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1552—1610，MatteoRicci），號西泰，意大利人，來華耶穌會士，晚明轟動一時的公眾人物。是時，利瑪竇以淵博的“西學”享譽士大夫中間，又以華言華服的“夷人”形象令晚明眾多百姓驚詫不已。時人稱：“四方人士無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愿望見焉。”（徐光啟：《徐光啟集》，卷二《跋二十五言》）利瑪竇自稱：“中國人來拜訪我，有些人好像發(fā)了狂，爭先恐后，絡繹不絕。”（利瑪竇：《利瑪竇書信集》）事實上，晚明時期，利瑪竇不僅是一個奇特的外國人及“西學”代名詞，且與晚明的“利瑪竇現(xiàn)象”有著不可忽視的內在關聯(lián)。
救時與“利瑪竇現(xiàn)象”
晚明時代實則濫觴于成化時期。成化時期，明朝經過百余年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以經濟生活商業(yè)化為表征的社會變遷開始萌動。換言之，自成化以來，明代經濟社會近代化轉型已成為時代主題。
至萬歷時期（1573—1620），隨著城鄉(xiāng)商品經濟迅速滋蔓與膨脹，明代整個社會已經陷于原有經濟秩序及道德觀念崩解之際的浮躁與混亂之中。與社會變遷相伴生的，是日趨嚴重的傳統(tǒng)社會危機、統(tǒng)治危機及更為深遠的儒家思想危機。國事維艱，為了救時，晚明一些尚有政治責任心與道德良知的士大夫心存憂患，積極尋求挽救危機的救世良方。其中，成化、弘治之際，明代大儒、中央重臣丘浚曾致力于總結歷代治國思想及明興百余年政治得失經驗，具體提出以“養(yǎng)民”為核心、以“為民理財”及“崇教化”等為途徑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思路（丘浚：《大學衍義補》）；正德、嘉靖之際，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等擬通過提倡心學以求改造世人精神，挽救社會危機；其后，陽明后學——泰州學派宣揚“百姓日用之道”說，從民生視角探尋國家出路借以匡濟天下。除去上述思想家們在“思想”層面的積極探尋，嘉靖以來，明朝地方大員如龐尚鵬、歐陽鐸、潘季馴、海瑞等人亦試圖改革賦稅征收辦法以解救晚明困厄。至萬歷初年，張居正改革則集其大成。張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統(tǒng)治危機暫時有所紓解，然而，未能根除。萬歷十二年（1584），曾“威權震主”的張居正身后遭到萬歷帝徹底清算。摧毀張居正勢力后，萬歷帝很快就“轉業(yè)”了，此后三十余年間，他“隱居”深宮�；实鄣≌�，政務廢弛，社會危機加深。是時，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兵變、民變迭興，反礦監(jiān)稅使得市民運動驟起。在此人心思變、國事不堪之際，救時成為時代最為迫切的課題。
風云際會，利瑪竇等飽學的耶穌會士們恰于晚明之際攜帶“神奇”的“西學”遠渡重洋來傳教。重科學、重實用的“西學”令一些陷于思想困惑、國事迷茫之中的士大夫為之一振。如徐光啟等認為，“西學”為救世之學，“天主教”便是改造人心社會之良方，即“國家致盛世、保太平之策，無以過此”（《徐光啟集》卷九《辨學章疏》）。于是，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晚明較為開明的知識分子遂傾心于西學，主動交好利瑪竇“學而時習之”，欲借西學以挽救明朝統(tǒng)治危機與社會危機。凡此，最終形成晚明時期特殊的政治現(xiàn)象——“利瑪竇現(xiàn)象”，即晚明士大夫以譯介西學為主要途徑，以端正人心、富國強兵為依歸的自覺的學習、提倡“西學”以救時之舉。
“利瑪竇現(xiàn)象”是晚明救時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它標志著晚明一部分士大夫為了救時而從最初強化儒學治國功效轉向求助西方科學技術，從推崇儒家思想而轉宗天主的一段極為復雜而艱難的心路歷程。因此，“利瑪竇現(xiàn)象”不僅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時的現(xiàn)象與模式，也是晚明士大夫救時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
利瑪竇“作為”與“利瑪竇現(xiàn)象”
“利瑪竇現(xiàn)象”之所以在晚明時代出現(xiàn)，雖是時勢使然，但是，利瑪竇本人的“作為”也是不應小覷的重要因素之一。概言之，利瑪竇的“作為”主要有如下表現(xiàn)：
�。ㄒ唬┢沸卸朔交脼�“形象”
在政治風氣顢頇腐朽、人心浮躁且急功近利的晚明時代，在士大夫多庸碌無恥、貪戀聲色且沉迷貨利的萬歷時期，身為“遠夷”的利瑪竇以其“淡然無求，冥修敬天，朝夕自盟已無妄念、無妄動、無妄言”（吳中明：《〈坤輿萬國全圖〉跋》）之端方品行；以“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李之藻：《〈畸人十篇〉序》）之清新形象活躍于讀書人中間。利瑪竇的這種獻身“信仰”、清心寡欲的生活方式著實令一些尚有道德責任心的士大夫由衷驚嘆并欽羨。故而，他們多以“極標致人”、“善人”、“有道君子”、“大雅君子”、“忠信為務”、“博聞有道術之人”及“至人”等詞語褒揚之。按照時人“見微知著”之認知習慣及推理邏輯，即從“利瑪竇”的“至人”形象便能管窺當時歐洲“氣象”。換言之，“利瑪竇”乃“歐洲”及“歐洲社會生活”具體而微者。進而言之，晚明時代的“至人”利瑪竇本人實則已經幻為表征天主教“文明”及歐洲“昌明”之具體“形象”。這種美好的“形象”，一方面，激發(fā)了晚明士庶對利瑪竇本人及其國度的艷羨心理，催迫一些士大夫對晚明社會問題不斷做出深刻反省與真切檢討；另一方面，利瑪竇的端方品行又使其得以立足士林，交結縉紳并備受推重，借以增加士大夫對歐洲“文明昌盛”社會生活的親近感。
（二）處世老到贏得“認同”
利瑪竇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他很清楚，間關萬里，浮海而來，若想立足華夏，首先要被中國人接受。因此，從西江之畔到燕山腳下，每到一處，利瑪竇不急于傳教，而是首先展示代表歐洲文明的器物與學術，以此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在介紹“西學”中巧妙滲透宗教觀念；對于“反教”民眾，利瑪竇則對他們尊重有加，以忍讓為策略，從不激化矛盾；對于達官貴人，他則積極來往，增進感情，尋求政治庇護；對于有清正之名的士大夫，利瑪竇則主動交好，借以提高自己的身價與聲譽。利瑪竇最為厲害之處，是能夠審時度勢而采取借“雞”生“蛋”策略，即依托“先儒”而傳教。此前，耶穌會一味反對“異教”，利瑪竇則根據(jù)明朝“國情”而略微變通，對“儒教”及偶像崇拜行為予以默認，并確立“合儒”、“補儒”、“超儒”等適應性傳教路線，并同儒家建立“反佛聯(lián)盟”，通過反佛附儒而尋求發(fā)展空間。利瑪竇的這些“老到”的做法，為他贏得“利公”、“利子”、“利君”、“利先生”、“西泰子”、“西儒”等尊稱，進一步拉近了自己同士大夫的距離，進一步拉近了儒學與天主教的關系，從而增強了世人對歐洲與天主教的認同感。如作為東林黨核心人物之一的鄒元標稱，利瑪竇等“欲以天主學行中國，此其意良厚。仆嘗窺其奧，與吾國圣人語不異”（《愿學集》，卷三）。此種“認同感”正是徐光啟等人力倡的“西學救時”的重要思想前提。
�。ㄈ┎┞剰娮R供給“學術”
利瑪竇學識淵博，具有超強的記憶力。時人錢希言稱：“（利）瑪竇慧性絕倫，雖數(shù)萬億言，一覽而得。”（錢希言：《獪園》，卷四）此語雖有夸張，但是，利瑪竇能夠較快掌握華言華文，“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儀”（李贄：《續(xù)焚書》，卷一）則是事實。有賴于博聞強識，利瑪竇在肇慶繪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在韶關把《四書》譯成了拉丁文，在南昌用中文撰寫《交友論》；有賴于超強的記憶力，利瑪竇同徐光啟、李之藻等人聯(lián)手完成了《天主實義》、《西字奇跡》、《二十五言》、《西國記法》、《幾何原本》、《渾蓋通憲圖說》、《畸人十篇》、《乾坤體義》、《同文算指》、《圜容較義》、《理法器撮要》等大部頭著譯；有賴于博聞強識，利瑪竇在士林政壇、滿座高朋當中侃侃講解西學、宣揚天主教義；有賴于超強的記憶力，利瑪竇東傳西學、西傳中學、融通“中西”，被譽為“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凡此種種，使利瑪竇成為“西學救時”之“學術”主要供給者。史稱，徐光啟“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遂遍習兵機、屯田、鹽莢、水利諸書”（《明史•徐光啟傳》）。而李之藻、楊廷筠等亦然。
�。ㄋ模┥裨�“歐洲”歆動政界
政治上“末世”危機與傳統(tǒng)社會近代化生機耦合并發(fā)是晚明時代的總體歷史特征。是時，城鎮(zhèn)生活陷入奢靡化境地，農村經濟蕭條，流民運動席卷全國，社會動蕩不安。如何救時？正當徐光啟等士大夫上下求索之際，利瑪竇等帶來了令他們耳目一新的西學，還帶來了一個“繁榮昌盛”的歐洲圖景——為了抬高歐洲形象借以增強自己及天主教的“說服力”，盡管當時歐洲，包括利瑪竇的母邦——意大利戰(zhàn)亂頻發(fā)，利瑪竇還是在真話中夾著諸多“神話”。在利瑪竇的娓娓講述中，歐洲“一夫一妻制”和諧家庭生活樣式已令晚明忙碌于妻妾之間的士大夫們詫異不已，而利瑪竇關于歐洲社會和平康樂、民眾生活悠閑富庶之“神話”又進一步激起士大夫心靈深處的“治世”情結。換言之，利瑪竇煞費苦心的關于歐洲“太平盛世”的虛假宣傳使得一些士人在艷羨之余信以為真，并視為榜樣。如徐光啟等人竟向萬歷帝進言：歐洲諸國因信奉天主教，“千數(shù)百年來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閉關，其久安長治如此”。（《徐光啟集》，卷九）也就是說，徐光啟等認為，歐洲之所以“久安長治”，天主教起著決定性作用，“格物之學”也很重要。因此，徐光啟提出，利瑪竇“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徐光啟集》，卷九）。于是，“徐光啟們”積極譯介來自“泰西”的“事天之學”、哲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等，希望借以挽救明朝的統(tǒng)治危機，是為晚明“利瑪竇現(xiàn)象”——“西學救時”運動。
“利瑪竇現(xiàn)象”：一個時代的啟示
萬歷以來，明朝社會危機與統(tǒng)治危機不斷加深。是時，士大夫掀起的救時運動經由經濟改革而政治改革而思想文化改造之艱難復雜的探索歷程。其中，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過是對原有制度的修修補補，成效甚微。而以“利瑪竇現(xiàn)象”為表征的“西學救時”之舉則意欲以“西學”改造傳統(tǒng)儒家思想借以匡時濟世。
蓋因晚明時代的大明帝國原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尚未發(fā)生根本性變化，換言之，晚明的中國雖然逐步商業(yè)化，但是還沒有積聚起支撐經濟、政治大變革的足夠的社會力量。所以，客觀說來，徐光啟等人的“西學救時”只不過是一次有益的政治（或者稱之為學術）嘗試，但它終是一個特定時代的政治假命題。在“利瑪竇現(xiàn)象”背后，晚明時代還是處在社會商業(yè)化道路上逡巡不前的時代。
�。ā恫┯[群書》2012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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