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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宗教都有自己對于時間的理解，中國早期的本土思想中，也有濃厚的相對時間觀念，好比《莊子》中說，“夏蟲不可以語于冰”，一般的解釋都從貶義色彩去考慮，如“目光短淺”、“見識孤陋”云云，但實際上《莊子》這一句后云：“篤于時也。”這里面并沒有多少譏笑的含義，更多的是一種自然的、樸素的“相對時間論”�；蛟S博學(xué)的愛因斯坦也看過英譯本的《莊子》受到啟發(fā)？亦未可知呢。

而佛教中關(guān)于時間的描述，則更為精微。按照佛教的解釋，在釋迦入滅之后，約可分為三大時期（three ages of Buddhism）：正法期、像法期、末法期。雖然關(guān)于釋迦牟尼入滅的時間推算不一，導(dǎo)致三個時期的準(zhǔn)確時間在佛教各派中尚未統(tǒng)一說辭，不過大抵可以認(rèn)為：正法期（the true Daharma age）—“千年”（1000年），像法期（the imitation Daharma age）—“千年”（1000年），末法期（the last Daharma age）—“萬年盡未來際”（超過10000年）。這本是紀(jì)元前印度對于正法滅盡的憂慮，隨著六朝時代大量佛經(jīng)的譯出，也引起了中國有心者的注意。但他們的分期法不同，如唐人所修《隋書經(jīng)籍志》有云：“然佛所說，我滅度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就把第一正法期規(guī)限為500年。末法思想的典籍根據(jù)，主要是那連提耶舍在鄴城譯出的《大集月藏經(jīng)》，特別是里面的《法滅盡品》，譯書時間是556年，即北齊天保七年。

所謂“正法”，是指佛教（教）、修行（行）、果報（證）三者齊整的時代；“像法”指證已不存，只有教與行；而最后一期的“末法”（梵語，saddharma-vipralopa）尤其引人注意，指行與證皆不存，只有教的時代。接著到了最后，連教也不存之時，就是所謂的“法滅盡”時期。在佛法完全消失之后，類似于基督教救世主色彩的、重新拯救全人類的，則是彌勒佛降生。力闡這一思想的，正是《大般涅槃經(jīng)》（簡稱《涅槃經(jīng)》）。今廣州南越王博物館還藏有一份“隋代《大般涅槃經(jīng)》寫本”，可以證明在六朝后期至隋唐，這一思想在社會上的流行。

大略說來，末法之說自北齊時代即已盛行。六朝后期陳代的慧思，于《南岳思大禪師立誓愿文》中自記生于末法第八十二年，并書寫金字《般若經(jīng)》等，誓傳至彌勒佛之世，就是一種在末法期的苦難等待吧！慧思后來被尊為天臺宗的祖師。隋代僧人信行倡導(dǎo)“三階教”，以正法為第一階、像法為第二階、末法為第三階，認(rèn)為于末法時當(dāng)修普法。唐代道綽、善導(dǎo)等人亦謂當(dāng)時已入末法，而主張“時教相應(yīng)”之必要，并勸時人當(dāng)以懺悔念佛為事。日本方面，源信、源空諸師亦皆鼓吹末法思想，尤以日蓮宗為最力，今日猶然。

《涅槃經(jīng)》梵語是Mahāparinirvāna Sūtra，涅槃本身的意思為滅、寂滅、不寂不滅。炎鳳凰與涅槃也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據(jù)北京大學(xué)季羨林譯印度作品《羅摩衍那》，鳳凰“集香木自焚，復(fù)從死灰中更生”便是此意。年輕的郭沫若在民國年間留學(xué)日本，有感于舊中國的腐敗與落后，痛切希望祖國能像鳳凰一樣，于烈火中得到重生，于是寫下了名篇《鳳凰涅槃》，過了近一百年后再來讀它，依舊有強(qiáng)烈的震撼力。

總之，所謂正法與像法，本是印度佛教固有的思想，而末法期的思想，大致在中國六朝時代，由印度發(fā)源，并迅速傳入中國，也影響到了東亞諸國，比如入唐八家之一的日本僧人最澄，據(jù)說也有一部《末法燈明記》。伴隨著末法時代的到來，利用彌勒佛思想進(jìn)行起義的事件，在北朝至隋唐時代多有發(fā)生。

佛教史上有“三武滅佛”之說，除卻第一次的北魏太武帝外，差不多都是發(fā)生在末法思想盛行的時代中，具體來說，即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因為這三位力壓佛教的帝王，他們名號中都帶一個“武”，故有“三武”之合稱。從第二次北周武帝的滅佛運(yùn)動開始，末法思想已經(jīng)傳播開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間的近百年間，佛教則再次復(fù)興。

有意思的是，北周武帝曾經(jīng)對一位還俗僧說過：

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fēng)教，殊乖中國，僅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fēng)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這位有著鮮卑族血統(tǒng)的帝王，居然說自己“朕非五胡”，可見是有心做個中原式的傳統(tǒng)帝王了。只不過這位北周武帝在率軍抗擊突厥時，急病而死，其繼承者又重新尊奉佛法。隨后，代北周而起的隋王朝，也是意欲復(fù)興佛教，之后到盛唐，佛法得以大盛。

相對于北周來說，北齊不僅經(jīng)歷了末法，也很快體驗到了亡國的痛苦。為了拯救末法，佛教徒們在中國東部發(fā)展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三階教、凈土宗的興起。北齊的著名僧人靈裕，開始在河南省寶山石窟刻《大集月藏經(jīng)》。隋代大業(yè)年間，又有靜琬在今北京西南郊區(qū)的房山營刻全部之《大藏經(jīng)》……如此的石刻歷代不衰。遙想末法時期僧人們的壯舉，實在令人感慨萬分！

在中國末法思想興起的約五百年后，日本認(rèn)為自己國家也迎來了末法期。與中國、朝鮮半島營造石經(jīng)不同，日本則獨(dú)創(chuàng)出了經(jīng)塚來拯救末法時代。所謂“經(jīng)塚”，即將經(jīng)書謄寫完畢后，裝入金屬制的經(jīng)筒內(nèi)，埋入土中，在其上部再營造小型六角石塔。至今日本的神社、寺廟、名山的路側(cè)亦常能看到這類石塔，不過很多人對其在古代的作用，早已不甚了然，只是當(dāng)作一處景點(diǎn)而已了。

接下來登場的，是于末法期誕生的炎鳳凰，大唐帝國的前身—隋王朝。