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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胡適研究論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寫胡適的傳記。我仍然沒有答應，我仍覺得條件不夠成熟，寫不出自己可以滿意的胡適傳記。我只答應四川出版社，把原來《論稿》中的年譜簡編進一步充實，單行出版（原來，香港中華書局搶先把那個年譜簡編單行出版了，據(jù)說，銷路還不錯）。新編的《胡適年譜》于1989年出版，此書對于胡適研究者和其他對近代思想學術史感興趣的人，頗有參考價值，被引用得更多些。

1989年的風波過后，學界氣氛頗為滯重。但1991年是胡適100周年誕辰，我覺得應當做點什么，否則既對不起前人，也對不起后人。

1990年，有一次在院里出席一個會議。中間休息時，我同胡繩院長說，明年是胡適先生100周年誕辰�，F(xiàn)在盡管對胡適評價還有很大分歧，但胡適對中國新文化的影響是舉世公認的。如果沒有特別大的影響，當年也不會搞那樣大規(guī)模的批判運動�，F(xiàn)在知識界已有相當多的人開始對胡適有新的認識。我估計，為胡適誕辰百周年，海外一定有紀念活動，我們?nèi)绻�毫無舉動，是很不合宜的。我打算明年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以為紀念。您看是否可行？胡繩院長說：“我看沒有什么不可以。”隨后他又說，“過幾天我要召集歷史學片各研究所所長會議，你來列席參加，把你的想法在會上說一說�！蔽液芨吲d，答應一定參加，這說明我的想法已經(jīng)開始進入逐步實施的程序。我在歷史學片各所所長會議上，稍詳細地說明我的想法，以及關于舉辦胡適研討會的初步設想，結果獲得所有參會者的熱烈贊同。于是，胡繩先生便對我和近代史所的所長王慶成先生說，要我們就此事用近代史所的名義向院里打報告。這報告自然由我來起草。不久，院領導即批示同意，并撥一部分經(jīng)費支持。大約從1990年底到1991年春，我花了很多精力來籌備第一次全國規(guī)模的胡適研討會。

第一是聯(lián)系各地對胡適研究感興趣的學者，希望他們都能借此機會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有些人從1979年以來已陸續(xù)認識，有些散在各地的學者需要設法聯(lián)系。第二是選擇會議地點。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希望在胡適的出生地舉辦第一次研討會，這樣比較有意義。以后再舉辦會議，也都選擇胡適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至少是他足跡所到的地方來舉行。我和近代史所的科研處長一起專程到安徽去考察，先后在合肥、績溪、黃山等處停留�？兿獞�是首選，但那里舉辦學術會議的條件確實不是很好。但當我聽到績溪縣機關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員說：“耿先生，胡適研討會如果在首都北京舉行，我們沒有話說；但如果在其他地方，而不在績溪舉行，我們想不通�！边@句話令我十分感動。一個普通的績溪人，對他們的先賢有如此的情懷，這在當時，胡適在學界以外還遠沒有得到起碼的正名的時候，是非常難得的。這與他們的領導層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做領導的，總難免有種種顧慮。我決定即在績溪舉辦第一次胡適研討會，以紀念他一百周年誕辰。我相信，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會議是無論如何總可以開得好的。

原來準備在1991年的暑假期內(nèi)舉辦這次研討會，以便于在高等學校工作的學者參會。但很不巧，當年夏天績溪發(fā)生少有的大洪水，不得不改期在11月舉行。我在10月上旬，將所有會前籌備工作都安排妥當。10月14日，我離京赴武漢參加辛亥革命80周年研討會。會后趕往廣州，從那里出發(fā)去香港參加中文大學舉辦的胡適研討會。在那里，初結識陳方正先生、金耀基先生、劉述先先生、許倬云先生等，會后拜訪香港大學歷史系主任呂元聰教授和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倫霓霞教授。幾年前，吳教授曾邀請我訪問中文大學，因故未去，此番也算是踐履前約。我為香港之會提供的論文是《胡適的文化心態(tài)形成的歷史背景及其特點》（此文收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胡適與現(xiàn)代中國文化的轉(zhuǎn)型》一書）。

此次在港停留一周，回程在廣州停留一日，于11月2日從廣州直飛黃山，有汽車送我到績溪。績溪縣委書記提出兩條：他們縣政府不宜做合辦單位，可改稱協(xié)辦單位；他本人不宜擔任組織委員會的副主任。我知道他的意思，答應可以商量。

我為了會議能夠順利舉行，拜訪了績溪幾大班子的多位負責人。由于參與籌辦會議的近代史研究所的科研處長，臨時被某所長調(diào)去陪他去訪問俄國，以致會議一切會務幾乎都要由我一個人一一去實施，真是累得不輕。好在曾任人民出版社社長的前輩王子野先生特來參會，他本人是績溪人，在亞東圖書館工作時，曾見過胡適。有他在會，許多事比較好溝通。還有績溪縣政協(xié)副主席顏振吾先生，他本人也研究胡適，故會內(nèi)會外給我許多幫助。還有全體與會者都是學者，大家很合作。所以，這次會開得非常成功。

會議于1991年11月7日至11月10日在績溪賓館舉行。

我在研討會的開幕式上，講道：“胡適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和文化史上具有廣泛影響而又爭議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領域都有過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過去一個很長的時期，人們對他只有批判而無研究。十余年來，研究胡適的有關論著相繼問世，在海內(nèi)外產(chǎn)生了良好的影響。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適研究，將會在比較正常的學術研究氛圍下，不斷深入，取得更大進展�！蔽疫�指出，“學術研究應當避免華而不實的浮泛的感想之論，應當力求做到充分地占有材料，立論有據(jù)，扎扎實實�！�

會后編選的論文集，我取書名為《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胡適》，據(jù)說銷路非常之好，以至幾年之后，又再版一次。這在大陸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事，一次學術會議的論文集，竟然有再版的機會。

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全國絕大多數(shù)從事胡適研究的人和對胡適研究感興趣的人，得機會聚在一起，互相認識，互交朋友。這對以后推動胡適研究是很有意義的。因有這次成功的學術聚會，才有以后數(shù)年胡適研究的迅速推廣，才有胡適研究會的成立和《胡適全集》編輯工作的籌議。

1992年夏，我在北京邀請胡適研究有關學者開第二次研討會。這次會，有來自美國和臺灣的學者，如唐德剛先生、周質(zhì)平先生、陳宏正先生、趙潤海先生等參加；鄧廣銘先生和王子野先生也到會了。較早開始做胡適研究的學者，如易竹賢、朱文華、胡明、顏振吾、沈寂、曹伯言、季維龍、歐陽哲生、陳漱渝等二十幾位朋友都參加了會議。會議除了討論胡適思想議題之外，還形成兩點共識：大家都認為應當組織胡適研究會，以便開展活動；應開始籌議編輯《胡適全集》。

建立胡適研究會的事，比較容易辦。可以在民政部登記的一級學會—中國現(xiàn)代文化學會的下面設一分會，這樣可不必單獨申請逐級審批，很麻煩，而且說不定會在哪一級被擱淺。我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學會的常務副會長，可以兼一下胡適研究會的事。從此以后，我所發(fā)起和組織的所有胡適研究的活動，都是用胡適研究會的名義進行的。

編輯《胡適全集》的動議，安徽教育出版社最先做出回應。可能是1992年的秋天，該社的幾位領導人來北京找我，表示他們有決心擔任出版《胡適全集》的事，以后往返商議多次。我考慮此事由安徽的出版社來做是比較合適的。而教育出版社在當時都是比較財力雄厚的，承擔得起成本付出，所以，我同意同他們合作。

后來，在如何主持編輯工作等問題上，我和出版社的人意見不同。幾經(jīng)交換意見，結果仍按他們的意見，由出版社主持全部編輯工作。我的意思，由研究有素的學者組成的編委會來主持編輯工作，可能對于保證學術質(zhì)量有好處。既然由出版社主持工作，我就沒有多少責任了。我一向不愿做掛名的事，所以，提出辭去副主編的頭銜。出版社方面堅決不答應，隨后又有海內(nèi)外的朋友出面勸留。擔任主編的季羨林先生也打電話來，要我一定不要辭職。他甚至說，無論如何，你的名字一定要保留。在此情況下，我若再堅持辭職，似乎不近情理了。我雖身為副主編，實際上很少參與�！逗�適全集》于2003年出版，除了保留《胡適文存》（包括《胡適論學近著》）及《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獨立專著形式，是我一再堅持的原則之外，對其他方面，我都沒有資格承擔其責任。作為第一部《胡適全集》得以在大陸出版，盡管其中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其意義與價值還是不容抹殺的。對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參與編輯工作的所有學者的勞動，應當予以肯定。

1993年、1995年分別在青島和上海舉辦第三次、第四次胡適研討會。青島的會，得到當時在青島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的王書君先生的大力幫忙，會議圓滿成功。上海之會，是與華東師大歷史系合作舉辦的。其間，時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副主編的曹伯言先生做了大量的籌備工作。那次會議，參加的學者人數(shù)較多。我們第一次請到了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時的秘書傅安明先生到會，他對那一段時期胡適先生的生活與朋友交往知之最多。

青島會議的論文選編入我主編的《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輯中（1995年5月出版）；上海之會的論文選收在我主編的《胡適研究叢刊》第二輯中（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