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人文精神問題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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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一批相當優(yōu)秀的青年評論家撰文大談人文精神的失落問題，這引發(fā)了我的一番感想。
是市場經濟誘發(fā)了悲涼的失落感了么？是“向錢看”的實利主義成了我們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根源了么？
如果現(xiàn)在是“失落”了，那么請問在“失落”之前，我們的人文精神處于什么態(tài)勢呢？如日中天么？引領風騷么？成為傳統(tǒng)或者“主流”么？盛極而衰么？
有一些失落感是針對通俗文藝而發(fā)的。那么，在通俗文藝遠不發(fā)達的往日，如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我們是擁抱著或洋溢著Humanism——人文精神的么？
有一些失落感是針對著“調侃文學”與“痞子文學”的。在調侃、痞子、通俗之前，我們有自豪的英雄與戰(zhàn)斗的文學。那么，人文精神是英雄與戰(zhàn)斗的精神么？或者，調侃是反人文精神的么？幽默呢？幽默感是人文精神失落的征兆還是相反呢？痞子文學的內涵就是文學中的“痞子”嗎？
我頗感困惑。
1.人文精神是一個外來語，本身并沒有嚴格的界說。Humanism，從字面上看是人的主義或學說，那么，我們無妨視之為一種以人為主體，以人為對象的思想，或者更簡單一點來說，我們姑且可以假定人文精神為一種對人的關注。
對人的關注本來是包括了對改善人的物質生活條件的關注的，就是說我們總不應該以叫人們長期勒緊褲帶喝西北風，并制造美化這種狀況的理論來弘揚人文精神。但是，當我們強調人文精神是一種“精神”的時候，我們自古已有于今尤烈的重義輕利、安貧樂道、存天理滅人欲、舍生忘死、把精神與物質直到與肉體的生命對立起來的傳統(tǒng)就開始起作用了。毛主席講的人要有一點精神，也是指解放軍戰(zhàn)斗“不吃蘋果”的精神，蘋果多了，吃了，又從哪里去體現(xiàn)“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呢？有了蘋果就失落了精神，其心理暗示可謂源遠流長。“衛(wèi)星上天，紅旗落地”的修正主義要義的心理定勢也極有趣。所以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低指標，不要資本主義的高指標”云云，很難說是張春橋的個人專利。
有趣的是，從脫離物質基礎的純精神的觀點來看，計劃經濟似乎遠遠比市場經濟更“人文”。計劃經濟的基本思路是，人類群體特別是體現(xiàn)公意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執(zhí)政黨及政府，認識、把握并自覺地運用經濟的發(fā)展規(guī)律，摒棄經濟活動中因為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而出現(xiàn)的自發(fā)性、盲目性、無政府狀態(tài)（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個別企業(yè)的生產的計劃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之間的矛盾），把人類群體的主觀意志與客觀的經濟需要結合起來，使人真正成為經濟活動的主人，社會生活的主人，歷史前進運動的主人。斯大林的命題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guī)律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與精神的需要，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規(guī)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如此聽來，當然是計劃經濟更高尚，更合乎人類理性與道德的追求，更擺脫了蠅營狗茍的銅臭，更具有一種高揚人的位置與作用的人文精神。這也許正是計劃經濟的魅力所在吧？
早在斯大林時期，一些重要的左翼思想家、文學家和活動家，已經懂得了以人文精神為武器批判資本主義。斯大林在聯(lián)共“十九大”上的講話聰明地提出，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該把和平與民主的旗幟，其實也就是把人文精神的旗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法共中央的機關報定名為《人道報》，而20世紀60年代的羅馬尼亞把人道主義置于與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同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地位，這是意味深長的。正是由于計劃經濟的停滯與挫折，使左翼文人們集中批評資本主義的軟腹部——精神空虛、道德墮落、吸毒、賣淫、環(huán)境污染、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等等。而強大的執(zhí)政黨，強大的人民政權，強有力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意識形態(tài)，似乎確實能夠掃除或基本掃除或一度掃除人類面臨的永無解除之日的精神危機。
顯然，市場經濟并不是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經濟，市場的運行比較公開，它無法隱瞞自己的種種弱點乃至在自由貿易下面的人們的缺點與罪惡。但是它比較符合經濟生活自身的規(guī)律，也就是說它比較符合人實際的行為動機與行為制約。因此，是市場而不是計劃更承認人的作用、人的主動性。市場經濟的假定前提恰恰是承認人的平庸與趨利避害，盡管這種承認也許令理想主義的文人沮喪。當然，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有精神，有真誠的直至狂熱的宗教信仰，也提倡在戰(zhàn)爭中與災異中的英勇犧牲與先人后己行為，但這些，更接近于康德的“絕對命令”的范疇，它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部也不是一般規(guī)律。
而計劃經濟的悲劇恰恰在于它的偽人文精神，它的實質上唯意志論唯精神論的無效性。它實質上是用假想的“大寫的人”的烏托邦來無視、抹殺人的欲望與要求。它無視真實的活人，卻執(zhí)著于所謂新型的大公無私的人。它的假設——人類經濟生活的自覺性、計劃性與高尚性——不但是令人鼓舞的，甚至是充滿詩意的�？上�，最終證明它又是自欺欺人的、脫離了經濟活動的客觀實際的。趨利避害的盲目性在自覺性、計劃性與高尚性的后面?zhèn)窝b著與活動著，私心在公意的大旗下活躍著。理論與實際脫節(jié)、偽善的教條與行動上的陽奉陰違、對個人主動性的抹殺，權力的濫用與對于權力的迎合，以權謀私與下有對策，再加上最好的計劃也無法擺脫的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僵硬與長官意志的夸夸其談的盲目性……這一切不僅帶來經濟的挫折也帶來精神的挫折和道德面貌的扭曲，對此，可以不勞贅述。
與其說是市場經濟使私欲膨脹，不如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私欲更加公開化，更加看得見摸得著了。我們的目標不是建立一個人人大公無私的“君子國”，而是建立一個人人靠正直的勞動與奮斗獲得發(fā)展的機會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會。這個目標只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達到，達到了這樣的目標也才更容易尋找人文精神。
2.可能是由于近現(xiàn)代中國社會矛盾的尖銳性，階級斗爭、黨派斗爭與政治斗爭特別是軍事斗爭的殘酷性；由于廣大農民的革命參與者及革命主力軍的作用；還由于中國特有的把人倫的“倫”看得比人還要重的文化傳統(tǒng)，許多與人有關的說法，諸如人道主義、人性論與人情味，常常被視為假仁假義的糊涂與混賬，乃至敵方瓦解我方斗志的精神武器。這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塊發(fā)生過南京大屠殺和十六歲的女共產黨員被鍘刀鍘掉頭顱的國土上，任何關于關心人、愛人、尊重人的說教都會被認為居心可疑。在我們的國土上，仇恨，即樣板戲里所高唱的“血淚賬”是太多了。這里有太多的革命與反革命、盟友與敵人、烈士與叛徒，卻沒有了抽象的人的位置。王任叔——巴人，為了“三人主義”的罪名，招致了多么悲慘的迫害，我們應該記憶猶新。我們曾經認為，我們需要的是斗爭精神、犧牲精神、為了群體而無條件地抑制個人的利他精神而不是人文精神。一般的，歐洲文明式的，西歐馬克思主義者與蘇聯(lián)、東歐諸國的對人文精神的承認，對于中國人民來說，曾經是太奢侈與太陌生了。忘記了這一點，便成了云端的空論。
改革開放以來，情況要好一些了，但是人文精神遠遠沒有得到我們的年輕的評論家們所幻想的那種認同與推崇，而是處于時而被自發(fā)地宣揚，時而被有組織地批判的微妙地位。
對人的關注精神在我國的曲折歷程，有關人士因而遭到的不幸，我們該尚未忘記。
所以我不明白，一個未曾擁有過的東西，怎么可能失落呢？我們可以或者也許應該尋找人文精神，探討人文精神，努力爭取源于歐洲的人文精神與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結出中國式的人文精神之果，卻不大可能哀嘆人文精神的“失落”。流行歌曲唱道：“不在乎天長地久，只需要曾經擁有。”因為考慮是否天長地久的前提必須是曾經擁有。難道我們要改詞唱道，“即使從未擁有，也要天長地久”嗎？
3.人文精神似乎并不具備單一的與排他的價值標準，正如人性并不必須符合某種特定的與獨尊的取向。把人文精神神圣化與絕對化，正與把任何抽象概念與教條絕對化一樣，只能是作繭自縛。在“舉家食粥酒長賒”的處境下，寫出關注人特別是女人的命運的傳世之作，固然是一種人文精神，“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也是一種人文精神。懷春鐘情是人性，同性戀的合乎一小部分人的“性”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已經成為不爭之論。那么，由于各種原因而寧愿選擇獨身，不論是康德、是胡志明還是林巧稚，他們又有哪一點違背或失落了人文精神呢？毋寧說他們選擇的是一種更高尚的普利眾人的人文精神。當然，如果以此為標準來限制眾人的情與欲，比如舊中國的“節(jié)烈”觀念，那就是非人文的了。
應該承認人文精神的多元性與多層、多面性。如果說道德制約、法律制約、宗教制約體現(xiàn)著某種人文精神，卻也可能體現(xiàn)某種非人文精神。突破制約的自由與任性的要求可能是一種進步的人文精神，卻也可能是一種消極的破壞性的失范。對人的情欲的滿足，可以是對人的基本需要的一種尊重和關懷，但大肆發(fā)展下去，卻又會使人的尊嚴和人生的意趣沉沒在無盡的貪欲泛濫之中，因而成為人、人性、人的精神的走失、疾病與墮落。同樣，一種高尚的利他的精神追求，可以是人文精神的高揚與升華，也可以走火入魔，成為制造苦難、折磨與毀滅自己與別人的敵視人文精神的怪物。
就是說，第一，不要企圖人為地為人文精神奠定唯一的衡量標尺。第二，不要企圖在人文精神與非人文精神中間劃出明確無疑的界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第三，不要以假定的或者引進的人文精神作為取舍的唯一依據(jù)，不要搞精神價值的定于一與排他性。
4.我有時懷疑一些朋友們關注的人文精神是特指一種文化精神。他們所以大呼失落是因為在經濟生活空前搞活了的同時，文化有相對被忽視的現(xiàn)象。“人文”兩個字中間有一個“文”字，這對喜歡望文生義的漢字使用者們來說是很有暗示的意義的，而且，據(jù)方家指出，Humanism也可以譯作人文科學。
對于文化與人文科學的重視當然是知識分子們所擁護的。但同樣，這種重視完全不取決于一些人的念念有詞。它決定于全社會的發(fā)展程度、文化素質、全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政府官員以及知識分子本身的文化修養(yǎng)、遠見和智慧，也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與處境。在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地區(qū)，最大的對人的關注是讓饑餓線上的人民獲取必要的食物與其他生活必需品。在物質生活大大改善的狀況下，人們的文化需求就會提到議事日程上。首先提到日程上來的會是普及教育——掃除文盲以及一些能夠廣泛地被大眾所利用的文化手段——廣播、電視、電影以及其他傳播媒介等的建立與發(fā)展。在文藝生活方面，較多的人會熱衷于通俗文藝，文化的構成如一個金字塔的形狀，這是合乎規(guī)律的現(xiàn)實。尊重和關注這個現(xiàn)實，才有可能談到起碼的人文精神。
順便說一下，近年來“終極關懷”被人云亦云地濫用著，有的已經用得濫俗透頂了。想象力、文化積蓄與思想深度遠遠與終極無緣的朋友，最好還是先來一點現(xiàn)實，過幾年再去終極吧！
也有過畸形的對文化、對人文科學的推崇。例如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宗教狂熱或者意識形態(tài)狂熱，確實可以達到用咒語或者大話填補肚子的剩余空間的地步。也有過一種病態(tài)的民族主義或蒙昧主義的文化狂熱，關起門來夜郎自大或者閉上眼睛等待人間奇跡的出現(xiàn)。例如我們自己在那十幾年關于文藝新紀元的大吹大擂，那八個戲的至尊至圣地位，那體現(xiàn)的與其說是人文精神，不如說是扼殺一切人類文化的蒙昧主義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生活的情況難以一概而論。恕我直言，我不知道為什么別的國家市場經濟搞了幾百年也照樣有大作家大藝術家大思想家大文化人引領風流，而我們的知識分子一見市場經濟起了個頭，就那樣脆弱地哀鳴起來了呢？覺得自己不被重視了？要求誰的重視呢？覺得經費少了？向誰要經費呢？剛剛議論一下作家“養(yǎng)”（指以行政體制把作家納入公職人員的系統(tǒng)）不“養(yǎng)”，就恐慌到了那個樣子，以至不惜對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惡言相加或人身攻擊，真是咄咄怪事。這使我不能不想起一個順口溜：
黨是娘來我是孩，
一頭扎進娘的懷，
叼住奶頭不撒嘴，
咕咚咕咚要喝奶，
左蹬右踹不下來。
這能算什么“人文精神”呢？
5.發(fā)展文化的責任是整個社會的，政府、企業(yè)、社會團體和文化人自身都有自己的責任與能力。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求諸己。一方面大模大樣地弘揚學術文化和藝術的尊嚴與獨立品格，一方面不斷要求奶娘為自己輸血輸奶喂糖打氣，這不是有點不可思議么？市場上很難自發(fā)地產生文化的精品，市場會大量推出一些平庸的、追求刺激的消費品，這不假。消費品也有高低，輕音樂界和通俗演唱界都有提高檔次的潛力。如果我們國家有曼陀瓦尼輕音樂團那樣的演出團體，只能說明我們的表演藝術正在提高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很難斷言市場正在吞噬高雅的或嚴肅的文化事業(yè)。在市場推出了大量極具趣味性、實用性的通俗出版物的同時，近一兩年，我們看到了《讀書》雜志的訂戶大幅度增加，《東方》雜志的創(chuàng)刊及它的從內容到形式的高水平高質量。新近創(chuàng)刊的“人文”報刊還有《中華讀書報》《尋根》《書與人》《書城》《散文與人》《大家》《今日先鋒》《愛樂》《中華散文》《散文月刊（海外版）》等等。我們看到了許多大型的、成龍配套的叢書、文庫的出版。我們看到了一些企業(yè)正在慷慨地資助演出以及出版事業(yè)。我們看到對文物保護的投入正在大幅增加。我們看到中國仍然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嚴肅文學期刊大國，《收獲》《當代》《十月》《花城》《鐘山》……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質量并正在做出新的努力。金字塔的塔尖無需因為塔基的面積廣大而感到不平衡，正如塔下的一切對于高高的塔尖也只能仰視和發(fā)出贊美。
我不認為人文精神就是一種高了還要更高的不斷向上的單向追求，我不認為人文精神、對人的關注就是把人的位置提高再提高以至“雄心壯志沖云天”。對這種強調，我們太熟悉了。“大寫的人”“英雄”“新人”“歷史的主人”“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身在茅屋，胸懷世界”等等，眾多的豪言壯語帶來的并不是一個人文精神的理想天堂。反過來說，一味地貶低和污辱人也為識者所不取。竊以為，人文精神應該承認人的差別而又承認人的平等，承認人的力量也承認人的弱點，尊重少數(shù)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數(shù)的合理的與哪怕是平庸的要求。
市場是搞活的途徑�；盍瞬拍馨l(fā)展經濟、發(fā)展教育和文化。一切邪惡和墮落都會利用這個“活”，都會利用人的趨利的特點。市場只能起市場的作用，正像法律或者政策只能起法律或者政策的作用。搞活會帶來極大的副作用與風險，但還是搞活了才有起碼的人文而不是人文銷聲匿跡。
市場包括文化市場反映的畢竟是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受人的素質的制約，因此市場并不能也不應成為文化的主宰。以文學為例，除了市場，還有社會支持，還有評獎，還有輿論與政府的導向，尤其是，還應該有知識分子的良心與價值取向。除了像“文革”那樣的特殊年代，精品的產生和不產生，只能首先從作家自身來找原因。
6.批評“痞子文學”的人又有幾個讀懂了王朔？判斷文學作品的依據(jù)只能是作品而不是作家的宣言。王朔他們是太痛恨那種偽道德偽崇高偽姿態(tài)了，他們繼承了中國文人的某種佯狂的傳統(tǒng)，故意用糟踐自己、糟踐文學的方法——這樣比較安全——來說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難道他們的作品里除了痞子還是痞子嗎？難道他們的小說里沒有道出小人物的辛酸與不平之氣？難道痞子就沒有可以同情與需要理解之處？對痞子一筆抹殺，難道不也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專制也太教條了么？
還有一種虛假的與嚇人的假前提。如果我們的作家都像王朔一樣那怎么辦？當然不行。王朔只是一個作家，他遠遠不是作家的樣板或最高標桿。要求作家人人成為樣板，其結果只能是消滅大部分作家。反過來，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這么多寫家這么多出版物，怎么能夠以為肯定或基本肯定就是要求向之看齊呢？中國人都成了孔夫子或者都成了阿Q，那是同樣的可怕，同樣的不可思議。都成了王朔固然不好，都成了批評王朔的某教授，就更糟糕，連起碼的幽默感都沒有，還能有什么人文精神？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潛意識中的文化專制主義。
7.其實如果我們的青年評論家鐘情于半是來自歐洲主流文化、半是來自自身的覺醒與思索的所謂人文精神，他們碰到的困難很難說是拜金主義。拜金主義雖然也用了“主義”二字，但它顯然是形而下得多的東西，它與人文精神不處于同一個層面上，構不成對立關系。拜金主義反映的是一種精神的貧乏，世界觀、人生觀、理想、信念、價值標準的貧乏。拜金主義者更多的是靠相當原始的逐利本能做事。他們當中一些有一定文化教養(yǎng)的人，在達到一定的成功以后，往往表現(xiàn)出一種精神和文化的饑渴，一種在精神文化的層面也有所作為有所表現(xiàn)的愿望。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yè)“天生”地有支持文化事業(yè)的傾向。從主要方面來看，經濟的發(fā)達有利于精神文化事業(yè)而不是相反，除非我們把精神文化搞成脫離生活的斷線風箏，把貧困、苦行、禁欲與時刻準備凜然就死作為精神文化的不二標志。
富裕不能自發(fā)地等同于文明，貧窮也還可以做到“人窮志不窮”“窮而好禮”。但富裕不僅不是文明的羈絆，而且還是文明的果實，至少是果實之一種；進一步說，富裕正在或將要使對人的關注成為現(xiàn)實而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
而尋找或建立一種中國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對人的承認。我們耳熟能詳?shù)奶旖浀亓x是“世上沒有抽象的人，只有具體的人”。其實，這種振振有詞在哲學上是無需推敲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具體的，都不是提純了的抽象，但也都包含有與其他同類事物共同的——普遍的與抽象的本質。我們同樣可以說“世上沒有抽象的物質，只有具體的物質”。但是這并不妨礙唯物主義者堅持物質是第一性的唯物論。具體的人也是人，這就如白馬也是馬，堅持白馬非馬的高論與堅持具體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出一轍。從這個意義上說“痞子”或被認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狀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偽崇高。毛澤東就曾經熱情洋溢地為“痞子運動”其實是農民運動做過辯護。動不動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我們太熟悉這種邏輯了。例如一提到“愛”，他就問你是不是愛結核菌，似乎愛是結核菌之屬的專利。
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尋找與建設，恐怕應該從承認人的存在做起。
8.社會進步與文化昌明是多方面的因素發(fā)揮作用、健康運轉與良性循環(huán)的結果。我們已經或正在懂得，這里沒有萬能鑰匙或者萬應靈丹。意識形態(tài)并非萬能，階級斗爭與革命戰(zhàn)爭并非萬能，政府與政黨并非萬能，科學技術并非萬能，新潮并非萬能，市場并非萬能，民主與專政并非萬能，文學（更不要說其一點一端如“痞子文學”了）并非萬能；同樣，人文精神也并非萬能。不是萬能，有百能十能或者一能半能，也就有存在的價值了。不是萬能，所以既不是“萬歲”也不是“萬罪”，再不要做為一切不如人意找替罪羊的蠢事了。如果說世界上當真有一種很好的、很有益的人文精神的話，那么這種人文精神應該是能夠承認社會生活與文化格局中的多因子多層次結構的，這個承認包括著承認某個特定的因子與層面的局限與消極面。也許這只是我的杞人憂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今天，一些人文學者強調一下人文精神本來是一件好事，這有助于改善我國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生態(tài)平衡”，制約與補充一下日益務實化乃至逐利化的精神狀態(tài)。但這里需要的同樣是建設，特別是道德與文化品位的建設。而如果干脆把事情說成是漆黑一團，那么，召回或者召入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精神或者美國的林肯、杰弗遜、富蘭克林與愛默生的精神的可能性只能是零，而回到“文革”與前“文革”時期的階級斗爭為綱加計劃經濟加精神萬能中去，倒是距離我們要近許多。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種粗陋的、不合乎起碼的知識邏輯卻又確實存在著的風向效應，這確實是獨一無二荒唐可笑卻又約定俗成的效應：恰恰是在強調經濟、強調市場的情況下，大批判手們感到了空前的失落；而一強調“精神”，哪怕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地強調一下“也要硬”的“精神文明”這一手，幾個人就會興奮異常地把塵封已久的棍子帽子和抓辮子的手段祭起來。近年來最有趣的現(xiàn)象，莫過于在老百姓們的恭喜發(fā)財聲中，棍子與棍子的擊打對象共同感到的失落感了。是啊，他們都不再生活在風口浪尖上啦！
199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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