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來自網上的報道：昨（26日）晚7時許，浦東一名女子從高處墜下身亡；今（27日）凌晨2時許，楊浦一名女子從高處墜亡；今凌晨5時許，楊浦又一名17歲外地來滬男子高處墜亡；今晨6時許，浦東新區(qū)浦明路一年輕男子從高處墜亡……短短11小時內在上海浦東和楊浦就有兩女兩男從高處墜亡，最小的年僅17歲。
十一個小時，僅僅是上海一個地方，四條鮮活的生命戛然而止。加之富士康公司密集的甚至是仍然在進行中的十一連跳。中國在經歷了自殺作為偶然性事件的階段后向著自殺的新時代進軍。
說實話，自殺在我心里一直無法完整地和殘酷聯(lián)系在一起，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殘酷加審美的雙重意義。首先它是自殺者的一種行為的自主選擇。其次他們很多人的自殺成為最重要的生命節(jié)點，并因此閃耀死亡的勇氣、美麗和丑陋。海明威、川端康成、萊蒙托夫、凡•高、老舍、顧城、海子，以及阮玲玉、張國榮等等，他們的自殺動因應該都是來自很深的精神層面和復雜的社會和時代背景。這是某一人在某一時期某一社會特質下的帶有綜合和折射意味的一種行為。他們的自殺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其彰顯生命內涵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雖然殘酷了些。
但是，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是自殺在集體性地向著大眾平民緊急降落，他們不妥協(xié)于時間和地點，不顧及家人和親友的親情聯(lián)結與悲痛，顯得急迫而又草率。但他們真的那么草率嗎？我追問自己，卻沒有答案。因為我不是一個自殺者。我不能代替他們作判斷，但我敢于確定的是他們沒有更深的精神層面的原因，因為他們都是很年輕的自殺者，生命的歷練和內涵都不多。他們處于幻想、戀愛、青春勃發(fā)、荷爾蒙噴涌的生命階段，是生命中最珍愛、最自私、最自戀的時期，是最渴望生命成長的時期，也是生命的骨節(jié)和枝干還不足夠堅韌的時期。但他們卻一個個從高空墜落，想以不規(guī)則的人類不具有的飛翔姿勢靠近大地泥土，卻被堅硬的水泥阻擋，保證了自殺的成功率，并死得更碎。
如果我們不能去尋找他們自殺的精神層面的原因，我們去哪里尋找他們自殺的動因？其實自殺不可能一點不觸及精神層面。自殺對于任何草率于生命的人來說都不會是一個簡單的生命行為，不是去出游不是去喝酒，他們一定都經歷了反復的思慮、判斷和取舍，直到最后做出決定，自殺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會是一生中最重要最醒目最艱難的一次選擇。這個決定無論我們覺得多么草率，對于自殺者也一定是最有難度的最慎重的最看似必然的行為。可他們就是這樣一個個做了此種最后的選擇。
我們必須審視和責問我們的生命所處的環(huán)境，我們的生命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受到了什么樣的擠壓和折磨。我們要靠近一個詞語：生存。我相信這些自殺者的共同原因一定是來自生存。能生則存，不能生則不存。這應該是自殺者的邏輯。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生存壓力直接造成一個人生長的阻力，環(huán)境的惡劣以及由物質的不平等、權利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造成的人的精神壓抑與壓力，是一個單薄的脆弱的生命所無法忍受的。從這個角度，自殺永遠都是他殺，只是沒有一個具體的兇手�；诖耍覀兌际莾词�，都是劊子手。他們在最基本的生存面前焦慮、煎熬、絕望，直到淺層的精神崩潰，直到精神與肉體的絞動和不可調和，最終決定放棄肉身，從而終結生命。
也因此自殺在逐漸地放棄它的個人屬性，改變了它由獨立原因導致自殺的歷史階段，向著統(tǒng)一的自殺動因轉變。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自殺者的動因是那么的相同和相近。這也是自殺在今天逐漸成為一種更具有集體傾向的根據(jù)。這樣的自殺無疑會面積擴大，因為它很容易被復制。也因此我很擔憂潛在的自殺者在冰山之下有多大的覆蓋面。
愛護生命，敬畏生命，這是我們每個人應該遵循的最基本的行為操守。因為我們的生命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延伸到很多很深的我們應該肩負的責任里以及社會的親情的根系與脈絡里。我尊重自殺者的脆弱與勇氣，但我不能贊成自殺者的絕對化的草率。我們更應該堅守生的膽量和勇氣，更應該反思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生命環(huán)境。如果我們不能最終改變土壤，這樣的死亡還會繼續(xù)生長并增長。也許我們會漸漸地在自殺者的隊伍里看到我們的朋友、親人，甚至我們自己。
如果不是來魯院，也許我一生不會看《阿凡達》，作為大工業(yè)時代的產物，作為一部電影，它應該是速生速滅的。但我在它速滅之前遇到了它�，F(xiàn)在除了時間，我已經看不到任何永恒。
是的，它沖擊了我的情緒。當別人都在議論它高超的技術性的時候，我卻感覺，無論它有多么高的技術含量，在這樣一個技術時代，都讓我很難產生絲毫的驚奇。我更關注的是它的語言所觸及的更遠的東西。應該說《阿凡達》讓我提前看到了一場人類葬禮的預演，而卡梅隆就是那個身穿美元的葬禮司儀。
在觀看它之前，我最大的設想，認為它可能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一種反標本出現(xiàn)。這也是我認為的它的價值所在。在這一點上，它也確實有一定的觸及。它觸及了人類的最大外延的邊界。在這部電影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毀滅。而它設計的對象是另一個星球。應該說其中的故事脈絡和套路沒有什么新奇的，人物的德性也是美國人所一貫的不可一世和莫名其妙的得意。對美國人的這種德性我早已惡心透了。但它因為觸及了人類與星球這樣的意象，我們思維的空間不可能不被它強行鼓脹，因為這里有著我們人類其實很不敢觸及也更不敢普及的一些敏感處。人類的深淵是存在的，但我們不想把人類引導到這里的。在這樣的意象下，人類的毀滅與延續(xù)已經包含在其中，并因此在電影所制造的全息狀態(tài)里，暫時忘記了我們人類一貫的文明格式與法則。
人的欲望在葬送掉我們的地球之后向著更大的空間擴張，仍然是一貫的侵略與掠奪式的。人性的丑陋在無限擴張。我不知道我們今天怎么如此寬容人類的欲望，并幾千年來在這樣的欲望里創(chuàng)造了這個星球的血腥歷史，塑造了今天這個怪胎的世界，難道就是因為我們今天都在享受這樣的世界，我們就寬容？？難道這就是我們歌頌的萬物靈長？？真要這樣那我要歌頌人類的毀滅日。我希望外太空是人類的一條死路，讓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終結他們的欲望。
為此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還應該繼續(xù)仰望太空，因為我知道我們的仰望里不僅僅是審美的目光，更有欲望的目光。太空廣闊，我卻感覺到它的寒冷，地球狹小，卻能讓我們獲得一點救命的溫暖，哪怕這溫暖里一直含有血腥之氣。
我不知道我是該熱愛人類還是憎恨人類，如果我愛人類，我會從每一個人開始；如果恨，我也一定從每一個人開始，包括我自己。我想無論是愛還是恨，那都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基本表情與心情。
觀看這部電影，我?guī)状瘟飨卤鶝龅谋瘻I，對于參加一場葬禮的我來說，在這點上我是稱職的。只有一次，當女科學家即將死亡的時候，男主角說，納威人會救你的，我的淚水里有一絲微弱的感動。
從影院出來，我看到了大街上的蕓蕓眾生在擁擠中川流不息，我想象每個客廳里的餐桌和深夜床上的肉體，我感到了人類法則的硬度，我甚至感覺到爾虞我詐對于人類也許會有一種封閉的意義和熱量。但我還是無法逃避毀滅和深淵這些意象的存在，在我后背與脊椎上留下的冰涼。
很多事情再有道理也說不過錢。因為我們總是把錢當?shù)览怼?/div>
——題記二
我是個固執(zhí)的人，我還是要說說錢之外的事情。
——題記三
這個世界的變化之大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我把它概括為一個“讀幣時代”，就是我們一個民族整體地進入了閱讀錢幣的時代。讀幣使得我們忘記了思想上的深刻、精神上的審美和藝術上的愉悅，變得冷酷無情，麻木不仁，心不存善。
我們怎么會這樣？
今天上網讀到了一個很令我吃驚的消息，作家洪峰因為不滿意沈陽文化局當初對他的承諾，加之停發(fā)了他的工資，遂掛牌實名上街乞討。
讀著這樣一個消息，我的心里說不出的隱痛、茫然和惶惑。
首先我沒有贊賞他的極端行為的意思。也許洪峰已經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加之作家和現(xiàn)實打交道的低能，他做出此舉動可以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但我還是不能贊賞洪峰的舉動。
難道我們就不能反思一下，我們的作家為什么會這樣去做呢？我看了很多的留言，很多人對作家被供養(yǎng)的體制發(fā)出了激烈的言辭。說作家應該靠稿費去怎么樣，就是說作家應該有應付市場的能力。我一直覺得我們的民族在這方面有一個誤區(qū)，就是在我們實行了市場經濟之后一切都用市場的標準去做簡單的衡量。難道我們的作家都應該去寫賣得動的東西？如果那樣我們不妨試一下，我們的民族文化將會是什么樣。知道什么文字最賺錢嗎？當然有很多優(yōu)秀的精神作品是有一定的市場的，但就一般的寫作而言，色情、兇殺、隱私，以及大批的文化快餐最有市場，黃色讀物和錄像帶我們那么禁止，不是還有很多人冒違法的風險去制造嗎？我們的作家難道都去寫這樣的東西？我們的民族真的已經不需要文化經典和高度了？
還有一個誤區(qū)，就是說我們的國家養(yǎng)了作家。一個“養(yǎng)”字把所有作家都打到了毫無作為和作用的嬰兒的行列。作家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多余了嗎？我不這么認為。我以前也對作家被“養(yǎng)”有看法。但我近來越來越覺得我們的想法是有問題的。作家真的對社會、對國家、對民族、對文化沒有貢獻？提起唐宋我們記憶的是什么？唐詩宋詞��！清朝如此腐敗破敗，但一部《紅樓夢》給了我們一個民族怎么樣的記憶？《紅樓夢》沒有挽救清朝，沒有挽救曹雪芹的家族，卻制造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作家往往不是對一個現(xiàn)實的問題有作用，但他對民族、對文化有自己獨特的作用，他給我們提供了多么重要的一個民族的記憶。我并不是說我們的作家體制是正確的，它有很多弊病�？梢哉f有很多作家是不配在這樣的體制里存在的。應該調整它的機制，要讓作家協(xié)會給真正優(yōu)秀的作家提供保障。今天，作家無論是在一個國家的社會體制中，還是文化結構中都還不是一個多余的存在。難道它連某一個工種都不如？我沒有說它一定就比某個工種高的意思，但無論如何也不應該低吧？
我對國家給作家提供一定保障持贊成態(tài)度還來自我在一次看中央電視臺的談話節(jié)目時看到的一條信息。據(jù)說英國的牛津和劍橋都有由政府提供的資金資助的一批完全靠想象、幻想甚至就是我們說的胡思亂想來工作的人。國家不向他們要成果、要論文、要專著，就要他們沒有任何約束的甚至是完全荒誕的不著邊際的幻想。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保持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基礎。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英國政府的胸懷，以及他們境界的高遠。如果我們要作家每年都要拿出多少作品，都要有多少文字上的量的產出，否則考核不通過就不發(fā)工資，我們的文學史上還會有《紅樓夢》《水滸傳》《三國》《史記》嗎？這些一生只寫一部書的作家不都餓死？曹雪芹是一個連一部書都沒寫完的作家，你也要讓他靠市場靠稿酬去生存？難道我們的時代只需要金庸、韓寒、郭敬明？我們今天為什么就要對作家這么急功近利呢！作家是精神的獨立思考者，看似是作家的個人成果，但最終是一個集體的、國家的、民族的精神體現(xiàn)。而且作家有作家自身的特性，作家不坐班是這種特性決定的，不是特權。作家深夜的皓首窮經，睡夢中的精神和生理上的折磨誰看到了？
所以在我們今天還有作家協(xié)會這樣的體制給作家提供保障的時候，我們不能過于把作家的工作量化，掙錢了就是好漢，不掙錢了就怎么怎么樣。國家不是一個可以隨便使小性子的個人。因此體制也要有氣度，有民族之大度。作家的最終成果只要有價值，最后都是國家的、民族的。
所以我在讀那些文章后面那么多過于任意化的留言的時候，心里產生了一種很不安的感覺。過去我們的言論沒有什么自由，我們曾經為了這樣的自由做出了多少努力和犧牲��！但是當我們今天有了比較充分的發(fā)言權的時候，我們就要反省一下我們自己，應該怎樣把我們的發(fā)言變得更有價值。這樣的比較充分的發(fā)言權，我們并沒有資格去亂用，否則我們就是對國家也是對我們自己不負責任。這樣的寬松的言論環(huán)境其實對我們每一個發(fā)言者更是一種考驗——我們已經具有了發(fā)言的資格和便利，但我們是否已經具有了發(fā)言的能力？
是的，我們的國家已經走向了市場，但我們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的社會難道就只剩下一個標準，那就是金錢？人是靈與肉的總和，難道社會就不應該是物質、精神與文化的總和？金錢就真的完全可以代替精神和文化嗎？我們中國的夏商時期有個文化斷代，那已經是與我們今天的現(xiàn)實多么遙遠的事情，可我們還是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去銜接它。難道我們今天就因為物質發(fā)展了，就人為地制造文化斷代？？？
還有作家自己養(yǎng)活自己的問題，工資的形式就一定是錯的？工資其實是多么基礎的一個保障啊！國外是沒有國家的作家協(xié)會，但國外的很多寫作中心都有著很雄厚的資金基礎。我們的作家更有價值的個性化成果是不可能都有能力直接從市場得到回報的。所以有很多國家是由國家提供資金以民族的高度給其出版、付其報酬并予以保存的。哪怕只出幾十冊。國家的利益難道也都能從市場上得到體現(xiàn)？不能體現(xiàn)的時候，國家就不作為？國家就不能有自己的高度？
還有我們的市場體制，難道就真的給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提供了空間嗎？市場就那么有用嗎？特別作為精神的產品，它更多的時候和市場往往是有錯位甚至是相背離的。沒有市場就是沒有價值？價值只靠市場去檢驗，對嗎？而且我們今天的市場對作家的勞動成果有多少尊重？我們大量地消費歷史上的文化產品，我們都給他們付費了嗎？李白得到了，還是杜甫、曹雪芹得到了？可我們一個民族在享受他們給我們的滋養(yǎng)啊！是那些優(yōu)秀的文化典籍提升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高度啊！凡•高的畫現(xiàn)在已經上億美元，凡•高花了幾分錢？那只是后來的商人們在賺錢，是我們大眾在心安理得地享受它。
但作家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有生存問題，難道我們就應該輕易地無情地隨便舉起我們手中的劍柄對他們亂砍？洪峰曾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很優(yōu)秀的作家，他的《瀚�！贰稏|八時區(qū)》《和平年代》曾經給中國文壇帶來了很大的震動，難道他連幾千元的工資都不配領了嗎？看看我們的體制中有多少碌碌無為的人！況且他的家人正在得重病，我們連最基本的人性關懷都不應該給他嗎？
所以作家，和任何一個人一樣面臨最基本的生存問題。當然那只是最基本的問題，所以我要說我們的作家應該是：向下是錢——用它給生存提供保障，但這不是作家的本質和價值，他們向上應該是精神高度，這也是作家最重要的使命。因此作家其實應該得到更多的獨立思考的生存空間——包括用一定的物質來提供保障。
余地：你使用了最有尊嚴的權利
死亡，一個始終不能定性的事物。
——題記
造物主一直代行我們死亡的權利，我們從來沒有自己的死亡。
——題記二
古塔的最高點，有勇者氣魄之心。
——歌德
一個人的死去，對我們來說，一般都是從家庭、責任、親情等方面去評價。當你用精神向度和生命質量的廣角去關照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要與之產生矛盾。因為后來者的眼淚就在臉上，痛苦就在可以感知的心里。漠視它多少顯得不那么道德。
但我固執(zhí)地認為這不應該影響我們從生命和精神的角度去正視死亡。我們在一般情況下關注的是死亡那恐怖、丑陋、消極的一面。其實死亡有著它獨立的價值系統(tǒng)和審美的坐標。
我們都知道今天是一個極端物質化的社會，生命的本質元素已經被擠壓、被放棄。所以我們有很多人已經不敢在物質的縫隙里超越，去勇敢地到達最基本的、最廉價的、最被漠視的精神。
就是在這時候，余地死了。
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在詩歌日益被拋擲的今天，詩人的死往往會轟動。難道詩人的死比詩歌更美？更值得關注？？它反襯了當下社會什么樣的心理？
在知道余地死亡之前，說實話我沒聽說過這個很有才華的詩人。我去了他的博客才知道一些他的情況。一個已經在很多大刊物發(fā)表了許多詩歌的人。也讀了他的一些詩。很有才華，境界高邁，語言質地良好，詩性也優(yōu)異。我喜歡他的詩，他有一首關于詩人的詩是這樣寫的：
詩人
在這個年齡，詩來找他，像一個送葬的人。
面對敞開的墳墓，他醒悟，詩意像一道黑暗。
詩人，來自何方，去向何處？他寫著遺囑。
這里面多少有一些他的預兆和宿命。詩歌的空靈與超越，無法代替他面對生命的形態(tài)和生存的窘迫時的笨拙，甚至無能。
無論如何，當我聽到他的死亡消息，我無法無動于衷。這些年來我們聽到了過多的詩人的死。詩人的死亡多得幾乎像是謠言，但都是血淋淋的現(xiàn)實。古代有屈原追月，李白抱月。遠有海子臥軌，顧城舉斧。外有海明威、川端康成的終年不終。死亡好像成了詩歌的另一面，成了詩人的命運。為什么？？這是為什么？？？
我想我們應該看看先哲們是怎樣看待我們的生存的。
弗洛伊德在生命接近終點時說，當一個人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時，他就得病了，因為無論意義還是價值客觀上都不存在。一個人這樣做，只能說明他未得滿足的原欲過剩。
叔本華在他的《生命空虛說》里說：了解人生的幻滅是最正確的。做如是之想，則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所以他還說：人間的一切享樂都是空虛。
美國精神分析學家艾溫•辛格在他的《生命的迷惘》一文中，在對托爾斯泰晚年的悲劇意義進行追問時說，他留戀人生，并非出于怯懦，而是因為不知道為什么，他直覺到他的思想的“無效”。
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在他的《生與死之間的兩歧》里說：人的生命從其誕生到死亡，在人類的整個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剎那，但從人的愿望來說，總是渴求能實現(xiàn)他所有的潛力。這兩者之間產生了尖銳的沖突。他還說，人一旦意識到死，就會影響他的生活。
我不想再列舉了，我也無法知道余地真正死亡的內因。但我可以說，所有死亡的詩人們，以及所有有意識地去結束生命的人大都面對著一樣的局面，那就是，他的生存困境已經上升為了精神困境、生命困境，并且無法忍受。
我不知道在別人眼里今天的詩人是什么樣子的。我想做這樣一個比喻：物質和精神已經獨立形成了兩個相互之間沒有通道的高地，它們之間是深淵一樣的峽谷，也就是說它們之間有對峙的狀態(tài)。物質的高地上人滿為患，擁擠不堪；精神的高地上曠野廣袤，人煙稀少。而詩人正是一只腳在物質的高地上，另一只腳在精神的高地上。他的一生注定了要以深谷為鄰。一腳踏不好，又不想在世俗里茍且，就有可能墜落。
當一個詩人自殺，我們最習慣的也是最直接的評判就是詩歌殺死了詩人。我想沒那么簡單，但我也承認這是一個合理的表象，不過它僅僅是一個表象。有一個叫范穩(wěn)寫的懷念余地的文章說：“誰自殺了，都跟中國文學的希望沒有關系。只跟他的親人有關，跟他自己有關。在一個失去了鮮活生命的人面前，文學的希望算個屁。”在他的話里我看到了對死者親人的關懷，這很好。但我也看到了他對文學的誣咒。詩人自殺其實最終是社會綜合力量的結果。我更愿意相信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組成的社會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我們的集體化的污濁讓高潔美麗的詩歌承受了更多的污濁和其他不該承受的東西。而詩人的自殺更不可避免地激化了這一點。我們應該承認詩人的自殺展現(xiàn)的是詩人的姿態(tài)，很遺憾，它并沒有讓詩歌更美麗。
其實自殺是生命中一項普通而又特殊，特殊但也普通的行為選擇。是一個人整體生命價值觀中的最后一項價值認定。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一直面對著這樣的境況：在人間忍受，還是在天堂安息？我們一直在死亡和活著之間做著猶豫的抉擇，而缺少的往往只是勇氣。我們不能用長壽和短命來看待我們生命的質量和意義，有時候面對死亡比活著更容易，更有難度的往往是我們怎么活。我自己也一直這樣想，當生活欺負我到了我不能忍受的時候，也許我也會選擇結束。當然面對了斷，我會比面對生命中的任何一項選擇更慎重，但我決不回避它。死亡的美麗有時候會讓活著的污濁和丑陋汗顏。
正如同我們有活著的權利一樣，我們同樣有死亡的權利。而且這是一個有尊嚴的權利，為什么不可以用？但絕不能亂用。
記得伊拉克戰(zhàn)爭后，我一直想薩達姆東躲西藏，威嚴盡失，威風掃地，為什么不掏出槍來自殺？他死在槍口下不丟人，哪怕是自己的槍口。那應該是一個比較完美的結局，比他被美軍從地洞里狼狽地捉出來不知道多出多少倍的尊嚴，哪怕那時候剩下的只是他一個人的尊嚴。后來才了解到，他信仰的宗教不允許自殺。那樣會視為逃兵，視為懦弱。我因此就想，他信仰的宗教怎么這樣看待生命的結束方式？那它又如何看待生呢？？
當我們被剝奪了死的權利，就不可避免地要多承受太多的屈辱和丑陋。難道我們沒有不承受的權利？
所以不管怎么說，我還是堅持，余地使用了很有尊嚴的一種權利。我想我不是漠視別人的生命，更不是在別人的死亡里幸災樂禍。此時我是那么的莊嚴。我們國人應該更平靜客觀地對待生死觀。
當然我不理解的是余地自殺的時機。他的雙胞胎孩子剛剛出生。親子之情對我們人類有著無窮的力量的。難道他的選擇已經那么迫切？？——也許已經是真的那么迫切了。
是的，我們有著生死的權利，但也真的不能亂用。然而我們的社會更應該做到的是不要讓生的壓力迫近我們的生命，更不要讓死的壓力迫近我們的生命。干凈了我們精神和靈魂的大陸，才能干凈我們的世界。
詩歌在走遠，詩人在下墜。
余地，請記�。禾焯迷谏厦�，詩歌也在上面。
走遠的詩歌其實更加美麗，而且走遠的詩歌在帶著人類走遠。我始終堅信詩歌引領的地方遠比我們的腳下更美麗，所以應該有更多的人來做詩人。我發(fā)誓，我要做一個詩人，哪怕我也走進了一種宿命。
�。ā肚鄭u文學》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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