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權力”應該力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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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只有“權力”，沒有“權利”
這里說的“權利”是指公民權利；“權力”則指政府及一切能夠控制或影響公民個人的權力，也就是公共權力。權利、權力兩個詞不僅發(fā)音相同，而且屬于極易混淆的范疇。“權力”這個詞是自古就有的，《漢書•貨殖傳》寫到成都大商人羅裒，帶著數(shù)百萬金錢在長安做生意，攀附權貴，“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寫出當時商人經營與權力勾結的情狀�？梢�“權力”是實實在在的，它是以力量為后盾的，權貴就是以國家暴力為背景的。而“權利”作為一個詞，雖然中國古代也有，甚至出現(xiàn)得更早�！盾髯�•勸學》中講到善學的至善至美境界時說，這是“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這個“權利”是僅現(xiàn)實中存在的權勢與財貨，與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法律意義上的、民眾應該享受到的“權利”在字面意義上相同，但兩者是有根本區(qū)別的。現(xiàn)代法律意義上的“權利”在于承認民眾是國家的主人，政府的建立是征得民眾同意的，從而權力在本質上應該是屬于民眾的，政府的權力是由民眾的“權利”讓渡出去的，因此政府工作人員應該無條件承認民眾的權利，這種觀念古代中國是沒有的。
雖然古人也說“天生烝民而立之君”，但實際上自秦始皇以來，國家成為一家一姓的私有物，荀子“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荀子•榮辱》）。陳亮說得更明確：“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宋史•陳亮傳》）普天之下的一切財富都屬于皇帝，子民的一切都托庇于皇帝的恩賜。在這種情況下百姓還能有什么權利呢！因此傳統(tǒng)文化中就很少有權利意識，現(xiàn)代的權利意識是由西方傳來的。
古代“羅馬法”中規(guī)定具有人格（“羅馬法”中人格是由自由權、市民權和家庭權構成的）的自然人都享有一定的權利和須盡一定的義務。義務和權利是相對應的。“享有權利”這個破天荒的意識是隨著歐風東漸、西學傳入才為大家所知的。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享有權利”問題上幾經反復，這個詞才逐漸被人們認識。
由西方引進的“權利”（right）這一概念如何翻譯，吳思認為譯成“權分”比較接近原義（見《博覽群書》2006.8），目前還有爭議。我理解的所謂“權利”也就是文明社會里人們應該享有的那份東西，它包括權力和利益。
歷朝歷代都有法律，但哪朝哪代的法律中也沒有寫入人們應該享有的權利。因此古代的法律是以義務為本位的，所載的都是人們所應付出、所應遵守的條款，至于這些付出和遵守會給人們帶來什么，沒有人追究和思考。在現(xiàn)代人看來，那時的人們只是湊合活著，茍全性命而已�？墒怯捎谖覀冊诨蕶鄬Ｖ粕鐣畹锰茫M入了現(xiàn)代，還不免有許多前現(xiàn)代的東西存在。十七大上之所以強調了表達權、知情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等公民的合法權利，就是因為這些很早就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權利長期以來受到忽視、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不僅有些社會管理者踐踏公民權利，就是民眾本身也缺少權利意識。
從沉寂到覺醒的權利意識
現(xiàn)代所說的權利可分兩部分：一是與生俱來的，如生存權、發(fā)展權等，這是“天理”，是生而為人所必有的；二是人們組成平等共和的社會時約定的產物，如民主社會中的種種公民權利，我稱之為“人理”。前面所說古人沒有權利意識，并非說古代的統(tǒng)治者連“天理”也不承認。古人云“天之大德曰生”，不僅認同人的生命權，而且澤及萬類，但是他們卻不允許個人向統(tǒng)治者主張和要求權利，因為在父權（君權是父權的延伸）社會里，兒女的權益包含在父親的“義務”之中了，一個合格的家長要考慮到子女的方方面面。因此一旦子女有所要求，家長會感到詫異：“我都替你考慮到了，你還要求什么？”而且一要求就有了不敬和犯上的嫌疑，于是兒女的權利在溫情脈脈中被剝奪了。“國”是擴大了的“家”，自然也是如此。儒家在設計不同層次的人群（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關系時都是這樣認定的，也即主導方面（君、父、夫、兄）要顧及臣、子、妻、弟的利益。然而儒家沒有說如果主導方面不顧及處于下位者的權益，也就是違背了“天理”怎么辦？看來“在下位者”只有等待，不能主動索取。對于統(tǒng)治者認同的“天理”，尚且如此；至于那些只有現(xiàn)代民主社會才有的公民權利當然更不會出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思考之中了。
因為缺少本土文化資源的支持，所以權利意識在人們心中生根是很困難的。應該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權利意識，再度覺醒，從往日的理性認識逐漸化為一種現(xiàn)實的需求，并越來越多地得到執(zhí)政者的理解。然而使權利真正成為調節(jié)社會生活的“權”（秤砣），還需要執(zhí)政者與民眾的互動。我們是公民，不是“清官”治下的臣民（現(xiàn)在有人反對稱公民為“老百姓”是有道理的），不能期待“清官”施惠，要時刻牢記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而且公民權利的邊界是十分遼闊的，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以去做（道德上應考慮到不要傷害他人的權利）。權利的實現(xiàn)是我們過正常的、文明生活的保障。
胡適先生講到言論自由權利時說，權利不會因為寫在法律或憲法的條文上，就可以得來，要得來還是要積極爭取，因為權力往往會設限妨礙權利的實現(xiàn)，這是從民眾角度說的；從政府方面來說，就是要尊重民眾的權利，要依法行政，因為法律中考慮到對民眾權利的保護，從而界定了權力的邊界。民眾在生活中如果不關注和行使自己的權利，權利就只是寫在法律上的一個條文。當然政府也應該為公民實現(xiàn)權利提供必要的平臺。
處于強勢的權力
如果說公民不主動爭取權利，權利就是子虛烏有，而權力卻是實實在在的。它處于強勢，是一種社會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公共權力每天都在運行，固然這些運行是為了公眾利益的，是為公眾提供服務的。但支配權力運行的都是個人，就難免夾帶有個人利益。試想一些人為什么熱衷于跑官、要官、買官，是爭著做奉獻？這種赤裸裸地追逐中必然有其個人利益。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在他的《權力的分析》中說：“人們追逐權力不僅是因為權力能滿足個人的利益、價值或者社會觀念，而且還有權力自身的緣故，因為精神的和物質的報酬存在于權力的所有和使用之中。”可見權力自身的運作和使用就在生產著物質利益和精神報償。有權的人不僅能夠借助權力發(fā)財致富，還可以任意擴張自己的意志，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如縣委書記搞閱兵儀式；市委書記開會歸來，傾城“歡迎”之類，在外人看來可笑，而本人卻當作個人意志伸張的享受。這雙重利益的實現(xiàn)必然要傷害或侵犯公共權利，從而傷害到公民的權利。
權力還有一種自我擴張的特質，掌握權力的人往往會越權辦事，特別在中國，公共權力幾乎是囊括一切領域的。嚴復曾說：“中國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親、師之眾責”，這樣，民眾則“無尺寸之治柄，無絲毫應有必不可奪之權利。”（嚴復編譯甄克思《社會通詮》）在這種傳統(tǒng)支配下，公共權力實施過程中只要不出現(xiàn)明顯傷天害理之事，一般都不會受到質疑，它越出行政領域，波及到其他領域更被認為是常情。權力的這些特質如不加以限制、制約，就會形成一權獨大，傷害到民眾權利。限制權力最重要的手段是法律，法律上沒有準許的就不能去做。
民主社會中，權力出于公民的權利，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可是在目前的任命制下，許多官員認為其手中的權力來自于上級的信任，因而使“權為民所用”的方針受到不應有的忽視。因此，如何改變官員的產生機制、界定官員的權責應該是目前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
權利、權力，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內涵、外延卻迥然不同，一個軟，一個硬，一個虛，一個實，一個為多數(shù)人所擁有，一個為少數(shù)人所掌握……在現(xiàn)代文明社會里，后者出于前者，因而后者應該力挺前者，使權利實在起來、堅挺起來，這是實現(xiàn)和諧社會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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