她）們演戲唱歌靠的是天生的本色本聲，未經(jīng)訓練。他們當然也可以演紅唱紅，甚至比“學院派”更易被接受，但時間長了，觀眾就會發(fā)現(xiàn)，他（她）不論演什么角色，都是自己演自己，不論唱什么歌，都是一個調(diào)調(diào)，本色則本色矣、質(zhì)樸則質(zhì)樸矣，惜無開拓、發(fā)展、變化，無開拓、發(fā)展、變化則無新意，無新意則出現(xiàn)單調(diào)和停滯，出現(xiàn)單調(diào)和停滯則意味著藝術(shù)生命的衰老乃至最后消亡。
我們常常講思想，但身為一個作家，我們對他的思想的要求不能停留在政治態(tài)度不錯、謙虛正派、不亂搞男女關系上（當然這些公民道德也不容忽視），這里，思想是指世界觀的科學性、廣博性和深刻性，指對于真理的認識。思想不能僅僅是一個道德規(guī)范、行為規(guī)范的范疇，作家的思想應該同時是一個認識論的范疇，它應該反映的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掌握了歷史發(fā)展和宇宙變化的規(guī)律，究竟掌握了多少真理。而這一切，離不開對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的知識的掌握。
我們也常常談生活，但是沒有學就不會有識，就不會有對生活的深刻理解與敏銳感受、捕捉。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生活不僅僅是吃喝拉撒、上班下班，也不僅僅是寫作的素材；作家的生活，應該是一種文化的對象、文化的實體。作家應該時時從生活中得到對本民族的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tǒng)的驗證、啟示、補充、發(fā)展，才能從生活出發(fā)而對于文化作出貢獻。
我們也談技巧。但是，文學不是孤立的，文學是整個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能設想一個民族的高的文學水平是與這個民族的相對低的文化水平甚至無知愚昧聯(lián)系在一起。技巧也是一種文化，沒有文化最多只能有類似手工藝的技巧�，F(xiàn)代文學技巧時時受到各種科學知識（如電腦技術(shù)、公眾傳播技術(shù)、心理學、教育學、邏輯學）的沖擊和充實，只有充分吸收運用最先進的文化積累，才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高水平的文學技巧，才不會滿足于江湖術(shù)士式的雕蟲小技。
我們也談才華，但才只有與學結(jié)合起來才是有用之才，也才能成為大才。無學之才只能炫耀一時，終無大用，弄不好還會成為歪才、惡才、害人害己之才。凡是對自己的才沾沾自喜而不肯下苦功夫治學的人，決無大出息。沒有變成學問的才華，最多不過是尚未開發(fā)的鐵礦，究竟是富鐵礦還是貧鐵礦，究竟有沒有開采價值，其實還是未知數(shù)哩！
這里，我們不妨申明一個看來像是“大實話”的命題。畢竟現(xiàn)在不是原始社會，不是奴隸社會，不是口頭文學占據(jù)文學主導地位的古代，在今天的社會，作家應該是知識分子，應該是高級知識分子，應該有學問，應該同時努力爭取做一個學者。作家應該學習專家、教授、學者治學的嚴肅作風。在這一點上搞創(chuàng)作和做學問的道理是一樣的：你肚子里有真實貨色才能拿出給人啟迪、給人教益的作品，而為了積累真貨，必須努力學習。
我們常常批評目前確有一些格調(diào)不高的作品，有的拿肉麻當有趣，搞低級趣味；有的生編硬造，俗不可耐地套現(xiàn)成的套子；有的矯揉造作，裝假洋鬼子；有的抱殘守缺，關上門自吹；還有一些其他的也許更嚴重的不理想、不嚴肅乃至不正派的作風。對此，我們當然要從思想修養(yǎng)、道德、政治上找原因，所以我們要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我們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我們要制定和遵守文藝工作者公約等等。同時，我們還要從生活上找原因，我們要不知疲倦地號召組織作家深入人民群眾的斗爭生活。此外，我們還可以從體制乃至從法制上找原因和想辦法，例如版權(quán)法等法規(guī)的制定對于克服文藝出版工作中的某些消極現(xiàn)象有著立竿見影的意義，我們的專業(yè)作家體制也還有待改善，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隊伍的非學者化趨向。不用古往今來的一切積極文化成果來充實自己，不站在人類已經(jīng)積累起來的文化基礎上，就無法真正弄通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強大的思想武裝，不可能有真正崇高恢宏的思想境界，不可能有廣闊從容的胸懷與氣度，不可能有深邃的與清醒的歷史感與社會使命感，不可能真正地用共產(chǎn)主義思想去影響、去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的一代新人，就難免時而表現(xiàn)思想的蒼白和貧乏，題材的狹窄、雷同、平庸，情感的卑瑣、空虛、低下，技法的粗糙、單調(diào)。遇有風吹草動，更容易表現(xiàn)出缺乏思想，缺乏見解，缺乏穩(wěn)定性。一群滿足于自己的學問不多、知識不多的狀況的作家，充其量不過能小打小鬧一番而已。能夠完成偉大的史詩的作家，能夠不同時是思想家、史學家、美學家、社會學家和詩家嗎？一個企圖攀登文學創(chuàng)作的高峰的人，一個企望通過自己的作品而對本民族的文化以及人類文化作出哪怕是些微貢獻的人，能夠不去努力學習、吸收、掌握民族的與全世界的文化精華嗎？一個企望在語言藝術(shù)上有所創(chuàng)造，有所發(fā)明，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前進的人，能夠?qū)盼�、外文一無所知嗎？
眼高可能手低，但是眼低只能手更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連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高峰何在都不知不見，又何談攀登、創(chuàng)造？那么，會不會學得愈多愈寫不出東西來呢？也有可能，那恐怕是因為本來就缺乏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才能和學習方法的教條主義。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學習，獨立思考、富有想象力的學習，對創(chuàng)作是一個巨大的推動。當然，作家的工作與一般學者的科研、教學工作會有許多不同。所以我們既提倡作家不應與學者離得那么遠，作家也應嚴肅治學，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也許從反面更易把話說清，即作家絕不應該滿足于自己的知識不多的狀況，作家不應該不學無術(shù)。
至于學者了解一下當前創(chuàng)作實際，理論從實踐中汲取營養(yǎng)的必要性，這里就不多說了。
當然，這是從整體而言的，從個體來說，每個作家有每個作家的情況，有其獨特的優(yōu)勢，發(fā)揮優(yōu)勢，各有各的路子。古今中外的文學事實證明，某個完全非學者的作家，也有可能作出杰出的貢獻，成為很好的乃至杰出的作家。我想提出的問題不是某個作家的文化知識問題，而是整個作家隊伍的非學者化，以及作家隊伍與學者隊伍的日益分離、走上兩股路的狀況。
至于筆者本人，只有初中畢業(yè)文憑，前不久還因不會正確地使用“闌珊”一詞而受到讀者的批評（見《讀書》第七期），才疏學淺，有負作家稱號，正因為愧怍深重，才提筆寫這篇立論或有偏頗的文章。但愿同輩與更年輕的作家，以我為戒，在思想、生活、學識、技巧幾個方面下工夫，我自己，也愿急起直追，學習、學習、再學習，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為開創(chuàng)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shù)繁榮興旺的新局面而獻出一切力量。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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