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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zhàn)爭經常以民主與自由的名義發(fā)動。這樣的戰(zhàn)爭正發(fā)生在伊拉克，早先發(fā)生在越南。但當人們對一些戰(zhàn)爭區(qū)中因炮火而導致的人員傷亡做出解釋時，我們可能會受到很大的誤導而去相信戰(zhàn)爭確實是為了那些被轟炸國家的民主與自由。一個美國軍方收集的獨特數據集可以告訴我們，那些能夠被論證而且最全面的在越南的投彈量。這里是一個概要。

　　以越南為中心的印度支那戰(zhàn)爭，是人類歷史上最激烈的空襲事件，“從1964年到1973年8月，美國空軍向印度支那扔下了總計6612000噸的炸彈與其他火炮，美國海軍與海軍陸戰(zhàn)隊的飛機在東南亞增加了另外1500000噸。該總噸數遠遠超過了二戰(zhàn)與朝鮮戰(zhàn)爭期間所消耗彈藥的數量，美國空軍在二戰(zhàn)期間消耗了2150000噸彈藥——1613000噸投在了歐洲戰(zhàn)場，太平洋戰(zhàn)場上為537000噸，朝鮮戰(zhàn)爭中則為454000噸”。因此，越南戰(zhàn)爭的投彈量（按重量計算）是二戰(zhàn)中歐洲與太平洋戰(zhàn)場上的三倍，是朝鮮戰(zhàn)爭的大約13倍�？紤]到戰(zhàn)前越南人口大約為3200萬，也就是說，在沖突中，美國的投彈量轉化成了越南人均好幾百公斤的炸藥。

　　上面的段落，包括引自邁克爾•高登菲爾特的內容，取自于愛德華•米格爾和杰勒德•羅蘭，這些數字來源于美國軍方的數據庫，尤其是國防安全合作署（DefenseSecurityCooperationAgency）。它們被封裝在美國國家檔案館218檔案組里，由愛德華•米格爾和杰勒德•羅蘭從國防安全合作署批準的一個關于越南退伍軍人的美國基金會獲得。

　　我們確實可能受到巨大的誤導而去相信之前的轟炸是為了那個非常小而且很貧窮的國家——越南的民主與自由，或者換一個說法，是為了那些遭到轟炸的越南百姓。事實上，轟炸的發(fā)生不是為了推進民主而是因為缺乏民主。美國認為存在一些影響它自身利益的遙遠威脅，并設法去消滅那樣的風險。在民主國家內部，個人與團體經常面對來自其他人的遙遠威脅。敵人增長的財富將對你構成長期的風險，一些團體不斷增加的會員數長期來看也會讓你有同樣的感受，你的團體可能不會感到安全。薩達姆•侯賽因統(tǒng)治下的一些伊拉克人對庫爾德人也會有同感。但這些并不容許我們去攻擊并向那些群體投擲炸彈，因為民主政府不會允許自己僅憑猜測的憂慮就發(fā)動侵略；不論有多么敵對，民主政府對本國一個州所采取的侵略行為的程度，將會比它們對別國采取的侵略行動受限得多，此外，甚至在規(guī)范意義上，一旦人們意識到任何對自身的威脅就采取的侵略行為并不都是正當的。許多戰(zhàn)爭與世界的政治不穩(wěn)定就是，在沒有掌控全局的民主政府操控的情況下所發(fā)生事情的例證，而這實際上是一種全球水平下的例子，是經濟學家們相信的來源于完全沒有政府干預的烏托邦。

　　全球經濟是一個研究這個問題的極好領域，多虧過去兩千年科技的突破性進展，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在過去50年間大大推進，現今一段時間內，它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這意味著越來越大范圍的商品、服務與資本的跨國家流動，但并沒有伴隨著同樣程度的政治全球化。這是一個能夠動搖全球的危險環(huán)境，對于理論經濟學家而言，它強調了對政府和管理的至關重要的需求。

　　我們看到上面那些個人與團體完全只考慮自己的想法，積極追求他們自私的目標，這遠非社會最優(yōu)，并能夠把一個國家推向霍布斯式的混亂中。由于我們的全球管理體系是如此的薄弱，這些就是很可能發(fā)生在全球水平上的事情。

　　我想從強調這個問題的重要含義開始。一個已經被那些的確注意到它的人忽視或被摒棄了的全球化與技術進步的伴隨物，有著對全球民主的自然的腐蝕性作用。作為這個現象的一個結果，即使單個國家變得民主，那么全球民主的加總也很可能逐漸衰落。本章的目的在于提出以及辯護這個假說，評論它的結果，并對解決方法給出建議。

　　全球化經常被經濟學家們表達為經濟的集合。換句話說，憑借新的移動與傳播技術的興起以及貿易與資本流動障礙的逐步消除，現在從一國向另一國發(fā)送商品、服務與資本變得更加容易與便宜。這有一個巨大的優(yōu)勢并且可能導致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確實，世界上的許多人，例如中國和印度的百姓，已經從中獲益。通過簡單的訴諸看不見的手定理，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全球化看作完全好的事情，但那也可能會發(fā)生錯誤。一個對看不見的手定理有些機械和流行的利用如下：這個理論告訴我們，如果競爭性市場被允許運行而不限制個人自由的話，那么經濟的結果是（帕累托）有效的。我們都知道，由于許多人為的對單一民族國家創(chuàng)造的商品和服務流動的限制，全球經濟不完全是一個單一經濟。通過創(chuàng)造新技術以及改變政府政策，全球化正朝著解除這些障礙的方向前進，并向著單一的全球經濟緩慢地邁進。因此它正在朝著一個能夠應用看不見的手定理的世界移動，這無疑增加了我們對全球效率的希望。

　　全球化的潛在優(yōu)勢確實很大。但是這個論點有一些缺陷，包括一個著名的缺陷在內，也就是文獻中提到的次優(yōu)定理，這個定理表明，即使一個自由市場的競爭性均衡是最優(yōu)的，也不意味著我們朝它走的每一步都能使我們離最優(yōu)更近。換句話說，這可能涉及到非單調性（nonmonotonicities），也就是離競爭性均衡更近可能比離得更遠還要更加糟糕。但即使我們不考慮這個次優(yōu)的論點，也存在一個更加實際的問題。一個經濟體如何實際運行絕非簡單的個人選擇與理性的問題。政府總是扮演著提供公共產品，強制契約（市場運行的一個關鍵的基礎元素），以及阻止由不平等帶來的失控等角色。讀者或許會對這感到奇怪，考慮到在第四章聲稱的那樣，政府只不過是一件由個體公民的信仰組成的手工藝品。然而我們需要記住的是，這并沒有讓政府變得更不現實或者更不重要。

　　新興的全球經濟與單一經濟（例如美國或者印度）之間的一個關鍵區(qū)別，在于前者沒有政府，因為政治全球化明顯滯后于經濟全球化。我將要討論的問題就源自于這種異常。它（這種異常）的一個結果在于對民主的侵蝕以及對全球不平等的容忍，該種不平等是任何一個單一政府下的經濟都不能容忍的。前者已經在上一章討論過了，后者則正是以下所述的主題。

　　民主需要很多事物，包括多樣的政治與立法體系的存在，公民有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經濟政策形成的通道，以及歸根到底，某種心態(tài)。但是在民主的中心和它最簡單的形式中，民主要求人們有權利選擇誰來統(tǒng)治他們，以及每一個人的投票權都應該與其他人的投票權一視同仁的原則。即使這基本的準則會陷入悖論與迷惑，正如路易斯•卡羅爾，在他最開始作為道吉森的化身中，以及阿羅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證明的那樣。1但是這些要求的簡單性讓我們能夠很容易去核實一個社會是否滿足以上的基本原則。

　　接下來，差不多通過其定義，我們注意到全球化意味著一個國家和人民能夠對其他國家和公民的生活施加更大的影響。此外，一個國家影響另一個國家的力量絕非是對稱的，按照定義這并不對，但卻是一個事實。例如，美國能夠切斷古巴的貿易線，不僅僅通過縮減自身與古巴之間的貿易，而且通過懲罰性的行為以威脅那些與古巴有貿易往來及在古巴投資的國家。這不僅僅是一個假設的可能，1996年美國《赫爾姆斯—波頓法案》就是以上行為如何實際發(fā)生的證據。而另一方面，古巴在傷害美國經濟與政體方面所能做的很少。一個伊拉克人的福利可能更多地取決于美國選舉而不是伊拉克選舉的結果。

　　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誰是美國總統(tǒng)對普通智利人而言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當1970年9月4日，人民統(tǒng)一黨的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通過相對多數票贏得了智利大選，而后的10月4號，在決定性的國會選舉中，他漂亮地擊敗了自己的競爭對手——豪爾赫•亞歷桑德里，成為國家的總統(tǒng)，對于智利人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事件。但是仍然重要的或者可能對于他們更重要的卻是理查德•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總統(tǒng)——而智利人在該事件中沒有話語權。這個由民主選舉出的智利政府發(fā)起了深遠的改革，把富人與大公司的財富轉移分配給窮人。不論人們對這項政策能否持續(xù)幫助窮人持何種觀點，阿連德政府擁有人民的授權這一點卻是毫無疑問的。然而，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卻建立了臭名昭著的“40人委員會”來推進在智利的秘密行動——收購無線電臺、賄賂報紙以鼓動叛亂行為。最后，1973年9月11日，他們發(fā)動了一場致使數千人死亡或被宣布“失蹤”的暴力軍事政變。在總統(tǒng)府——拉莫內達中，阿連德通過一個咔咔作響的廣播最后一次向他國家的公民講話，廣播的背景中夾雜著炮火聲：“麥哲倫電臺肯定會變得沉默，你們將不會再收到我平靜的金屬聲音。這沒關系，我永遠和你們在一起……人們總會超越叛國者強加給我們的這一悲苦的時刻……”很快叛軍領導攻入了拉莫內達并殺死了阿連德。在9月13日，臭名昭著的軍隊將領——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成為了智利總統(tǒng)，一個國家的民主就這樣被殘忍地壓碎了。

　　隨著世界的收縮，強勢政府設計出各種影響別國公民生命的工具和方法，一國百姓將不再能夠選擇他們自己國家的領袖。由于民主要求選擇影響你一生的領袖的能力，在一個像今天一樣的全球化世界里，尤其是那些弱小國家的公民，需要有能力在強大與富有國家的選舉中投票。漢斯•布里克斯，這位曾經的聯(lián)合國巡視員與瑞典國民，在被《紐約時報》的黛博拉•所羅門問到美國總統(tǒng)的選舉時，說：“我認為我們外國人在你們下一次選舉中可能也應該有投票的權利，因為我們是如此地依賴你們。”由于那樣的跨國投票沒有發(fā)生，全球化必然會引發(fā)全球民主的衰減。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正如一個假設的建議，跨國選舉聽起來很幼稚，而且不像是世界歷史的這一階段能夠發(fā)生的事情，因此它能夠被提出而不考慮對荒謬言論負責，但這樣的制度同樣有它的陷阱和缺陷。并不出人意料，異國投票并不是我一直推薦的。同樣，這并不應該阻止我們意識到在它缺乏的情況下，如果選舉規(guī)則是只有哥倫比亞特區(qū)的居民才被允許選舉整個國家的總統(tǒng)，那么世界也能夠與美國一樣民主。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思考其他支撐全球民主的方式，其中的許多內容都需要創(chuàng)造新的全球體系、協(xié)議、國際法系統(tǒng)，以及一些創(chuàng)造性的對現存國際組織的重組。我將在這一章的后面開始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