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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的社運界，不論是聯席會議或戶外活動，經�？梢钥吹揭粋�“阿公級”的老人：蒼白稀疏的頭發(fā)配上掛在鼻尖的老花眼鏡，被周圍的年輕人襯托得格外突出。這位人人叫他“Peter”的老人就是黃文雄，難以相信他就是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廣場飯店向蔣經國開槍的刺蔣案主角。

這位“刺客”于1995年年底潛返臺灣時，已經在海外流亡了32年。其后，黃文雄不像一些海外民主運動的出名人士，并沒有競選公職；他選擇擔任的是，當時只有兩名工作人員的“臺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

回到臺灣十余年來，他在國際上似乎反而更為人所知。例如1998年是“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國際人權界和聯合國于巴黎合辦“人權衛(wèi)護者高峰會議（Human Rights Defenders Summit）時 ，他是全球三百名代表之一。又例如2000年6月13日，《紐約時報》曾以半版刊出對他的專訪。

十幾年來，黃文雄打過不少場社運的硬戰(zhàn)，例如有關“國家安全法”第五五八號釋憲案、反國民卡案、反全民指紋建檔案、聲援蘇建和等死刑案……七十二歲了，他還是活躍于社運界的第一線。

1947年以來的臺灣，變化不可謂不大。變化之一是一個明顯可見的對照：一端是早期國家機器對于民間社會近乎完全的宰制，另一端是民主化后民間多元自主力量的茁長。黃文雄這位“刺客”出身的社運工作者，可以說是這個變化頗具戲劇性的樣本。我們且來聽聽——用他的說法——他的生平（biography）是怎么和歷史（history）相碰撞的。

我在1937年出生于新竹市外的湳仔（今湳雅）鄉(xiāng)下。最鮮明的童年記憶是二次大戰(zhàn)和二二八事件，正好橫跨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末年和國民黨政權的遷臺。

1940年代的“二戰(zhàn)”記憶

我的戰(zhàn)爭記憶，恐怕在臺灣也算得上不尋常，主要是因為湳仔離新竹空軍基地只有兩三公里，而我們家十米外就是通往空軍基地的專用鐵路。1945年，我上小學一年級時，盟軍已經開始轟炸臺灣了，空軍基地當然被炸得特別厲害。沒上幾天課，學校就關門了。村子雖然沒被炸到，但挖防空洞、跑空襲、看空戰(zhàn)，都是視聽味觸俱全的記憶。

那時一切以前線為優(yōu)先，島內物資匱乏，采用配給，嚴查黑市。找吃的是另一個難忘的經驗。有個場景至今仍然鮮明無比。有一天，附近的新竹糖場被炸，庫存的糖漿都流到旁邊的水田里。消息一傳出，我也提了兩個“鉛桶”趕過去。只見四周田野的地平線上都有人影朝糖場移動，糖場一片火光，因為鐵皮廠房高熱，鐵皮還一片片飛起落下，發(fā)出震耳的巨響，空氣里則夾著火藥和焦糖的氣味，簡直像黑澤明電影里的某些場景。對這四面八方而來的人潮，日本軍警不敢也無法阻擋，人們已經太久沒有嘗到糖味了。

另一件事則和一個日本少年神風特攻隊的孩子有關。那時日本軍力不濟，已經開始用部分木制的飛機，對盟軍船艦進行自殺式攻擊。這個孩子不過十幾歲，過兩天就要一去不回地出征了。這天他跑到村里來，想買一只小鴨帶上飛機，陪他赴死。他說出理由的時候，已經沒有平�？诔�軍歌、頸系白巾、揮舞軍刀的飛揚神采了�？墒谴謇锶擞憛捜毡救�，不肯賣給他，還是我母親看他可憐，替他說情，才幫他找到一只。我至今記得他手捧小鴨含淚離去時的身影。

我母親當時的心情，除了同情，恐怕也很復雜。我父親是工程師，那時被調去建造海防工程，因為替工人說話，被日本軍官找麻煩，還是他的日本老師出面幫忙才沒出事。因為殖民統(tǒng)治和現代化同時進行，臺灣人和日本人的關系其實極為復雜，目前臺面上的兩極說法都簡化得太厲害了。

我在外國參加過反戰(zhàn)與反核武運動，回到臺灣后也加入促進和平基金會，有許多觸動我的原因。兒時的“二戰(zhàn)”經驗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我目睹的二二八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fā)生時，我讀小學三年級。那時國民黨政權已經遷臺，桃竹苗還是一個縣（原來日據時期的新竹州），但縣政府改搬到桃園。我父親是建設局的水利工程師，配的宿舍就在縣政府旁邊，有機會親眼看到二二八事件當時在縣政府附近發(fā)生的部分。

當時民眾包圍了警察局，警方守在警察局里，馬路的另一邊是一個衛(wèi)生單位，少數帶有槍械（記得不超過五支）的民眾在那里布置了“陣地”。中間馬路上則聚集了很多民眾，看熱鬧的人固然很多，成群討論、辯論的也不少。有些人干脆在馬路上席地而坐，似乎蠻有秩序地開起會來。我就是在那里聽到有人說，他們怎么在日本投降后“修理”平日欺壓人民的日本警察和官吏。深夜民眾散去后，“雙方”才會互開幾槍。

不記得是哪天晚上，民眾占據了警察局后面的縣長宿舍，搬出東西在庭院燒。我還記得有鈔票，因為飛散的鈔票都有人撿回丟到火堆上，沒看到有人私吞。宿舍區(qū)內，我們都知道有哪些本省人家收留保護外省人，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似乎也是蠻自然的事。我認識的兩家外省人并不覺得需受保護，只是減少外出而已。

后來在基隆登陸的國民黨政府援軍南下掃蕩，晚上常聽到比較密集的槍聲，氣氛才恐怖起來。小孩子不懂事，還溜到“辦天池”釣魚，也因此看到載著被捆綁的“犯人”的軍用卡車，在公路上馳向龍?zhí)丁?

看過曾建民的《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臺灣》（2005年，聯經）的人都知道，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起，到10月1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率領七十軍兩個師抵臺前，有兩個月時間，臺灣屬于高度自治的狀態(tài)，多元的公民團體和社運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共同維護社會秩序，規(guī)劃戰(zhàn)后重建，表現出現代社會公民自我組織的能力。10月25日，陳儀履臺主持“光復慶祝大會”，臺灣人脫離殖民統(tǒng)治、重歸祖國的歡欣和熱情也達到高潮�？上н@個高潮不僅空前，而且絕后，不到兩年就發(fā)生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后的“清鄉(xiāng)”、白色恐怖和破世界紀錄的獨裁“戒嚴”統(tǒng)治）。

臺灣民主化后，經歷過像2004年臺灣領導人選舉，及2006年紅衫軍在凱道（凱達格蘭大道的簡稱）上的大規(guī)模民眾抗議后，社會秩序并沒有因此崩盤。如果當年接管臺灣的是一個比較有民主觀念、比較尊重人權，并且有能力因勢利導民間力量的政權呢？今天的臺灣會不會很不一樣？這是我回憶二二八事件時常會想到的問題。

叛逆的青春年少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乖小孩。小學就喜歡看雜書報刊，功課好的很好，壞的很壞。行為方面，說得好聽是比較有個性，說得難聽就是常常搗蛋鬧事。例如初中從臺北、新竹到嘉義，我就讀過三家初級工業(yè)學校，記過、退學、留級都經歷過。其中固然有青春期的反叛成分，但也有對那時制式教育規(guī)訓方式的厭惡。例如有次出事，就是因為我在市圖書館的舊報紙里，偶然看到一位老師曾犯過貪污罪被判刑的新聞。我把新聞撕下來，在他上課前貼到黑板上。學校罰我的理由是不尊重師長。

高中讀的是臺中一中和新竹中學，父母非常欣慰，但我并沒有因此乖多少。像在新竹中學，辛志平是位難得的教育家，學校的演講比賽除了代表組外，還特意設有志愿組。有次我參加了志愿組。講題是地方選舉，我已經忘了內容講些什么，但至少是冒犯了一位當小組長的國民黨劉老師。評分老師打分數的時候，辛校長上臺講評，還夸獎了我?guī)拙�，但臺下評分卻一直出不來，因為劉老師拒絕打我的分數。還是校長下臺去溝通，我才得了第三名。

當時年少輕狂，不知危險。同班有位歐姓同學，初中時就因為義民中學案被關過；另外，教地理的向老師和新竹女中教國文的陳老師都“犯過案”。但是劉自然事件發(fā)生的時候，我和竹中、竹女的幾位同學還是在暗夜裝成情侶，用彈弓石塊“攻打”美軍的“軍刀（機）俱樂部”和公園池邊的美軍招待所。要不是劉自然事件有其特殊背景和辛校長的保護，我們恐怕早就上黑名單了。

政治意識真正開竅

這些初高中時期的往事都有很重的“鬧事”的成分。雖然高中時就開始看《自由中國》，在政治和社會意識上開始開竅，卻是進大學以后的事。1958年，我考進政大新聞系，之后又讀了兩年新聞研究所。開始開竅有兩個重要的因緣：僑生朋友和外國朋友。

1962年的時候，認識了一位臺大的女僑生。玫（May）來自東南亞的富商家庭，本來被送到英國讀書，因為不慎懷孕，家里因此覺得還是臺灣最“安全”，被送到臺灣來。她的反叛性格很強，和我頗為臭味相投。玫雖然對政治興趣不大，卻因為個性豪爽，有幾個蠻特殊的僑生朋友。因為中國革命的影響，東南亞的共產黨運動華人很多，很多華僑家庭不免因此有人出事或被關被殺，為了不愿再有人犧牲出事，玫的這些朋友也被送到“最安全”的臺灣來。這些朋友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因為耳濡目染甚至幫過地下黨的親友做過傳信之類的工作，在政治上遠比臺灣學生成熟多了。通過玫和他們認識，我才第一次認清自己在很多方面（包括安全警覺上）有很多幼稚之處。有些禁書就是因為他們才有機會讀到的。

另一個因緣是來臺留學的美國朋友。我英文還好，認識了一群人。其中有幾個還參加過美國民權運動和正在興起的學生運動，成為好朋友。向他們借臺灣看不到的書報，談臺灣、談美國、談世界，所得遠比大學所能給我的有用多了。

我讀完第一年的研究，就提前去服預官役，這時候政治上已經懂事多了，對世界的認識也比較成熟。我在步兵學校受訓的時候，有件事值得一提，當時陸軍官校仿大學改制，也有了政治學之類的社會科學課程，匆促中找教師，居然把政大政治所畢業(yè)的好友謝聰敏（《臺灣自救宣言》的起草者），以及為《自由中國》寫過稿的李聲庭老師也找了去。步校就在官校隔壁，我有機會就去找他們玩。喝酒聊天之際，我們的主要游戲是為官校設計政治學的是非選擇題，目的是如何用校方不會注意的方式，灌輸憲政民主的基本常識。可惜沒有留下記錄，否則連基本常識的教學也要如此費盡心思，回頭重看，失笑之余，恐怕也會感慨萬千。

1960年代的美國游學

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1960年代的“自由中國事件”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繼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之后，連雷震先生這批前輩如此溫和的體制內改革訴求，都要受到如此嚴厲的迫害，這表示蔣家政權連最基本的思想、言論和結社的權利都不能容忍。而此后十年，國民黨的獨裁“戒嚴”體制果然也進入了超高壓“超穩(wěn)定”的時期。沒有停止思考的人，都不得不開始思考個人和“國家”的出路。

出路之一是美國。1957年，蘇聯領先送出“斯普特尼克”（Sputnik）衛(wèi)星，震驚了美國。政府開始花費巨額預算，大幅擴充大學的研究機構，并廣收外國研究生，連社會科學也因之沾光。這給了普通臺灣家庭的子弟有申請獎學金“出國”留學的機會。1964年，我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后來又轉學到康奈爾大學，都是拜“斯普特尼克”之賜。

1960年代又偏偏是美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越戰(zhàn)運動、女權運動、環(huán)保運動、大學改革運動……相繼崛起，在很多方面改變了美國社會，至今猶有余震，例如奧巴馬總統(tǒng)曾經投入組織社區(qū)工作，就是受到那個時代的影響。而掀起這波狂瀾的正是年輕人。震央雖在美國，歐洲也深受沖擊：像1968年，法國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就逼得戴高樂下臺，和同年約翰遜總統(tǒng)放棄競選連任互相輝映。

和當時的美國相比，臺灣簡直是死水一潭。我一到美國，不但眼界大開，而且如魚得水，一頭栽進了各種運動，一面參與，一面見習。

刺蔣的理由

在上述的運動里，我參與最深的是黑白青年結合，為黑人爭取基本人權的民權運動，堅持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學生運動，以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越戰(zhàn)運動。愈有機會親身體驗美國這種波瀾壯闊的運動，愈覺得蔣家政權超高壓且超僵硬的獨裁統(tǒng)治難以忍受。何況到1960年代末期，蔣家父子的皇朝接班計劃已經接近完成了，小蔣是比“院長”還有實權的“行政院副院長”，而且聽說他即將來美國做第五度訪問。

在決定是否刺殺他之前，我做過許多思考和分析。首先，如果臺灣是一個當權者繼承機制已經制度化的地方，我是不會去做這種事的。一個領導人走了，另一個馬上接班，新人或許比舊人還糟。其次，如果臺灣還有基本的思想、言論和結社等自由，我也不會去做，因為改革即使更為艱辛，從事人權和民主運動也同時是民間培養(yǎng)自我組織能力的必要過程，以及為民主建立厚實基礎的必要條件。但因為這兩個前提都不成立，我才決定進行刺殺的計劃。

我的目的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蔣介石不在了，蔣經國還是會有能力掌控臺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重新挑起國民黨內部權力斗爭，借此松動——只是松動——那一個“超穩(wěn)定”的高壓統(tǒng)治，希望為臺灣的政治社會發(fā)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此外，私心希望多少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個考慮，那時大發(fā)越戰(zhàn)財的臺灣已是美軍的后勤基地。

1970年4月24日，我向蔣經國開槍被捕，次年棄保逃亡，開始長達二十五年的地下流亡。

流亡與回歸

由于我在美國參與各種運動，國際朋友很多，那二十五年處處有人掩護照顧，除了不能回家，并沒有吃太多的苦。事實上，只要避免在媒體曝光，我還是能參加各地及國際的社運。1995年偷渡回臺灣后，既然臺灣已有言論、結社、集游等基本自由，十幾年來，我也就全心投入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正是廣義的人權和民主運動。

民進黨曾有派系幾次邀我參選不分區(qū)“立委”，我都沒有答應。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不重視政黨政治，正好相反，我認為它非常重要。但是，健康的民主還需要另一個根基，也就是，一個自主、多元、活潑的公民社會。這樣的社會不但是防止國家機器完全宰制民間社會（像威權時期那樣）的必要條件，它同時也是民主持續(xù)優(yōu)質化的基礎和指標；而社會運動正是達成這個目標的重要手段。臺灣的社運雖然還不夠蓬勃，但民主化開始以來，有多少問題不是它所率先發(fā)掘？有多少進步的政策和法律不是它所領先倡導，甚至施壓才有的？

這是我大半生一路走來的路，成就沒多少，但是似乎還是有某種一貫的邏輯。一個已經年過七十的老人，大概也只能以此自我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