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揮之不去的皇帝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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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皇帝情結(jié)
評論家評價《水滸傳》以其反貪官，不反皇帝為詬病。魯迅就說，一部《水滸傳》，說得很分明：
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qiáng)盜—不‘替天行道’的強(qiáng)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ā读髅サ淖冞w》）
毛澤東也說：“《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又說：“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人民日報》1975年９月４日）這些意見都是把“想做皇帝”看作是一個正確的奮斗目標(biāo)和高尚的政治品質(zhì)。把想“做皇帝”看成一種了不起的進(jìn)步思想。實際上中國兩千年來各種各樣人等爭做皇帝的還少嗎？梁啟超說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書”，實際上，它也是一部各路“英雄好漢”爭作皇帝史。許多人一造反起事，就奔著皇帝這個目標(biāo)去了。甚至許多沒有造反、不敢造反的人們在內(nèi)心的隱蔽之處也有個做皇帝的夢。我們從歷代嘲笑一些呆鳥癡漢幻想當(dāng)皇帝的笑話之多就可以體會到想做皇帝在中國是個多么普通的事，這是與其他一些民族、國家不同的。
一位同事從日本游學(xué)回來，談到日本民俗時說，他曾向日本學(xué)者請教，日本人有沒有想當(dāng)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驚訝，說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這個回答使我們這些了解中國傳統(tǒng)民風(fēng)民情的人感到很驚訝，因為這種意識正與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想法相反，日本人真是缺乏造反精神啊。
自秦始皇發(fā)明了“皇帝”這個詞后，它在人們心目中就有著極崇高的地位，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宮中有各種各樣的巧妙的稱呼，以避免直接說到“皇帝”�；实鄣耐ǚQ是“陛下”，皇帝自稱為“朕”，專用的東西要加上“御”字，稱之為“御用”，上陣打仗叫“御駕親征”，如果打不過，逃跑了叫“蒙塵”、“巡狩”，死了叫“山陵崩”。無論官民，如果言語冒犯到皇帝，那也不能像今天一樣說“海瑞罵皇帝”之類，在律條上還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稱為“指斥乘輿”。也就是語言傷及皇帝的車子……都不敢明白地把這條“罪行”說成是“指斥皇帝”。可是“皇帝”取得極尊崇的地位的同時，它也成為各個階層的人們追逐的目標(biāo)。秦末陳勝吳廣起兵反秦，陳勝就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來鼓勵造反者，陳勝本人的目標(biāo)就是做皇帝（這從他不尊奉楚國之后就可以得知）。項羽、劉邦看到秦始皇的威風(fēng)和氣派，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劉邦說“大丈夫當(dāng)如此也”。陳勝是貧雇農(nóng)，項羽是沒落貴族，劉邦是接近游民的農(nóng)村基層干部。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想當(dāng)皇帝，真是無師自通、不學(xué)而能。這種皇帝情結(jié)當(dāng)然不只是他們?nèi)齻�人的，只要天下出現(xiàn)亂象，起兵爭帝者便大有人在。東漢末，天下大亂，曹操以武力平定北方，他就說“設(shè)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dāng)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讓縣自明本志令》）。即使天下無事之時，想做皇帝的野心家也不能說沒有。
那些有可能逐鹿天下的人物有“帝王思想”，有“做皇帝”的野心，還是情有可原。可悲的是那些生活中的失落者，或是因為癡呆愚昧，或是由于狂妄無知，或是被他人利用也會生出“做皇帝”的幻想。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的第八十回就寫一個算命的騙子，為了從一個富翁那里騙錢，謊稱他的女兒有正宮娘娘的命，將來要嫁給皇帝。為了要圓上這個謊，騙子找了一個樵夫，說他將來要當(dāng)皇帝，這個樵夫也自然而然地稱孤道寡起來，以為自己真的是皇帝了，直到被抓起來為止。最近出版的《中國底層訪談錄》中也寫了一個關(guān)在獄中的“皇帝”曾應(yīng)龍。這個人想“做皇帝”，犯了顛覆罪、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只判他無期徒刑。雖然因他性格樂觀、服從管理，警察、犯人對他印象都不錯，但是他的“做皇帝”的思想意識沒有什么改變，仍然自稱“真龍?zhí)熳?rdquo;，張口“朕”，閉口“口諭”，說自己過去是“順應(yīng)天命，回鄉(xiāng)登基”，建國“大有”，可笑又可悲。聽從事公安工作的人們說，解放以來像這樣的人物并非絕無僅有，年年都要出幾起類似的事件。都到21世紀(jì)了，帝制被推翻100年了，做皇帝的夢想仍然沒有從許多人的頭腦中退去。只要看一下熒屏銀幕就可以感覺到，大辮子滿臺跑，滿清入關(guān)后的10位皇帝輪流上，從創(chuàng)作者對他們的美化和觀眾對這些劇目的歡迎可見人們對于帝王威勢的崇拜和羨慕。
為什么中國能夠形成皇帝情結(jié)，而且至今還不能完全消退？因為在平民百姓看來，皇帝可以在物質(zhì)上和精神上無限占有。這一點對于沒有強(qiáng)烈宗教信仰的人們特別重要，因為它幾乎包括了人在世俗中的一切追求。如果不是皇帝，人們即使在物質(zhì)上和精神得到了滿足，隨時都可能失去。因此在人們心目中只有皇帝才能牢牢地保有這一切，人們的追求就定位在這個位置上。名義上的封建制度已經(jīng)消失90多年了，可是它在許多人心中的地位還不能被取代，它的神圣的一面還沒有完全消解。
另外，皇帝又有不神圣的一面。中國朝代的周期基本上是二、三百年一變，在戰(zhàn)亂之中，“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情況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與日本天皇的“千年一系”不同，中國的皇帝像走馬燈一樣，“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從這一點上來說，皇帝又是平淡無奇、毫無神圣可言的。中國近兩千年中，社會的垂直流動是很劇烈的，變動最大的就是最上層的皇室和最下層的游民。五代以來，確實有些游民做了皇帝，五代十國時期大多數(shù)的皇帝與國主是各色游民出身，以兵痞為多。在全社會看來，皇位不僅最被人們羨慕，而且只要自己榮膺“天命”，是有可能爭取到的。所以大家才會有孫悟空所說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想法。這種想法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可能是不多見的。
《水滸傳》—表達(dá)皇帝夢的障礙
宋代通俗文藝作品中，把描寫強(qiáng)烈追求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直至“做皇帝”的作品稱之為“發(fā)跡變泰”類。所謂“發(fā)跡變泰”類是指寫下層社會人士（大多是游民）的皇帝夢的（或退而求其次，做達(dá)官貴人）作品。我們從中國人的“皇帝情結(jié)”的強(qiáng)烈來看，夢想“做皇帝”、武裝起來“反皇帝”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品質(zhì)，只要情勢許可，或者主持者認(rèn)為情勢可能，按照中國人的習(xí)慣思維許多人都會這樣干，但以掙扎在生死線上的游民表現(xiàn)得最為積極。中國歷史上最高權(quán)力實際傳承方式只有兩種，一是血緣，這從夏禹算起有四千年，從有文字記載的商朝算起也有三千多年；另一個是打天下坐天下，這從陳涉、吳廣、項羽、劉邦也有兩千多年。特別是后一種是底層人物改變處境、覬覦皇位的唯一道路。既然梁山好漢是憑著樸刀桿棒闖天下，這本身就帶有競爭皇帝寶座的意思，不在于主持者是否公開聲明他想不想當(dāng)皇帝。實際上《水滸傳》中也有許多情節(jié)表達(dá)了江湖人對于皇權(quán)和大宋天子的挑戰(zhàn)。當(dāng)鎮(zhèn)三山黃信押著囚車從清風(fēng)山路過時，清風(fēng)山寨主燕順等人劫囚車，黃信亮出官方的招牌，燕順等人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jiān)，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dāng)在這里，待你取錢來贖。”這是直接點了當(dāng)朝皇帝，宋江等人在酒店請酒保要與石勇?lián)Q一換座位，當(dāng)時兩人尚不相識。石勇大怒，拍著卓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fù)老爺獨自一個，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鱉鳥不換。高則聲，大脖子拳不認(rèn)得你。”還高叫“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而且書中不止一次以不屑的口吻挑戰(zhàn)當(dāng)朝皇帝。戴宗帶著宰相蔡京家信被梁山泊開的酒店用藥藥倒，醒了后他驚訝店主拆了蔡的信，店主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什么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便有利害，俺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從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武裝造反不管最終結(jié)局是什么，但只要走上了這一步就是對最高統(tǒng)治者的挑戰(zhàn)，就是“反皇帝”，幾乎沒有不反皇帝的自組織的武裝，除非是在國難時期響應(yīng)皇帝召喚的勤王之師。至于打不打到“東京去奪了鳥位”，那得看武裝本身的力量和主持者的政策方針了�！端疂G傳》的作者非常懂這個道理，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的“引言”一開始就說得清清楚楚，一百零八將降臨人世，武裝奮起，必然會“哄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稷”。因此這類直指國家社稷、皇帝的話頭如“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個英雄好漢。攪擾得道君皇帝盤龍椅上魂驚，丹鳳樓中膽裂”，“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蒼穹再補完”是很多的。
當(dāng)然梁山泊主持人沒有公開說自己就要做皇帝，批評北宋皇帝荒淫無道就該取代的地方不多（但《水滸傳》許多文學(xué)描寫對徽宗是基本否定的），因為它自南宋時就已在社會上公開演出，南宋說北宋的故事，其忌諱一定很多，不可能正面大肆描寫下層人士爭相搶做北宋皇帝的故事，這是要觸犯朝廷的律條的。因此書中雖然李逵說過讓晁蓋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晁蓋去世后，李逵又鼓動宋江“做了大宋皇帝”（見第六十回，就是這兩句話也不一定是宋代話本流傳下來的，而是明代作者的筆墨）。作者對此還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而且李逵是個粗人，對現(xiàn)實問題沒有合乎實際的考量，并不能代表水泊梁山的主流意見，所以他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聽眾也能容忍，官方才不會計較。而宋江是梁山上的領(lǐng)導(dǎo)人，他要從梁山的全局和當(dāng)時的情勢考慮，沒有想爭皇帝做，但不等于他沒有政治上的訴求。作者在故事安排上還讓自宋代以來就被稱作“鐵天王”的晁蓋早早歸天，這在“石碣授天文”一節(jié)中說得清清楚楚“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歸天及早”，以避免稱孤道寡的嫌疑。
《水滸傳》中的皇帝夢
《水滸》中一些特別講義氣（通俗地說就是肯花銀子）、濫交江湖豪杰的人物都是有“異志”的。柴進(jìn)是后周世宗柴榮裔孫，雖然表面上說宋太祖趙匡胤受禪于柴氏，但后朝對于前朝子孫即使不趕盡殺絕，也是防之又防。趙匡胤曾內(nèi)定三條，就有“不殺柴氏子孫”，宋仁宗時又“令有司取柴氏譜系，于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與京主簿，如為班行者，即比類換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應(yīng)緣祭饗禮料所須，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別與差遣，卻取以次近親，令襲爵授官，永為定式”（《宋史•禮•賓禮四》）。直到宋徽宗時還特別強(qiáng)調(diào)趙匡胤帝位來自于柴家禪讓，并重申對柴氏后裔的優(yōu)待政策。神宗元豐六年開封府曾上言：“‘周柴氏之后，乞自今諸房子孫令具生年月日注籍。’從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340）從這些規(guī)定來看，柴進(jìn)既“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自陳橋讓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中”，就要伺奉周室陵廟香火的，有封爵，有官給，還有一定差遣，不允許在家里一味逍遙。像柴進(jìn)這樣在家里“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yǎng)在家中”，還揚言在家里接待流放犯人，又與占山為王的梁山好漢交厚，這本身就是犯忌的行為。柴進(jìn)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冒著風(fēng)險干這些違法的事情干什么？雖然，喜好交游，“行則連輿，止則接席”，“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是貴族、有錢人的美好品德，在一定時期內(nèi)甚至是時尚。但在別人則可，在柴進(jìn)則不可，因為他是遜位皇帝之后，在新朝里就要處處小心。吳越國之后錢惟演位至宰相，因被言官彈劾為“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宰相當(dāng)不成了。去世之后，朝廷議其謚號時還說“晚節(jié)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宋史本傳》）�？梢娝纬罡呓y(tǒng)治者雖然較歷代統(tǒng)治者寬仁一些，但在帝位這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上，也是不容含糊的。柴進(jìn)這種廣交天下邊緣分子或說危險分子的做法是不是有什么不軌的企圖，其中是否包含著對曾經(jīng)有過的帝位的懷戀？這些只有柴進(jìn)自己知道，但官府要整柴進(jìn)則一定會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朝廷、官府嚴(yán)格關(guān)注柴氏家族，柴氏家族子孫都要在開封府注籍。幸虧柴進(jìn)只是小說中的人物，如果現(xiàn)實中真有此人，那時沒有好下場的。《大宋宣和遺事》和《宋江三十六贊》中都有“小旋風(fēng)柴進(jìn)”，但其中都沒有寫到他是后周柴氏之后。但后來的水滸故事的柴進(jìn)逐漸演變成“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也在暗示著作者的皇帝情結(jié)。
宋代水滸的故事中，晁蓋曾自稱“鐵天王”，也是智取生辰綱的主使人。《水滸傳》中晁蓋是東溪村的“富戶”，“專愛結(jié)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赍助他起身，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qiáng)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他要干什么不是很明顯嗎？可以看出這些特別注重“義氣”，廣交天下豪杰的人們，實際上都是在暗地制造一種組織的力量。在專制社會里，只有政府才是有組織的力量，而平民百姓都是單個的人，政府可以隨意壓迫整治。一些人用錢財把有反抗力的人們組織起來，本身就是與政府對抗，其內(nèi)心深處必定隱藏著強(qiáng)烈的政治訴求的，這一點江湖上的人們都了解。所以梁中書一派人由大名向汴京運送生辰綱，江湖人知道了便到東溪村來找晁蓋，請他出頭帶領(lǐng)大家牟取這注大財。這說明江湖人對晁蓋的認(rèn)同、擁護(hù)和他在江湖上的領(lǐng)袖地位。不過這個“鐵天王”有些生不逢辰，在金人鐵蹄馳騁中原之時，老百姓還是把“趙官家”視為國家民族的代表，不能接受另一個“鐵天王”來“亂天綱”了。
柴進(jìn)沒有自己拉桿子干事，只是支持了江湖上的邊緣人；晁蓋早死，蓋棺論定也只是個山大王�！端疂G傳》中喜愛交接天下豪杰的人物中只有宋江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政治上的訴求。他“平生只好結(jié)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谷，終日追陪，并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而且，家里還有地窨子，以備不時之需。梁山的第一把手是宋江，從他向往“招安”的政治方案中可見他的訴求是作宋朝的官吏，“封妻蔭子，福祚綿長”。有些論者鄙視這種沒有“大志”的訴求，認(rèn)為想做皇帝才好。其實天下皇帝只有一個，在這座王朝大廈沒有倒塌的征兆之時，這種取向是會受到統(tǒng)治者的全力反擊的，成功的概率很小。與此相反，如果退而求其次，當(dāng)自己有一定力量的時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這樣成功率就很大。它往往只是皇帝一句話而已。無論要做皇帝或要做官，只是起事者審時度勢做出一種抉擇，兩者并沒有本質(zhì)的差別，其目的都是為了發(fā)跡變泰。南北宋之交，武裝造反的人們，待自己羽毛豐滿之時，再投降朝廷做官是很普遍的事（詳說見本書談“招安”部分），所以當(dāng)時老百姓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說。這種政治訴求倒不是游民所獨有的，被迫揭竿而起的人們大約都有這種心態(tài)。不過如果考慮到《水滸傳》的故事，最早是由江湖藝人這個游民群體創(chuàng)造的，他們是從游民的“變泰發(fā)跡”理解梁山好漢的政治訴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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