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被忽視的知情權(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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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tǒng)的秘密政治
“政治”在國人眼中是神秘的，語及政治都要放低聲，像是與相知相愛者說“悄悄話”。為什么政治如此神秘呢？這要從上古說起，那時天人合一（最早的“天人合一”就是薩滿意識），政治領(lǐng)袖與上天神靈的代表是合一的。我們看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代表能夠與天通的玉琮與代表世俗權(quán)力的玉鉞（玉斧）往往為一人所擁有，可見神權(quán)與政權(quán)是合一的。
春秋是人文意識的覺醒時期，然而君主神秘化并未因此消失，反而更加強化了。如果說前者是出于原始的神秘意識，春秋以后則是有意識的政治操作，是思想家與統(tǒng)治者合謀的結(jié)果。先秦大多數(shù)思想家懂得君主、最高統(tǒng)治者也是人，并非神，但為了維持和鞏固現(xiàn)存秩序，認為有神道設(shè)教的必要，故意要用一些手段使君主神化，把他制造為神。“神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掩蓋其“人”的面目，張揚其偽造的“神”的光彩。如何“掩蓋”？墨子是用特務(wù)手段偵知百姓的思想行為的辦法制造“天子之視聽也神”。天子有千里眼和順風耳，無遠弗屆，這是靠給老百姓打個措手不及，制造君主的神秘。法家強調(diào)君王從身心到手段都要“退藏于密”，深居簡出，不使人知，權(quán)謀深藏于胸，使人莫測，用這些“潛御群臣”來嚇唬百姓，這是一種陰謀政治。人類對于未知的東西總是會有一些神秘感的，神秘自然產(chǎn)生敬畏。然而這些都要靠個“密”字來實現(xiàn)，越秘密、越出其不意，越能收到奇異的效果。因此自古“保密”便成為皇權(quán)專制統(tǒng)治不可須臾離開的法寶了�！兑捉�(jīng)》用“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來告誡人們秘密的重要。
如果君主盡管“退藏于密”，老百姓如果都像現(xiàn)代記者或狗仔隊那樣有鍥而不舍的“探秘”精神，“密”也很難保住。因此要保住“密”，就一定要使百姓愚昧，使百姓智力退化，除了吃飯干活外不再有其他欲望。用老子的話說就是“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統(tǒng)治者要把治下之民都變成身體強壯、吃飽飯再無其他欲望的無知無識的嗤嗤愚氓。韓非也說，理想的國家只需要兩種人—農(nóng)民和戰(zhàn)士，其他的都是蠹蟲。這不僅是思想家的意見，幾千年皇權(quán)專制社會中，專制統(tǒng)治者的確也都是這樣干的。愚民政策沒有能夠使一個王朝千秋萬代，都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暴力的輪回幾乎是中國歷史的厄運。也正是愚民政策使得歷史只有暴力，沒有進步。
與愚民政策相關(guān)的就是保密，把百姓拒之于“知情”之外�？鬃诱f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講不要把政情告訴民眾。近世要維護孔子的開明形象的，總愛為這兩句話辯護。實際上儒家既然把人分成“上智”和“下愚”，“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那么自然而然就會得出“下愚”“治于人者”不必對“上智”和“治人者”如何統(tǒng)治他們和如何管理國家大事有所知情，有所理解。而且在儒者看來作為“下愚”也沒有知情的能力。孔子反對“鑄刑鼎”就是民“不可使知之”的一個例證。孔子認為“刑鼎”一鑄，法律公開，人人皆知，不僅使實施人治的君子失去了操控能力，而且只會給老百姓鉆法律空子和更多犯罪的機會，決不會對他們有什么好處。
“保密”首先是保守住君主的秘密。秦始皇把咸陽的宮殿連綴在一起，四通八達，千門萬戶，秦始皇悠游其中，其行蹤嚴格保密，“有言其處者，罪死”。由此出發(fā)，無限擴大秘密的范圍，從君主本身延伸到有關(guān)他的一切。西漢御史大夫孔光是個嚴守宮闈秘密的典型，不僅在家中絕口不談朝廷政事，連宮中溫室栽種的什么花木植物都在他的保密范圍之內(nèi)。在皇權(quán)專制社會里，宮闈就是個犯禁的話題，弄不好是要掉腦袋的。明初詩人高啟被朱元璋腰斬，其原因之一就是其《題宮女圖》中的“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影射了宮闈密事。
法家為保護君主之秘，對臣下提出了許多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臣不要妄自猜度君主的想法，這是很危險的。韓非子講過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渲染了政治的神秘性：齊國的隰斯彌與田成子（即篡奪了姜齊君主之位的田常）登臺四望，三面都是一望無際，唯有南邊被隰斯彌家的大樹遮蔽了視線。田成子默然不語。隰斯彌回到家趕緊叫家人砍樹，剛剛砍了幾下，隰斯彌又叫停了下來。家人不了解為什么變來變?nèi)�。隰斯彌回答說：“古人有諺語說‘知道深淵中有魚的，不祥’。田將有大事（指篡奪姜齊），我們的樹可能對他有妨礙，他要知道我了解他這個心思，我必處于危險之中。我不砍樹，雖然可能對他的行動有所妨礙，但這不是什么大事。要測知了他的隱秘可不得了。”古代政治的神秘化不僅剝奪了民眾對國家大事知情的權(quán)利，而且使得所有人在政治面前人人自危，遍地陷阱，不知哪一步走得不對，就會有滅頂之災(zāi)。
“保密”曾為最高準則
歐風東漸、科學民主觀念傳入，政治運作應(yīng)該向科學化和公開化發(fā)展，民眾的知情權(quán)應(yīng)該得到肯定和保障，但由于神秘政治的傳統(tǒng)積重難返，再加上近百年來，中國長期處在激烈的斗爭之中，而且你死我活，沒有調(diào)和與妥協(xié)的余地，保密、特別是保守各自策略的機密幾乎成為爭奪權(quán)力的各個派別一直奉守的規(guī)則，民眾的知情權(quán)完全被忽略了。
本來這個規(guī)則應(yīng)該隨著“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的結(jié)束而告終，對于政治實質(zhì)應(yīng)該有新的理解。可是由于對形勢誤判，認為新中國建立后，階級斗爭不僅沒有消滅，而且隨著革命的深入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了。而長期以來又把政治僅僅看作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把政權(quán)單純看作是“鎮(zhèn)壓之權(quán)”。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不僅把秘密政治的規(guī)則延續(xù)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而且有加強的趨勢。既然階級斗爭無所不在，處處是階級斗爭新動向，人們互相不能知情，疑神疑鬼，那么“保密”自然而然上升為公民的最高準則。那時候什么都是機密，發(fā)行幾千萬份《參考消息》，幾億人都使用的糧票、油票、工業(yè)券都是機密，千萬不能讓外人得知。其實大約“地球人都知道了”，只有中國人才認為這是自己獨享的秘密。
不僅無限擴大“保密”的范圍，而且極荒唐的是讓全民代為保守這個“秘密”。1974年我就遇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位老先生，因病沒有去“五七干校”，他寫了一部書，名為《李商隱詩文編著集成》，100多萬字，當時根本沒有出版的可能。那時傳說毛主席喜歡“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他想直接寄給毛主席，又怕丟失，于是異想天開，想把書稿直接送到負責文化宣傳的政治局委員姚文元家去，但又不知姚住在哪里。后問起我，恰好我有個朋友住在姚家附近，就告訴他了。老先生一去就被扣在那里，問怎么知道這個地址的。老先生膽小又沒經(jīng)驗，就說我告訴他的。這件事煩擾我多次，公安系統(tǒng)來人找我調(diào)查，追問聽誰說的。當時告訴我地址的朋友正被審查，不好說出他，只好硬挺，最后不了了之。然而單位領(lǐng)導責備我泄密，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其實姚家附近的人們幾乎沒有不知道姚文元是他們的鄰居的。這算什么“密”？再說也沒有任何文件、命令通知人們這是“秘密”，必須代為保守。從這件小事可見那時是多么容易受到“泄密”的指控。
倡導知情權(quán)就要重新界定保密的邊界
我覺得用“改革開放”概括1978年末以來實行的社會變革特別恰當。“開放”這個詞，不僅僅是對外開放，也包括開放我們的心胸和頭腦，使我們意識到我們在社會和國家面前是享有權(quán)利的，原來許多神秘的東西其實也很平常，是有人愚弄了我們。
隨著“政治”向管理眾人之事和服務(wù)社會大眾的轉(zhuǎn)型，政治越來越成為公共事務(wù)的代名詞，民眾越來越感到政治不再神秘，它與我們平時的利益密切相關(guān)，因此也就產(chǎn)生了知情的要求。隨著和諧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人們坦誠相見，不再互相防備，許多事情也就不再是秘密。其實普通老百姓缺少知情權(quán)的時候，又能知道多少秘密！
然而習慣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其一，總是習慣把保密的任務(wù)播散到全體人民。所謂公民皆有“保密的義務(wù)”，當然作為一個國家，在暴力還存在的世界上，自然應(yīng)該有其不應(yīng)該泄露的機密、乃至絕密。但保守這些秘密應(yīng)該是政府工作人員中掌握機密之人的事，而非媒體或普通公民的責任。因為如果掌握機密者盡責了，普通民眾和媒體不可能知道，如果讓民眾或媒體知道了，其責任在掌握機密的工作人員，而不應(yīng)該是獲得了機密的民眾或媒體。其二，如何界定秘密的邊界問題，我認為凡是事關(guān)百姓生活與福利的都不能算作機密，有些官員或其政績發(fā)生問題，或其劣跡被人揭發(fā)時也會祭起要“保守機密”的法寶，用“泄密”作為報復(fù)的武器，我們已經(jīng)看到過一些這樣的案例。其三，過去有些政府工作人員隨意向境外媒體透露消息，不承擔任何責任。有時是為了“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制造輿論；有時是感到失控，面臨不利局面，反回來又在國內(nèi)追查小道消息，把責任推到老百姓身上。這是一種把“機密”工具化的不正�，F(xiàn)象，也反映了在機密問題上官民是不平等的。其四，過去按級別分配“知情權(quán)”，哪個級別能夠知道哪些事情，級別不到，不能知道。“知情”也像分房一樣成了個待遇問題，這顯然是有悖于政治文明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如何向百姓提供知情平臺是應(yīng)該深入研究的。
前幾年，有位在歐洲生活很久的朋友對我談起，西歐國家的民眾關(guān)心的“政治”與我們不同。我們一談就是政治局、國務(wù)院的事兒，其實這些與普通百姓沒什么關(guān)系，人家關(guān)心的都很具體，如所在地區(qū)的預(yù)算、公共設(shè)施的建筑、老百姓稅金的去向，等等。我想前者可能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事情，那時人們雖然很少有知情的權(quán)利，但在對小道消息議論中寄托著自己的政治愿望�，F(xiàn)在情況不同了，當知情的權(quán)利被民眾理解，政府為民眾的知情提供了相應(yīng)的平臺以后，就會發(fā)現(xiàn)民眾最關(guān)心的還是那些與切身利益有關(guān)的事兒，在這一點上東西方的民眾并沒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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