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人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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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我的《綠化樹》被陸續(xù)譯成幾種外文。首先譯為英文,英譯者是我非常尊敬的著名學者楊憲益、戴乃迭先生,他們夫婦倆與我商量,是不是把最后一節(jié)主人翁“走上紅地毯”那一段刪除掉。我堅持不刪,雖然我很尊重并敬愛他們。說這話的時候在北京百萬莊他們四面被書籍和酒瓶圍繞的家里,因為住在百萬莊,憲益老自己號稱“楊百萬”,憲益老和乃迭剛喝了些酒,正陶然于酩酊的享受之中,我也沒有向二位老人家解釋為什么我堅持不刪的理由。后來是日文譯者、俄文譯者、波蘭文譯者及其他幾種文字的譯者,幾乎都提出這種意見,還有與我熟悉的文學評論家,也認為“走上紅地毯”那一段有“俗氣”之嫌,破壞了全篇給讀者的審美情趣,建議我在將來出版自己的《全集》時重新修訂,出個修訂版。對這些意見我僅置之一笑。
竟沒有人理解那個主人翁“走上紅地毯”是很重要的一筆,那不僅僅是主人翁個人命運的改變,而是中國社會開始全面改變的象征。
現(xiàn)在,我們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的變化,在經濟改革上是從農村的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在思想政治上的變化是從反對兩個“凡是”、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解放運動及大批平反“冤假錯案”與恢復老干部的職務開始的。這都很對。而我認為被理論家們忽視了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與此同時,全體中國人,不論是誰,從此以后再不講究“成分出身”了。在戶籍上、職業(yè)登記上、干部工人居民表格上等等需要記錄公民情況的文字性依據(jù)上,“出身成分”這一欄的消失,對推動中國改革和社會的發(fā)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遠作用。平反“冤假錯案”也好,給“地富反壞右”摘掉帽子也好,恢復老干部名譽職務也好,那只有中國一部分人,盡管是很大的一部分人受惠,只具有局部性、暫時性的意義。而不再講究“出身成分”這一政策性的改變,卻給全體現(xiàn)在活著的中國人及全體中國人的后代全面地敞開了社會的大門,將所有人置于社會平等的地位。從傳統(tǒng)政治學觀點上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才真正具有了“共和國”性質。
我們現(xiàn)在常常說“與世界接軌”這句話,卻忘記了走這不太引人注目的一步,是我國最早開始的“與世界接軌”。在中國特殊的歷史階段,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消滅階級”的歷史舉措,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消滅階級”。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一切經濟的和社會的改革才能進行并展開,才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能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能有思想解放運動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才能真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思想解放,是以人身解放為前提,社會改革必須先以人身解放為第一步。沒有人身解放,思想解放和社會改革都無從談起。
不再強調每個公民的“出身成分”,就意味著“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yōu)秀人物”來補充統(tǒng)治階級或說是政權領導層成為可能。民主政治的曙光從這里升起。
可能有讀者認為我只是從個人的切身感受、從個人感受最深的某件事情上來觀察社會。固然這對每一個作家藝術家思想家來說都是很難避免的,但感性不正是理性的基礎嗎?離開了社會普遍的感性,社會的理性從何提釀出來?我們說過去“階級斗爭”理論之所以荒謬,不也是因它在文字上語言上的所謂理論大大偏離和有異于我們在那種數(shù)字化生存的日常生活中的感覺嗎?我們思想經常走入誤區(q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學者們慣于從書本出發(fā),跟著現(xiàn)成的理論亦步亦趨;理論脫離實際,首先是從理論脫離感覺開始的。況且,如果我們能回顧一下中外歷史的話就可發(fā)現(xiàn):沒有一種專制政體不是把對人民的統(tǒng)治建立在把人民分成絕對不可逾越的階級、階層、等級、民族、種族、門閥等等之上的。
當我平反后重新工作,從農場學校發(fā)給我的教員登記表格上,順著表格一項項找也沒找到“出身成分”這一欄的那一瞬間,我內心深處不由自主地就滋生出一股能成為“優(yōu)秀人物”的雄心。坦率地說,踏上“紅地毯”并不是我當時所希望的,但心中充沛的解放感突突四射,相信自己從此可以施展個人的才能,似乎是沒有我做不到的事情。由此及彼,推而廣之,這個變革會多么強有力地激發(fā)起社會上每個人蘊藏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很大一部分中國人多年來受著不公正的待遇及強暴的壓制在心中的積怨,也因這種人身的解放而得以消弭。“人人拼自己的命,上帝管大家的命”,從而整個社會才能真正活躍起來。
此后,僅三年多一點的時間,1983年我居然踏上了人大會堂的“紅地毯”參政議政,雖然有人說這種所謂的“參政議政”是“說了也白說”,可是我畢竟有了“不說白不說,白說也要說”的權利,才順手將它寫進我的小說中作為一個細節(jié)。在小說中描寫一個社會變遷,需要有某個細節(jié)作為度量變遷的標尺。雖然“紅地毯”這一細節(jié)也許有點“俗氣”,但社會上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俗人,如果要講究細節(jié)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話,我倒覺得這個細節(jié)是很妙的,所以我才堅持不刪節(jié)掉《綠化樹》中的“紅地毯”。
英國著名經濟史家和改革家R•H•托尼(1880—1962)在《論平等》中說:“一個尊重平等的社會,只重視不同的個人之間在氣質和智力上的差別,而輕視在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們之間所表現(xiàn)出來的經濟和社會的差別。社會在貫徹其政策和構建社會組織方面,將會努力去鼓勵前者,而抵消和壓制后者。”這使馬克思所說的在階級社會中鞏固統(tǒng)治的金科玉律,“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yōu)秀人物”成為可能。即使不從組成上層領導圈來考慮,公民的平等能給所有人,尤其是其中的“優(yōu)秀人物”予進身出頭的機會,便會使社會獲得相對的安寧和穩(wěn)定。
因“出身成分論”逐漸取消,由“出身成分”派生出來的一個人出生后的歷史,也不很為人們注意了。仍是悄悄地,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人在社會上的流動性增強,職業(yè)機會出現(xiàn)多樣選擇的趨勢,過去那個比本人還重要、由幾個領導背著本人捏估些什么就能決定人終生命運,并像影子一樣跟在人屁股后面的個人檔案,也漸漸不被人們重視了。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開始出現(xiàn)“只重視不同的個人之間在氣質和智力上的差別”。這種情況,并沒有如過去人們所擔心的那樣會帶來混亂和不穩(wěn)定,相反,在社會穩(wěn)定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很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我們在經歷過一次很嚴重的政治風波之后,風波在心靈上造成的創(chuàng)傷和動蕩能較快地平復,國民經濟又同時取得較大的進展,除了有其他種種政治上得當?shù)木唧w操作,還不應不歸功于這種“平等”。我就知道不少參加過風波并且是地方上風波中的重要人物,于風波后在政治領域以外,甚至就在政治圈內,居然也可取得成就,于是也就安于現(xiàn)狀了。同樣,“文革”中很出過一陣風頭而“文革”后被稱作“三種人”的人,有不少也在今天的社會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相當活躍,盡其可能地適應當前與“文革”完全不同的社會格局,只要他(她)能在這種環(huán)境中有路可走,他(她)也會感到得其所哉。
其實每個人都是“此路不通,再換一條路”的,每個人都會“變通”,關鍵是社會要給他(她)提供平等競爭和多種選擇的“變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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